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敘述這些榮譽並非出於虛榮，而是因為它們顯示出共和國對文化的態度。當時我深受感動，因為這是人民的愛，對我來說，這是至高無上的榮譽。
在君主政體時代，王室家族待我極其親切，但這份溫情不見得也反映在政府官員的舉止上。舉例來說，當我巡迴演奏抵達某個異國城市時，不曾有西班牙王朝的代表，無論是大使還是領事，到車站迎接我。可是在共和國時期，當我到外國去，隻要我造訪的城市有西班牙大使館或領事館，我總會發現大使或領事在車站等我，而且他們會提供一部車供我使用，在我停留期間盡可能地協助我。我的意思並非是自己像個顯赫的貴賓，正好相反，他們讓我覺得自己是家庭的一分子。
事實上，當時我為了加泰隆尼亞的事務十分忙碌，因此不像從前那麽樂於到國外旅行。不過，有一趟旅程是我特別樂意的：一九三四年秋天前往蘇格蘭。就在那趟旅程中，我與阿爾伯特·史懷哲首次相遇。我們兩人均受邀去接受愛丁堡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我的老友唐納德·弗朗西斯·托維爵士當時在那所大學擔任音樂教授，他邀請我指揮愛丁堡的裏德交響樂團，樂團首次演出的是由他作曲並獻給我的一首大提琴協奏曲，這個優秀的樂團由他創立並擔任指揮。托維是我們那個時代最偉大的音樂學家，在我認識的人當中，他在音樂方麵的知識無人能及，除此之外，他還是個出色的作曲家。他還是個極其優異的鋼琴家，在某些方麵是我聽過最好的。我認為托維是史上最偉大的音樂家。
我熱切期待與史懷哲的會麵。我不僅熟悉他關於巴赫的文章，對他這個人也極為佩服。在愛丁堡那一次，有好幾場公開和私人的音樂會，我所演奏的巴赫讓史懷哲非常興奮。他懇請我留下來，因為他想聽更多的巴赫，可是我無法停留，因為還有其他預定行程，最後一場演出結束我就得去趕火車。我收拾好行李，匆匆沿著走廊離開，此時我聽見身後有跑步聲。我回頭看，是史懷哲，他跑得上氣不接下氣。他看著我，帶著那種動人的表情，反映出此人極大的同情心。「如果你非走不可，」他說，「那麽至少讓我們親昵地道別。」他說的是法文，「讓我們在別離之前以暱稱來稱呼彼此。」[2]我們互相擁抱後道別。
從那一天起，我們便保持著密切聯繫。我們之間相隔遙遠，史懷哲大部分時間都在他創立的蘭巴雷內[3]醫院，我們後來隻見過兩次麵。但我們經常通信，二戰之後，我們共同致力於阻止原子彈試爆，並且警告世人核武戰爭的可怕威脅。
史懷哲真是個了不起的巨人！他確實是這個世界的良知。即使在我們這個苦澀的時代，單是想到他就足以讓人對人性懷有希望。
西班牙共和國的領導人知道在某些事情上我跟他們意見不同，我也毫不猶豫地表達出這些歧見。他們知道我雖然擁護共和政體，但我仍舊跟西班牙王室家族有親密情誼，他們尊重我的情感。在共和國建立幾年之後，馬德裏市政廳辦了一場向我致敬的晚會。參會的人很多，政府高級官員也有到場。那是個美好的慶祝活動，一如這種場合的慣例，有許多人致辭。巴塞隆納市長發表了主要演講。慶祝活動結束時，他們請我講幾句話。我不喜歡演講，但他們之前所說的話讓我深受感動，我想要表達心中的感受。我說起在本德雷爾的童年經歷以及我音樂生涯的早期時光。我告訴大家我在馬德裏求學的歲月，還有我們母子所住閣樓上的鄰居：那個鞋匠、那些製作雪茄的工人、那個在王宮工作的門衛。接著我說起在王宮度過的時光，以及我對阿方索國王仍然懷有的深刻感情。「我能有今天，我作為音樂家所獲得的成就，」我說，「要感謝克裏斯蒂娜王後，我對她的感謝遠非言語所能表達。她就像我的第二個母親，我會永遠懷著敬愛想起她。」我的話語被掌聲打斷，全場觀眾都站了起來。是的，就連那些政府官員也站起來鼓掌，那些曾經用生命反抗君主政權、為了共和國而奮鬥的人。而這是為什麽呢？因為這些心胸寬大的人，他們接受全部的我。當他們鼓掌時，我哭了。我哭泣是因為他們的愛與諒解，也因為我以身為他們當中的一員而自豪。
