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泰隆尼亞第一任總統馬西亞可能是我最敬佩、最欣賞的政府領導人。他是個真正的愛國者，極具勇氣與尊嚴，深受加泰隆尼亞歷史及高貴傳統的薰陶。他原是西班牙軍隊中的一名中校，為了獻身加泰隆尼亞獨立的理想而辭去軍職。有人說他就像堂吉訶德，他從不放棄。他遭到警察追捕和迫害，也因政治活動而遭到監禁，甚至被迫流亡多年。加泰隆尼亞人民敬愛他，各個村鎮都尊稱他為「祖父」，對人民來說，他不僅像個父親，更像是祖父！在一九三一年以前，我從不曾在西班牙的任何選舉中投票，我不在乎那些在君主政體下出來競選的候選人。可是當我聽見馬西亞演講，我告訴自己：這就是我要選的人。我生平第一次為政治選舉投票就是投給他。他相貌英俊，留著一把大鬍子，我們首次見麵時他雖然已有七十歲，但是舉止仍舊像個軍人。在他擔任總統期間我常有機會與他見麵，彼此相談甚歡。而且他對我是那麽親切有禮，走到門口總是禮讓我先走。他於一九三三年冬天去世，舉國為之哀悼。
在加泰隆尼亞政府中，和我最親密的友人是詩人本圖拉·加索。有幾年，他是馬西亞的親近同事，雖然他的年紀足可當馬西亞的兒子。後來他成為加泰隆尼亞自治政府的文化部長。加索個子矮小，感覺極度敏銳，充滿愛國熱情，總是繫著長長的蝴蝶結。我和他相處極為愉快。他的職業本是教師，很懂得跟兒童相處。他十分了解音樂，音樂品味極佳，那對他而言是種本能。
從一件事就能了解加索這個人。本德雷爾和巴塞隆納之間有一段路非常陡峭，而且路程相當遠。我每次行經這條路，常想起還沒有汽車或貨車的年代，那時候要把蔬菜、水果和其他物資運送到巴塞隆納，得靠馬匹或騾子拉車。我腦中會浮現出那些可憐的動物奮力爬坡的情景，車夫對他們大吼大叫，還會鞭打它們。我會想到它們的疲勞和痛苦，想到它們何等吃力地執行任務。在高處有間像咖啡館的小店，車夫會在那裏停下來吃點兒東西，給馬匹飲水。有一天，我把這情景描述給加索聽，對他說：「如果給那些動物豎立一座紀念碑，你覺得如何？它們為巴塞隆納帶來如此豐富的物資，並且因此受了那麽多苦。」本身就是詩人的加索想像著一番情景，喊道：「這個想法太好了！好主意！我們就這麽做。」他一點兒也不猶豫，當下就做了決定，並且立刻下令擬訂豎立這座紀念碑的計劃。遺憾的是這座紀念碑最終沒有建成，內戰中斷了這個計劃，一如其他的計劃和希望。
在馬西亞、加索、阿紮尼亞這等人物的領導之下，西班牙掀起了一場真正的文化復興運動。見證此事令人振奮，而更令人振奮的則是參與其中！當受邀擔任政治職務時，我拒絕了，這違反我不任官職的原則。可是後來，我被請求擔任音樂委員會的主席，那是加泰隆尼亞文化委員會底下的一個部門，我欣然同意。我們習慣每周在自治政府開會一次，每次三小時，加索經常出席我們的會議。我們的目標是規劃並組織各種推動加泰隆尼亞文化發展的力量。
