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團站穩腳跟之後，我就著手實現這一想法。我拜訪了一所工人夜校，那所學校偶爾會贊助工會的文化活動。我向該校的負責人員說起我的想法，把演奏會的音樂帶進勞工階層。他們很有禮貌地傾聽，但我從他們的態度感覺到他們心存懷疑。幾天之後，幾名工人代表下工之後直接過來見我，還穿著工裝褲和罩衫。他們提出非常具體的問題，尤其想知道我所設想的組織將由誰來管理和領導。
我告訴他們：「這個組織未來完全由你們經營。我隻提供我的樂團供你們使用，每年定期舉辦幾場音樂會。同時我自己也會為你們演奏，並且安排其他的獨奏家來演出。」
「誰來付錢呢？」
「由你們付。」
「怎麽付？」
「你們的音樂會社團每年將向每位會員收取六個比塞塔的會費，」我告訴他們，當時六個比塞塔大約相當於一美元，「繳了會費，會員就有權利來欣賞由我的樂團舉辦的特別音樂會。」
「這一切隻要六個比塞塔？」
「是的，這一切就隻要六個比塞塔。」
工人代表團走了。他們跟工會和其他勞工組織討論了我的計劃，決定試試看。一個名叫「工人音樂會協會」的組織成立了，參加資格很簡單：會員限於那些每月工資少於五百比塞塔的人，當年這大約相當於一百美元。
一九二八年秋天，一個周日上午，卡薩爾斯管弦樂團在巴塞隆納的奧林匹亞劇院舉辦了第一場工人音樂會，兩千多名勞工擠進了那個音樂廳。當我看著那一排排衣著樸素的男女等待音樂會開始，我感到一種難以形容的高興。表演結束，全場觀眾起立，爆發出如雷的喝彩聲，然後他們開始喊我的名字。我想，對我來說，巴塞隆納那些勞工的呼喊要比我曾經得到的任何掌聲都更有意義。
我的樂團開始為工人音樂會協會每年舉辦六場時間安排在周日上午的音樂會。該協會會員人數以驚人的速度成長，分會以及相關的合唱團體在加泰隆尼亞各地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後來，我提議該協會出版一本自己的音樂期刊。
「誰來為這本期刊寫文章？」他們問。
「你們的會員。」
「寫些什麽呢？」
「寫他們對在演奏會上聽到的音樂的感受，或是類似的主題。」
他們開始出版一雜誌，名為《果實》，成果不但令他們驚訝，也令我驚訝！每一期雜誌裏都有冠著這類標題的文章：《藝術與理念的關係》《貝多芬晚期弦樂四重奏》《斯特拉文斯基與節奏》《舒伯特欣賞》。
這個協會成立後，短短幾年之間，當西班牙進入第二共和國時期，在我和弟弟恩立克的協助之下，他們有了自己的音樂圖書館和音樂學校。協會組建了自己的管弦樂團，成員全都是工人，於周日在巴塞隆納和加泰隆尼亞的其他工業中心舉辦音樂會，有時也在醫院和監獄裏演出。其他國家的音樂家、樂評家和音樂學者紛紛前來調研這個協會及其舉辦的活動。
我的樂團為這個協會舉辦的音樂會極受歡迎，乃至於當我們開始在周間的白天舉行音樂會，政府機關會暫停辦公，以使工作人員能夠觀賞演出。
那時，該協會及其相關組織在加泰隆尼亞已經有好幾萬會員。我常說，假如我想以該協會的會員發動一場革命，那麽我們無疑能夠奪取政權！
