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個恐怖時期！一九一二年，政府頒布法令實施義務兵役製。在那之前還能花錢以免除兵役，我也設法替大弟路易買到了豁免權，可是如今無法替恩立克這樣做。他之前在布拉格學習小提琴，最近才回來。他剛滿十八歲，麵臨徵召。當時我在本德雷爾跟母親住在一起，就是那個時候，她告訴恩立克他生來不是為了殺人或被殺的，他應該逃離這個國家。他決定前往阿根廷，並在那裏繼續他的音樂生涯。我替他買了一張前往南美洲的船票，然後他就逃走了……
當然，和一九一四年夏天爆發的一戰相比，美西戰爭和摩洛哥戰爭都要相形見絀。到一戰爆發時，仿佛全人類都突然發瘋了。
一戰爆發時我正在巴黎，整座城市真像發了狂。你也許會想，大家應該會對國家所蒙受的恐怖災難有所知覺，可是，不，正好相反，當時有一種狂亂的節慶氣氛。樂隊演奏軍樂，旗幟飛舞在一扇扇窗前，誇張的演講大談榮耀和愛國主義！多麽駭人的化裝舞會！有誰知道，在那些麵帶笑容、於巴黎街頭遊行的年輕人當中，有多少將死在泥濘的壕溝裏，或是在返鄉時落下終生殘疾？而類似的遊行又將在多少座城市、多少個國家發起？
之後的每日每月，隨著眾多國家一個個卷進這場可怕的殺戮，你會感覺文明正在倒退。每一種人性之美都被顛覆，暴力受到崇拜，野蠻取代理性。殺掉最多同類的人是最偉大的英雄！人類所有的創造力，所有的知識、科技和發明，都集中在製造死亡和毀滅上。而幾百萬人遭到屠殺，另幾百萬人無家可歸、挨餓受凍，所為何來？世人被告知這場戰爭是為了讓世界保有民主。然而在這場戰爭結束後，短短幾年內，十幾個參戰國就被獨裁政權掌握，並開始為另一場更恐怖的世界大戰做準備！
少年時期在巴塞隆納的我，首次意識到人類的不幸與不人道，一個疑問折磨著我：「難道這就是人類生存的目的？」在一戰那段可憎的時期，這個疑問又開始糾纏我。有時候，我覺得自己被恐怖和無助淹沒了。對我而言，一個小孩的生命要比我全部的音樂更有價值，可是在戰爭的瘋狂中，也許透過音樂我才能保持神智清明。在我心中，音樂仍舊是人類——是的，也就是如今造成這等破壞和痛苦的人類——有能力創造出美的明證。我想起一百年前，歐洲被拿破崙戰爭蹂躪，殘暴的衝突折磨著貝多芬，可他仍繼續譜寫偉大傑作。也許在這樣的時刻，當邪惡和醜陋猖獗蔓延時，珍惜人類高貴之處要比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戰爭期間，有些人被仇恨蒙住了眼睛，試圖禁止演奏德國音樂，我卻覺得演奏巴赫、貝多芬和莫紮特的作品更為必要，他們的作品確確實實體現了人類的精神和四海一家的兄弟之情……
戰爭爆發時，我放棄了巴黎的住所，部分時間住在紐約，每年都在美國做一次巡迴演奏。美國的朋友勸我永久居留。「在這裏，你可以在和平中繼續從事音樂工作，」他們對我說，「而且你很安全，不需要麵對危險或是海上的潛水艇。」然而我放不下在歐洲的家人和朋友。每一季，巡迴音樂會一結束，我就回到歐洲，去聖薩爾瓦多看望母親。