西班牙共和國成立時正碰上全球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共和國的頭幾年是經濟大蕭條時期。到處都是失業、飢餓與絕望，災難在許多國家上空盤旋。在德國，民眾在絕望中轉而支持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的烏雲開始在歐洲擴散。然而在西班牙，民眾的情緒高昂且充滿希望。我並不是說共和國是個萬靈丹，也不是說共和政府不曾犯錯，它是犯了許多錯誤。哪個政府不犯錯？此外，在共和政府擔任官職的知識分子也許過於理想主義，不夠實際。就我個人而言，我一向更重視原則而非實際。可是不管有什麽樣的問題，我們都在向前進。西班牙人民也知道。
然而，有一夥人的感受不同，他們就是從一開始即反對共和政府的那股保守勢力。他們強烈憎惡民主改革以及自身特權的削弱，密謀反對共和政府，利用共和政府的每一個弱點。一九三四年，這批人重新獲得一點兒政治力量，他們便無情地加以利用。在戈代德將軍和佛朗哥將軍的指示下，軍隊引進了摩爾人部隊和外籍兵團，用來鎮壓在阿斯圖裏亞斯罷工的礦工，屠殺了許多工人。當西班牙人民在新的選舉中再度把票投給共和政府，那股保守勢力和法西斯黨人的陰謀更為強化，有挑釁、暴力、殺戮之舉，外加陰謀詭計。有時讓人覺得這個國家像座沸騰的火山。
在君主政體時代，王室家族待我極其親切，但這份溫情不見得也反映在政府官員的舉止上。舉例來說，當我巡迴演奏抵達某個異國城市時，不曾有西班牙王朝的代表，無論是大使還是領事，到車站迎接我。可是在共和國時期，當我到外國去，隻要我造訪的城市有西班牙大使館或領事館，我總會發現大使或領事在車站等我，而且他們會提供一部車供我使用，在我停留期間盡可能地協助我。我的意思並非是自己像個顯赫的貴賓，正好相反，他們讓我覺得自己是家庭的一分子。
事實上，當時我為了加泰隆尼亞的事務十分忙碌，因此不像從前那麽樂於到國外旅行。不過，有一趟旅程是我特別樂意的：一九三四年秋天前往蘇格蘭。就在那趟旅程中，我與阿爾伯特·史懷哲首次相遇。我們兩人均受邀去接受愛丁堡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我的老友唐納德·弗朗西斯·托維爵士當時在那所大學擔任音樂教授，他邀請我指揮愛丁堡的裏德交響樂團，樂團首次演出的是由他作曲並獻給我的一首大提琴協奏曲，這個優秀的樂團由他創立並擔任指揮。托維是我們那個時代最偉大的音樂學家，在我認識的人當中，他在音樂方麵的知識無人能及，除此之外，他還是個出色的作曲家。他還是個極其優異的鋼琴家，在某些方麵是我聽過最好的。我認為托維是史上最偉大的音樂家。
我熱切期待與史懷哲的會麵。我不僅熟悉他關於巴赫的文章，對他這個人也極為佩服。在愛丁堡那一次，有好幾場公開和私人的音樂會，我所演奏的巴赫讓史懷哲非常興奮。他懇請我留下來，因為他想聽更多的巴赫，可是我無法停留，因為還有其他預定行程，最後一場演出結束我就得去趕火車。我收拾好行李，匆匆沿著走廊離開，此時我聽見身後有跑步聲。我回頭看，是史懷哲，他跑得上氣不接下氣。他看著我，帶著那種動人的表情，反映出此人極大的同情心。「如果你非走不可，」他說，「那麽至少讓我們親昵地道別。」他說的是法文，「讓我們在別離之前以暱稱來稱呼彼此。」[2]我們互相擁抱後道別。