工人音樂會協會的成就帶給我很大的快樂，比任何音樂事業更讓我開心。然而，在一戰之後那些年裏，加泰隆尼亞勞工的生活在許多方麵都令我感到深深的悲痛。一九二〇年代初期，加泰隆尼亞工人失業和社會動盪的情形非常普遍。許多人陷入飢餓，乞丐隨處可見。巴塞隆納和其他城市掀起工人示威和罷工運動，西班牙政府採取了嚴厲措施加以鎮壓。將近兩萬名士兵被阿布德·克裏姆[1]領導的原住民殺害，社會局勢更加惡化。反戰聲浪橫掃整個加泰隆尼亞，處處都能聽到民眾要求「應負責之人」承擔責任。越來越多的人坦言贊成加泰隆尼亞獨立，認為加泰隆尼亞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可是這換來的反而是裏維拉將軍的軍事獨裁政府，接下來那幾年，更多壓迫，更多人入獄，更多加泰隆尼亞愛國之士被迫流亡，這其中就包括如今已成傳奇的偉大領袖馬西亞上校，群情激憤。
音樂跟生活當然無法分開，我自己的思緒和工作無可避免地受到這一氣氛的影響。我支持加泰隆尼亞自治，這件事盡人皆知，有一次，我被捲入一個幾乎釀成全國性風波的事件。
引發此事件的是阿方索國王造訪巴塞隆納時發表的演說。那演說很不明智，他在演講中自詡為西班牙國王腓力五世的繼承人。加泰隆尼亞人特別鄙視腓力五世，因為他在十八世紀剝奪了加泰隆尼亞許多古老的自由權。阿方索國王的話激怒了巴塞隆納市民，我自己也深感不悅。我想，也許他不明白那番話的指涉，也許他欠缺考慮。那時，我還會定期前往馬德裏的王宮。演講後不久，在去王宮時，我決定把巴塞隆納的民怨傳達給太後克裏斯蒂娜，也想讓阿方索國王設法修正他的錯誤。可是當我提起此事，太後似乎根本沒聽我說了什麽，隻是迅速轉變了話題，問起我的巡迴演出和我的樂團。離開王宮時我感到沮喪，並且有種不祥的預感。
過後不久，阿方索國王真的向加泰隆尼亞人民表現出和解意願，說不定我跟太後談話的作用比我所想像的更大。王室宣布，國王和王後維多利亞（她是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孫女）將參加該年度於巴塞隆納舉行的世界博覽會開幕儀式。在抵達之前，阿方索國王捎信給我，說想來聆聽我樂團的一場音樂會，並且希望曲目中能有我的大提琴演奏。雖然我平常不會在卡薩爾斯管弦樂團的音樂會上演奏，但我還是設法安排，以滿足他的要求。
我告訴他們：「這個組織未來完全由你們經營。我隻提供我的樂團供你們使用，每年定期舉辦幾場音樂會。同時我自己也會為你們演奏，並且安排其他的獨奏家來演出。」
「誰來付錢呢？」
「由你們付。」
「怎麽付？」
「你們的音樂會社團每年將向每位會員收取六個比塞塔的會費，」我告訴他們，當時六個比塞塔大約相當於一美元，「繳了會費，會員就有權利來欣賞由我的樂團舉辦的特別音樂會。」
「這一切隻要六個比塞塔？」
「是的，這一切就隻要六個比塞塔。」
工人代表團走了。他們跟工會和其他勞工組織討論了我的計劃，決定試試看。一個名叫「工人音樂會協會」的組織成立了，參加資格很簡單：會員限於那些每月工資少於五百比塞塔的人，當年這大約相當於一百美元。
一九二八年秋天，一個周日上午，卡薩爾斯管弦樂團在巴塞隆納的奧林匹亞劇院舉辦了第一場工人音樂會，兩千多名勞工擠進了那個音樂廳。當我看著那一排排衣著樸素的男女等待音樂會開始，我感到一種難以形容的高興。表演結束，全場觀眾起立，爆發出如雷的喝彩聲，然後他們開始喊我的名字。我想，對我來說，巴塞隆納那些勞工的呼喊要比我曾經得到的任何掌聲都更有意義。
我的樂團開始為工人音樂會協會每年舉辦六場時間安排在周日上午的音樂會。該協會會員人數以驚人的速度成長，分會以及相關的合唱團體在加泰隆尼亞各地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後來，我提議該協會出版一本自己的音樂期刊。
「誰來為這本期刊寫文章？」他們問。