一九一六年我在紐約時，發生了一樁悲劇，對我來說，這一事件說明了戰爭的損耗和瘋狂。那年年初，我的摯友恩裏克·格拉納多斯從巴塞隆納來到紐約，參加他的歌劇作品《戈雅之畫》的世界首演。對於旅行，格拉納多斯懷著幾近病態的恐懼，尤其是海上旅行，多年來他堅決拒絕橫渡大西洋。可是這一次，由於他很看重首演，終於同意首度跨洋旅行。他和妻子安帕羅同行。當我們在紐約相見時，他表現出對即將開始的演出的緊張。格拉納多斯對待自己音樂的態度就像個小孩子，他覺得他的音樂一點兒也不重要，那隻不過是從他心中湧出的東西，而他總是懷疑其價值。二十年前，我們都還是住在巴塞隆納的年輕人，我為他指揮了第一部歌劇的預演。這一次也一樣，他問我能否協助他進行排練。在大都會歌劇院排練時，他緊張到一句話也不說，除非有人問他問題。他不會說英文，所以如果有樂師問他劇中某一段他希望如何詮釋，我會替他翻譯。「就跟他們說，他們覺得怎麽演奏最好，就怎麽演奏。」這是他的典型作風，他覺得演奏他作品的音樂家應該自行決定什麽是最好的詮釋方式。音樂自然是很美妙，我試著減輕他的焦慮，告訴他這部歌劇將會大獲成功。首演之夜，他親眼見到了！那部歌劇得到如雷般的喝彩，是我所見過的最驚人的盛況。觀眾起立歡呼，甚至落淚。
格拉納多斯本來要在那之後不久就搭船返航，可是他接到伍德羅·威爾遜總統要他去白宮演奏的邀請，於是他把行程後延，決定三月初再和妻子搭船回歐洲。兩星期後，噩耗傳來，他們所搭乘的船在橫渡英吉利海峽時被魚雷擊中，溫文的格拉納多斯和他的妻子雙雙亡故。那時他隻有四十九歲，正值創作力高峰……
伊格納西·帕德列夫斯基和克萊斯勒當時人在紐約，我們三個決定一起舉行一場紀念音樂會，來為格拉納多斯的子女募款。他有六個子女，其中一個是我的教子，我們知道我們這位朋友沒有留下多少錢。那場音樂會在大都會歌劇院舉行，就在不久之前，格拉納多斯才在這裏得到歡呼肯定。我說不出究竟有多少人前來參加，那一夜下著雨，當我抵達歌劇院時，幾千個買不到票的人站在街道上。
當然，和一九一四年夏天爆發的一戰相比，美西戰爭和摩洛哥戰爭都要相形見絀。到一戰爆發時，仿佛全人類都突然發瘋了。
一戰爆發時我正在巴黎，整座城市真像發了狂。你也許會想，大家應該會對國家所蒙受的恐怖災難有所知覺，可是，不，正好相反，當時有一種狂亂的節慶氣氛。樂隊演奏軍樂，旗幟飛舞在一扇扇窗前，誇張的演講大談榮耀和愛國主義！多麽駭人的化裝舞會！有誰知道，在那些麵帶笑容、於巴黎街頭遊行的年輕人當中，有多少將死在泥濘的壕溝裏，或是在返鄉時落下終生殘疾？而類似的遊行又將在多少座城市、多少個國家發起？
之後的每日每月，隨著眾多國家一個個卷進這場可怕的殺戮，你會感覺文明正在倒退。每一種人性之美都被顛覆，暴力受到崇拜，野蠻取代理性。殺掉最多同類的人是最偉大的英雄！人類所有的創造力，所有的知識、科技和發明，都集中在製造死亡和毀滅上。而幾百萬人遭到屠殺，另幾百萬人無家可歸、挨餓受凍，所為何來？世人被告知這場戰爭是為了讓世界保有民主。然而在這場戰爭結束後，短短幾年內，十幾個參戰國就被獨裁政權掌握，並開始為另一場更恐怖的世界大戰做準備！