從那一天起，我們便保持著密切聯繫。我們之間相隔遙遠，史懷哲大部分時間都在他創立的蘭巴雷內[3]醫院，我們後來隻見過兩次麵。但我們經常通信，二戰之後，我們共同致力於阻止原子彈試爆，並且警告世人核武戰爭的可怕威脅。
史懷哲真是個了不起的巨人！他確實是這個世界的良知。即使在我們這個苦澀的時代，單是想到他就足以讓人對人性懷有希望。
西班牙共和國的領導人知道在某些事情上我跟他們意見不同，我也毫不猶豫地表達出這些歧見。他們知道我雖然擁護共和政體，但我仍舊跟西班牙王室家族有親密情誼，他們尊重我的情感。在共和國建立幾年之後，馬德裏市政廳辦了一場向我致敬的晚會。參會的人很多，政府高級官員也有到場。那是個美好的慶祝活動，一如這種場合的慣例，有許多人致辭。巴塞隆納市長發表了主要演講。慶祝活動結束時，他們請我講幾句話。我不喜歡演講，但他們之前所說的話讓我深受感動，我想要表達心中的感受。我說起在本德雷爾的童年經歷以及我音樂生涯的早期時光。我告訴大家我在馬德裏求學的歲月，還有我們母子所住閣樓上的鄰居：那個鞋匠、那些製作雪茄的工人、那個在王宮工作的門衛。接著我說起在王宮度過的時光，以及我對阿方索國王仍然懷有的深刻感情。「我能有今天，我作為音樂家所獲得的成就，」我說，「要感謝克裏斯蒂娜王後，我對她的感謝遠非言語所能表達。她就像我的第二個母親，我會永遠懷著敬愛想起她。」我的話語被掌聲打斷，全場觀眾都站了起來。是的，就連那些政府官員也站起來鼓掌，那些曾經用生命反抗君主政權、為了共和國而奮鬥的人。而這是為什麽呢？因為這些心胸寬大的人，他們接受全部的我。當他們鼓掌時，我哭了。我哭泣是因為他們的愛與諒解，也因為我以身為他們當中的一員而自豪。
西班牙共和國成立時正碰上全球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共和國的頭幾年是經濟大蕭條時期。到處都是失業、飢餓與絕望，災難在許多國家上空盤旋。在德國，民眾在絕望中轉而支持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的烏雲開始在歐洲擴散。然而在西班牙，民眾的情緒高昂且充滿希望。我並不是說共和國是個萬靈丹，也不是說共和政府不曾犯錯，它是犯了許多錯誤。哪個政府不犯錯？此外，在共和政府擔任官職的知識分子也許過於理想主義，不夠實際。就我個人而言，我一向更重視原則而非實際。可是不管有什麽樣的問題，我們都在向前進。西班牙人民也知道。
然而，有一夥人的感受不同，他們就是從一開始即反對共和政府的那股保守勢力。他們強烈憎惡民主改革以及自身特權的削弱，密謀反對共和政府，利用共和政府的每一個弱點。一九三四年，這批人重新獲得一點兒政治力量，他們便無情地加以利用。在戈代德將軍和佛朗哥將軍的指示下，軍隊引進了摩爾人部隊和外籍兵團，用來鎮壓在阿斯圖裏亞斯罷工的礦工，屠殺了許多工人。當西班牙人民在新的選舉中再度把票投給共和政府，那股保守勢力和法西斯黨人的陰謀更為強化，有挑釁、暴力、殺戮之舉，外加陰謀詭計。有時讓人覺得這個國家像座沸騰的火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