幾天之後，我在聖薩爾瓦多跟兩個弟弟和他們的家人道別，離開故鄉前往法國。那是三十多年前了。從那之後，我就流亡在外。
[1] 西班牙第二共和國（1931-1935）是西班牙歷史上第二個國家元首和政府領導均由人民選舉產生的時期。
[2] 法文中，第二人稱有敬稱與暱稱，使用暱稱意味著彼此的關係有大進展。——譯者注
[3] 加彭西部城市。
第十二章 流亡，以及流亡以外的
我們要跋涉多遠，經過陌生的國度，感覺如此疲憊。
這個充滿戰爭和革命的世紀，世人多少次目睹悲劇性的逃亡，看著難民大批逃離故鄉！每一場大逃亡都是人類苦難的長篇故事，一九三九年初，反對法西斯主義的西班牙難民的逃亡尤其駭人。在嚴冬中，五十多萬名難民越過庇裏牛斯山，男女老幼在酷寒中吃力地穿過山中狹路。離開巴塞隆納的路上全是大批難民，有些搭乘汽車、卡車和馬車，另有成千上萬的人徒步而行，帶著少得可憐的隨身物品。許多患病和年邁之人在這個悲哀的行列中死去。夜裏，在冰冷的雨雪中，難民睡在鄉間道路上，或是公路旁邊的原野上。逃往法國邊界的途中，他們挨餓受凍，還一再遭到法西斯分子飛機的轟炸。
而西班牙最優秀、最高貴的人民就在這批難民當中，士兵和詩人、工人和教授、法官和農民，他們擁護自由，不願向暴政低頭。
你或許會以為當這些受苦的勇敢人民抵達法國後，他們會得到同情和尊敬。唉，事情卻並非如此。法國的達拉第政府是不久前和希特勒簽署《慕尼黑協定》的同一批政治人物，他們對這群反抗法西斯的難民沒有太多同情，之所以不情願地給予西班牙共和國人民政治庇護，乃是迫於輿論壓力。這些邊境發生的事，都是那些飽受驚嚇來到巴黎見我的同胞告訴我的。「我們的同胞被送進有武裝警衛的集中營裏，」他們告訴我，「他們受到的待遇非常不公正，就仿佛他們是敵人或罪犯。」我簡直不敢相信居然會有這種事，可是沒多久我就親眼看見了那些集中營。
我在內戰即將結束前抵達巴黎，我親愛的朋友莫裏斯·埃森伯格夫婦堅持要我住在他們家。他們以善良心靈的溫暖，滿懷愛心地照顧我。然而，再多的關懷也無法撫平我心中的痛苦。席捲祖國的那場災難淹沒了我。我知道佛朗哥在巴塞隆納和其他城市展開的報復行動，也知道有幾千名男女遭到監禁或處決。暴君和邪惡之人把我心愛的國家變成了一座巨大的監獄。起初我不知道我兩個弟弟和他們家人的情況，我聽說法西斯部隊占領了我在聖薩爾瓦多的家。想像這些事情實在太過可怕，但我無法將它們從腦海中逐出。這些事在我心中洶湧起伏，仿佛自己淹沒其中。我把自己關在房間裏，放下所有的窗簾，坐著凝視黑暗。也許我希望在黑暗中遺忘這一切，從而減輕痛苦。然而，無窮無盡的景象在我眼前閃過：我在戰爭中目睹的恐怖、兒時的情景、親愛之人的臉孔、廢墟中的城市、哭泣的婦孺。我在房間裏待了好幾天，走不出房門。我沒辦法見任何人，或是跟任何人交談。也許我正瀕臨瘋狂或是死亡，我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氣。
最後，埃森伯格夫婦說服我跟一位來自巴塞隆納的老友瓜羅見麵。後來他告訴我見到我時他有多麽震驚，他幾乎認不出我來。他跟我談了好幾個鍾頭。「你不能再待在巴黎了，」他說，「你得馬上離開。」他勸我到法國南部的一個小村莊去，在靠近西班牙邊界的法屬加泰隆尼亞。這個村莊的名字是普拉德。「你知道的，在那裏很多人都會說我們的語言。」他說，「你會覺得自己是在加泰隆尼亞。」我說這沒有用，但他很堅持。「你會跟那附近難民營裏的同胞靠得很近。他們需要你的幫助，他們迫切需要幫助。」最後我同意前往。