「你們的會員。」
「寫些什麽呢？」
「寫他們對在演奏會上聽到的音樂的感受，或是類似的主題。」
他們開始出版一雜誌，名為《果實》，成果不但令他們驚訝，也令我驚訝！每一期雜誌裏都有冠著這類標題的文章：《藝術與理念的關係》《貝多芬晚期弦樂四重奏》《斯特拉文斯基與節奏》《舒伯特欣賞》。
這個協會成立後，短短幾年之間，當西班牙進入第二共和國時期，在我和弟弟恩立克的協助之下，他們有了自己的音樂圖書館和音樂學校。協會組建了自己的管弦樂團，成員全都是工人，於周日在巴塞隆納和加泰隆尼亞的其他工業中心舉辦音樂會，有時也在醫院和監獄裏演出。其他國家的音樂家、樂評家和音樂學者紛紛前來調研這個協會及其舉辦的活動。
我的樂團為這個協會舉辦的音樂會極受歡迎，乃至於當我們開始在周間的白天舉行音樂會，政府機關會暫停辦公，以使工作人員能夠觀賞演出。
那時，該協會及其相關組織在加泰隆尼亞已經有好幾萬會員。我常說，假如我想以該協會的會員發動一場革命，那麽我們無疑能夠奪取政權！
工人音樂會協會的成就帶給我很大的快樂，比任何音樂事業更讓我開心。然而，在一戰之後那些年裏，加泰隆尼亞勞工的生活在許多方麵都令我感到深深的悲痛。一九二〇年代初期，加泰隆尼亞工人失業和社會動盪的情形非常普遍。許多人陷入飢餓，乞丐隨處可見。巴塞隆納和其他城市掀起工人示威和罷工運動，西班牙政府採取了嚴厲措施加以鎮壓。將近兩萬名士兵被阿布德·克裏姆[1]領導的原住民殺害，社會局勢更加惡化。反戰聲浪橫掃整個加泰隆尼亞，處處都能聽到民眾要求「應負責之人」承擔責任。越來越多的人坦言贊成加泰隆尼亞獨立，認為加泰隆尼亞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可是這換來的反而是裏維拉將軍的軍事獨裁政府，接下來那幾年，更多壓迫，更多人入獄，更多加泰隆尼亞愛國之士被迫流亡，這其中就包括如今已成傳奇的偉大領袖馬西亞上校，群情激憤。
音樂跟生活當然無法分開，我自己的思緒和工作無可避免地受到這一氣氛的影響。我支持加泰隆尼亞自治，這件事盡人皆知，有一次，我被捲入一個幾乎釀成全國性風波的事件。
引發此事件的是阿方索國王造訪巴塞隆納時發表的演說。那演說很不明智，他在演講中自詡為西班牙國王腓力五世的繼承人。加泰隆尼亞人特別鄙視腓力五世，因為他在十八世紀剝奪了加泰隆尼亞許多古老的自由權。阿方索國王的話激怒了巴塞隆納市民，我自己也深感不悅。我想，也許他不明白那番話的指涉，也許他欠缺考慮。那時，我還會定期前往馬德裏的王宮。演講後不久，在去王宮時，我決定把巴塞隆納的民怨傳達給太後克裏斯蒂娜，也想讓阿方索國王設法修正他的錯誤。可是當我提起此事，太後似乎根本沒聽我說了什麽，隻是迅速轉變了話題，問起我的巡迴演出和我的樂團。離開王宮時我感到沮喪，並且有種不祥的預感。
過後不久，阿方索國王真的向加泰隆尼亞人民表現出和解意願，說不定我跟太後談話的作用比我所想像的更大。王室宣布，國王和王後維多利亞（她是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孫女）將參加該年度於巴塞隆納舉行的世界博覽會開幕儀式。在抵達之前，阿方索國王捎信給我，說想來聆聽我樂團的一場音樂會，並且希望曲目中能有我的大提琴演奏。雖然我平常不會在卡薩爾斯管弦樂團的音樂會上演奏，但我還是設法安排，以滿足他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