少年時期在巴塞隆納的我，首次意識到人類的不幸與不人道，一個疑問折磨著我：「難道這就是人類生存的目的？」在一戰那段可憎的時期，這個疑問又開始糾纏我。有時候，我覺得自己被恐怖和無助淹沒了。對我而言，一個小孩的生命要比我全部的音樂更有價值，可是在戰爭的瘋狂中，也許透過音樂我才能保持神智清明。在我心中，音樂仍舊是人類——是的，也就是如今造成這等破壞和痛苦的人類——有能力創造出美的明證。我想起一百年前，歐洲被拿破崙戰爭蹂躪，殘暴的衝突折磨著貝多芬，可他仍繼續譜寫偉大傑作。也許在這樣的時刻，當邪惡和醜陋猖獗蔓延時，珍惜人類高貴之處要比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戰爭期間，有些人被仇恨蒙住了眼睛，試圖禁止演奏德國音樂，我卻覺得演奏巴赫、貝多芬和莫紮特的作品更為必要，他們的作品確確實實體現了人類的精神和四海一家的兄弟之情……
戰爭爆發時，我放棄了巴黎的住所，部分時間住在紐約，每年都在美國做一次巡迴演奏。美國的朋友勸我永久居留。「在這裏，你可以在和平中繼續從事音樂工作，」他們對我說，「而且你很安全，不需要麵對危險或是海上的潛水艇。」然而我放不下在歐洲的家人和朋友。每一季，巡迴音樂會一結束，我就回到歐洲，去聖薩爾瓦多看望母親。
一九一六年我在紐約時，發生了一樁悲劇，對我來說，這一事件說明了戰爭的損耗和瘋狂。那年年初，我的摯友恩裏克·格拉納多斯從巴塞隆納來到紐約，參加他的歌劇作品《戈雅之畫》的世界首演。對於旅行，格拉納多斯懷著幾近病態的恐懼，尤其是海上旅行，多年來他堅決拒絕橫渡大西洋。可是這一次，由於他很看重首演，終於同意首度跨洋旅行。他和妻子安帕羅同行。當我們在紐約相見時，他表現出對即將開始的演出的緊張。格拉納多斯對待自己音樂的態度就像個小孩子，他覺得他的音樂一點兒也不重要，那隻不過是從他心中湧出的東西，而他總是懷疑其價值。二十年前，我們都還是住在巴塞隆納的年輕人，我為他指揮了第一部歌劇的預演。這一次也一樣，他問我能否協助他進行排練。在大都會歌劇院排練時，他緊張到一句話也不說，除非有人問他問題。他不會說英文，所以如果有樂師問他劇中某一段他希望如何詮釋，我會替他翻譯。「就跟他們說，他們覺得怎麽演奏最好，就怎麽演奏。」這是他的典型作風，他覺得演奏他作品的音樂家應該自行決定什麽是最好的詮釋方式。音樂自然是很美妙，我試著減輕他的焦慮，告訴他這部歌劇將會大獲成功。首演之夜，他親眼見到了！那部歌劇得到如雷般的喝彩，是我所見過的最驚人的盛況。觀眾起立歡呼，甚至落淚。
格拉納多斯本來要在那之後不久就搭船返航，可是他接到伍德羅·威爾遜總統要他去白宮演奏的邀請，於是他把行程後延，決定三月初再和妻子搭船回歐洲。兩星期後，噩耗傳來，他們所搭乘的船在橫渡英吉利海峽時被魚雷擊中，溫文的格拉納多斯和他的妻子雙雙亡故。那時他隻有四十九歲，正值創作力高峰……
伊格納西·帕德列夫斯基和克萊斯勒當時人在紐約，我們三個決定一起舉行一場紀念音樂會，來為格拉納多斯的子女募款。他有六個子女，其中一個是我的教子，我們知道我們這位朋友沒有留下多少錢。那場音樂會在大都會歌劇院舉行，就在不久之前，格拉納多斯才在這裏得到歡呼肯定。我說不出究竟有多少人前來參加，那一夜下著雨，當我抵達歌劇院時，幾千個買不到票的人站在街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