從小我就珍愛藝術，而墨菲伯爵讓我了解到教育的真正意義，如今我看見全國人民都能獲得藝術和教育，不僅是那些富裕之人，還包括都市裏的窮人和鄉村裏的農民。通過我的樂團和工人音樂會協會，我致力於把音樂帶給大眾，如今這個理想在全國各地各個階段的文化實踐中實現了。建造學校的速度要比在君主政體時快上十倍，在共和國的頭幾年，蓋了將近一萬所新學校！而且許多是蓋在鄉下和文盲居多的地方。在君主政權之下，加泰隆尼亞的學校禁止教授加泰隆尼亞語，隻能教授作為西班牙語的卡斯蒂利亞語。剝奪一個孩子學習母語的權利，毀掉他對自身民族文化的自豪感，還有什麽比這更可恥？在共和國時代，這種情況也隨之改變。如今學校教導孩童加泰隆尼亞語，雖然他們也學卡斯蒂利亞語，但是要先學加泰隆尼亞語。學校也教他們鄉土的歷史，包括這片土地上的偉大學者、英雄，以及豐富的文化遺產。如今加泰隆尼亞的旗幟與共和國的旗幟並列，飄揚在加泰隆尼亞上空。
共和國的大規模教堂計劃中，有一個階段特別令我興奮。這一階段由自由教育機構監督，這個機構最初是在十九世紀末由一群大學教授創立，他們因拒絕宣誓效忠「王冠、教會與王朝」而被開除教職。該組織希望能把教育帶進西班牙與外界隔離的落後村莊，領導人是偉大的藝評家曼努埃爾·科西奧。在共和國時期，大學教授和學生開始大力推行此計劃，把戲劇帶到最偏遠的地區，並且協助村民建造學校和圖書館，由他們提供書籍。
在那段非比尋常的日子裏，藝術家、教師、所有把文化帶給民眾的人，都受到政府機關的特別禮遇。我自己也受到極大的關切。在我一生中，曾得到各國政府所頒贈的榮譽，他們待我十分周到，事實上，我常覺得自己不配得到這種褒揚。然而，加泰隆尼亞自治政府和西班牙共和政府對待我的親切，給我的愛與關懷，是我不曾在其他國家感受到的。為了我和我的音樂，他們什麽都會去做，為了協助我的工作，他們連最小的細節也不會忽略。不僅政府官員如此，地方政府、工會組織、大學教職員也一樣。我獲頒的榮譽不計其數，多到令我尷尬，我說：「請別再做這種事了，已經太多了。」某些城市，有街道以我命名，像是巴塞隆納那條美麗的林蔭道「帕烏·卡薩爾斯大道」；我受到許多市鎮的公開表揚和市民禮讚。我被稱為巴塞隆納之子，並成為馬德裏的榮譽市民。為此而在馬德裏舉行的那場音樂會，我記憶尤為清晰。演奏結束後，歡呼聲幾乎能把人淹沒，觀眾似乎永遠不打算離開會場，他們一再鼓掌。然後，漸漸地，觀眾一小撥兒一小撥兒地離去，而總理阿紮尼亞坐在包廂裏繼續鼓掌，直到最後！
在加泰隆尼亞政府中，和我最親密的友人是詩人本圖拉·加索。有幾年，他是馬西亞的親近同事，雖然他的年紀足可當馬西亞的兒子。後來他成為加泰隆尼亞自治政府的文化部長。加索個子矮小，感覺極度敏銳，充滿愛國熱情，總是繫著長長的蝴蝶結。我和他相處極為愉快。他的職業本是教師，很懂得跟兒童相處。他十分了解音樂，音樂品味極佳，那對他而言是種本能。
從一件事就能了解加索這個人。本德雷爾和巴塞隆納之間有一段路非常陡峭，而且路程相當遠。我每次行經這條路，常想起還沒有汽車或貨車的年代，那時候要把蔬菜、水果和其他物資運送到巴塞隆納，得靠馬匹或騾子拉車。我腦中會浮現出那些可憐的動物奮力爬坡的情景，車夫對他們大吼大叫，還會鞭打它們。我會想到它們的疲勞和痛苦，想到它們何等吃力地執行任務。在高處有間像咖啡館的小店，車夫會在那裏停下來吃點兒東西，給馬匹飲水。有一天，我把這情景描述給加索聽，對他說：「如果給那些動物豎立一座紀念碑，你覺得如何？它們為巴塞隆納帶來如此豐富的物資，並且因此受了那麽多苦。」本身就是詩人的加索想像著一番情景，喊道：「這個想法太好了！好主意！我們就這麽做。」他一點兒也不猶豫，當下就做了決定，並且立刻下令擬訂豎立這座紀念碑的計劃。遺憾的是這座紀念碑最終沒有建成，內戰中斷了這個計劃，一如其他的計劃和希望。