於是，一九三九年春天，我來到了普拉德。當時我無法想像自己將會在這個庇裏牛斯山的小村鎮上度過十七年歲月。盡管心懷悲傷，但我還是在周遭環境中找到安慰。蜿蜒的卵石道路、紅瓦白牆的房舍，還有當時正在開花的金合歡，普拉德就像我兒時熟悉的加泰隆尼亞村莊。鄉間的風景我也同樣熟悉，果園和葡萄園構成的美麗圖案，峭壁聳立的荒野山巒，古老的羅馬時期的碉堡和中古時代修建的修道院矗立在山邊，有些地方就像是我故鄉的翻版。的確，幾世紀以前，這個地區曾經是加泰隆尼亞王國的一部分。
我在普拉德僅有的一家旅館租下一個房間。旅館名叫豪華旅館，設備也許不算堂皇，但是從我的小房間望出去的景色肯定配得上一位國王。就在附近，卡尼古山高聳入雲，這座壯麗的山對加泰隆尼亞人具有特殊的意義，我們深愛的加泰隆尼亞詩人哈辛托·貝達格爾就曾用詩歌歌頌它。山頭上棲息著聖馬丁修道院，孤絕而雄偉，是居弗瑞公爵於十一世紀時所建。這位公爵的曾祖父創立了加泰隆尼亞王朝，根據傳說，他設計了加泰隆尼亞的旗幟，黃底上有四道紅色條紋。他在戰役中受了重傷，用手指蘸了自己的血，在他的盾牌上畫出四道條紋，宣稱：「這就是我們的旗幟。」
抵達普拉德後不久，我去了幾座難民集中營。在那兒附近有好幾座，分別位於裏夫薩爾特、維爾內、勒布盧、塞普特豐德、阿赫萊斯，西班牙難民被限定居留在那兒。我所目睹的情景不啻於但丁《神曲·地獄篇》中的景象。成千上萬的男女老幼被迫像動物一樣群居在一處，四周被帶刺的鐵絲網圍住，住在——如果你認為這樣也稱得上是「住」的話——帳篷和搖搖欲墜的陋舍中。那裏沒有衛生設備，也沒有醫療設施，缺乏飲用水，幾乎沒有足夠的食物讓住在裏麵的難民免於挨餓。阿赫萊斯的難民營就很典型。十多萬難民群聚在海灘沙丘之間的空地上。雖然是冬天，卻沒有任何遮蔽，許多人在濕濕的沙地裏挖了洞，抵禦驟雨和寒風。他們用來生火取暖的浮木很快就用盡了，許多人由於露宿、飢餓、疾病而死。在我抵達時，佩皮尼昂的醫院裏仍舊滿是病患和瀕死之人。
[1] 西班牙第二共和國（1931-1935）是西班牙歷史上第二個國家元首和政府領導均由人民選舉產生的時期。
[2] 法文中，第二人稱有敬稱與暱稱，使用暱稱意味著彼此的關係有大進展。——譯者注
[3] 加彭西部城市。
第十二章 流亡，以及流亡以外的
我們要跋涉多遠，經過陌生的國度，感覺如此疲憊。
這個充滿戰爭和革命的世紀，世人多少次目睹悲劇性的逃亡，看著難民大批逃離故鄉！每一場大逃亡都是人類苦難的長篇故事，一九三九年初，反對法西斯主義的西班牙難民的逃亡尤其駭人。在嚴冬中，五十多萬名難民越過庇裏牛斯山，男女老幼在酷寒中吃力地穿過山中狹路。離開巴塞隆納的路上全是大批難民，有些搭乘汽車、卡車和馬車，另有成千上萬的人徒步而行，帶著少得可憐的隨身物品。許多患病和年邁之人在這個悲哀的行列中死去。夜裏，在冰冷的雨雪中，難民睡在鄉間道路上，或是公路旁邊的原野上。逃往法國邊界的途中，他們挨餓受凍，還一再遭到法西斯分子飛機的轟炸。
而西班牙最優秀、最高貴的人民就在這批難民當中，士兵和詩人、工人和教授、法官和農民，他們擁護自由，不願向暴政低頭。
你或許會以為當這些受苦的勇敢人民抵達法國後，他們會得到同情和尊敬。唉，事情卻並非如此。法國的達拉第政府是不久前和希特勒簽署《慕尼黑協定》的同一批政治人物，他們對這群反抗法西斯的難民沒有太多同情，之所以不情願地給予西班牙共和國人民政治庇護，乃是迫於輿論壓力。這些邊境發生的事，都是那些飽受驚嚇來到巴黎見我的同胞告訴我的。「我們的同胞被送進有武裝警衛的集中營裏，」他們告訴我，「他們受到的待遇非常不公正，就仿佛他們是敵人或罪犯。」我簡直不敢相信居然會有這種事，可是沒多久我就親眼看見了那些集中營。