在馬西亞、加索、阿紮尼亞這等人物的領導之下，西班牙掀起了一場真正的文化復興運動。見證此事令人振奮，而更令人振奮的則是參與其中！當受邀擔任政治職務時，我拒絕了，這違反我不任官職的原則。可是後來，我被請求擔任音樂委員會的主席，那是加泰隆尼亞文化委員會底下的一個部門，我欣然同意。我們習慣每周在自治政府開會一次，每次三小時，加索經常出席我們的會議。我們的目標是規劃並組織各種推動加泰隆尼亞文化發展的力量。
從小我就珍愛藝術，而墨菲伯爵讓我了解到教育的真正意義，如今我看見全國人民都能獲得藝術和教育，不僅是那些富裕之人，還包括都市裏的窮人和鄉村裏的農民。通過我的樂團和工人音樂會協會，我致力於把音樂帶給大眾，如今這個理想在全國各地各個階段的文化實踐中實現了。建造學校的速度要比在君主政體時快上十倍，在共和國的頭幾年，蓋了將近一萬所新學校！而且許多是蓋在鄉下和文盲居多的地方。在君主政權之下，加泰隆尼亞的學校禁止教授加泰隆尼亞語，隻能教授作為西班牙語的卡斯蒂利亞語。剝奪一個孩子學習母語的權利，毀掉他對自身民族文化的自豪感，還有什麽比這更可恥？在共和國時代，這種情況也隨之改變。如今學校教導孩童加泰隆尼亞語，雖然他們也學卡斯蒂利亞語，但是要先學加泰隆尼亞語。學校也教他們鄉土的歷史，包括這片土地上的偉大學者、英雄，以及豐富的文化遺產。如今加泰隆尼亞的旗幟與共和國的旗幟並列，飄揚在加泰隆尼亞上空。
共和國的大規模教堂計劃中，有一個階段特別令我興奮。這一階段由自由教育機構監督，這個機構最初是在十九世紀末由一群大學教授創立，他們因拒絕宣誓效忠「王冠、教會與王朝」而被開除教職。該組織希望能把教育帶進西班牙與外界隔離的落後村莊，領導人是偉大的藝評家曼努埃爾·科西奧。在共和國時期，大學教授和學生開始大力推行此計劃，把戲劇帶到最偏遠的地區，並且協助村民建造學校和圖書館，由他們提供書籍。
在那段非比尋常的日子裏，藝術家、教師、所有把文化帶給民眾的人，都受到政府機關的特別禮遇。我自己也受到極大的關切。在我一生中，曾得到各國政府所頒贈的榮譽，他們待我十分周到，事實上，我常覺得自己不配得到這種褒揚。然而，加泰隆尼亞自治政府和西班牙共和政府對待我的親切，給我的愛與關懷，是我不曾在其他國家感受到的。為了我和我的音樂，他們什麽都會去做，為了協助我的工作，他們連最小的細節也不會忽略。不僅政府官員如此，地方政府、工會組織、大學教職員也一樣。我獲頒的榮譽不計其數，多到令我尷尬，我說：「請別再做這種事了，已經太多了。」某些城市，有街道以我命名，像是巴塞隆納那條美麗的林蔭道「帕烏·卡薩爾斯大道」；我受到許多市鎮的公開表揚和市民禮讚。我被稱為巴塞隆納之子，並成為馬德裏的榮譽市民。為此而在馬德裏舉行的那場音樂會，我記憶尤為清晰。演奏結束後，歡呼聲幾乎能把人淹沒，觀眾似乎永遠不打算離開會場，他們一再鼓掌。然後，漸漸地，觀眾一小撥兒一小撥兒地離去，而總理阿紮尼亞坐在包廂裏繼續鼓掌，直到最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