我在內戰即將結束前抵達巴黎，我親愛的朋友莫裏斯·埃森伯格夫婦堅持要我住在他們家。他們以善良心靈的溫暖，滿懷愛心地照顧我。然而，再多的關懷也無法撫平我心中的痛苦。席捲祖國的那場災難淹沒了我。我知道佛朗哥在巴塞隆納和其他城市展開的報復行動，也知道有幾千名男女遭到監禁或處決。暴君和邪惡之人把我心愛的國家變成了一座巨大的監獄。起初我不知道我兩個弟弟和他們家人的情況，我聽說法西斯部隊占領了我在聖薩爾瓦多的家。想像這些事情實在太過可怕，但我無法將它們從腦海中逐出。這些事在我心中洶湧起伏，仿佛自己淹沒其中。我把自己關在房間裏，放下所有的窗簾，坐著凝視黑暗。也許我希望在黑暗中遺忘這一切，從而減輕痛苦。然而，無窮無盡的景象在我眼前閃過：我在戰爭中目睹的恐怖、兒時的情景、親愛之人的臉孔、廢墟中的城市、哭泣的婦孺。我在房間裏待了好幾天，走不出房門。我沒辦法見任何人，或是跟任何人交談。也許我正瀕臨瘋狂或是死亡，我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氣。
最後，埃森伯格夫婦說服我跟一位來自巴塞隆納的老友瓜羅見麵。後來他告訴我見到我時他有多麽震驚，他幾乎認不出我來。他跟我談了好幾個鍾頭。「你不能再待在巴黎了，」他說，「你得馬上離開。」他勸我到法國南部的一個小村莊去，在靠近西班牙邊界的法屬加泰隆尼亞。這個村莊的名字是普拉德。「你知道的，在那裏很多人都會說我們的語言。」他說，「你會覺得自己是在加泰隆尼亞。」我說這沒有用，但他很堅持。「你會跟那附近難民營裏的同胞靠得很近。他們需要你的幫助，他們迫切需要幫助。」最後我同意前往。
於是，一九三九年春天，我來到了普拉德。當時我無法想像自己將會在這個庇裏牛斯山的小村鎮上度過十七年歲月。盡管心懷悲傷，但我還是在周遭環境中找到安慰。蜿蜒的卵石道路、紅瓦白牆的房舍，還有當時正在開花的金合歡，普拉德就像我兒時熟悉的加泰隆尼亞村莊。鄉間的風景我也同樣熟悉，果園和葡萄園構成的美麗圖案，峭壁聳立的荒野山巒，古老的羅馬時期的碉堡和中古時代修建的修道院矗立在山邊，有些地方就像是我故鄉的翻版。的確，幾世紀以前，這個地區曾經是加泰隆尼亞王國的一部分。
我在普拉德僅有的一家旅館租下一個房間。旅館名叫豪華旅館，設備也許不算堂皇，但是從我的小房間望出去的景色肯定配得上一位國王。就在附近，卡尼古山高聳入雲，這座壯麗的山對加泰隆尼亞人具有特殊的意義，我們深愛的加泰隆尼亞詩人哈辛托·貝達格爾就曾用詩歌歌頌它。山頭上棲息著聖馬丁修道院，孤絕而雄偉，是居弗瑞公爵於十一世紀時所建。這位公爵的曾祖父創立了加泰隆尼亞王朝，根據傳說，他設計了加泰隆尼亞的旗幟，黃底上有四道紅色條紋。他在戰役中受了重傷，用手指蘸了自己的血，在他的盾牌上畫出四道條紋，宣稱：「這就是我們的旗幟。」
抵達普拉德後不久，我去了幾座難民集中營。在那兒附近有好幾座，分別位於裏夫薩爾特、維爾內、勒布盧、塞普特豐德、阿赫萊斯，西班牙難民被限定居留在那兒。我所目睹的情景不啻於但丁《神曲·地獄篇》中的景象。成千上萬的男女老幼被迫像動物一樣群居在一處，四周被帶刺的鐵絲網圍住，住在——如果你認為這樣也稱得上是「住」的話——帳篷和搖搖欲墜的陋舍中。那裏沒有衛生設備，也沒有醫療設施，缺乏飲用水，幾乎沒有足夠的食物讓住在裏麵的難民免於挨餓。阿赫萊斯的難民營就很典型。十多萬難民群聚在海灘沙丘之間的空地上。雖然是冬天，卻沒有任何遮蔽，許多人在濕濕的沙地裏挖了洞，抵禦驟雨和寒風。他們用來生火取暖的浮木很快就用盡了，許多人由於露宿、飢餓、疾病而死。在我抵達時，佩皮尼昂的醫院裏仍舊滿是病患和瀕死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