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三年，在柏林的一場音樂會上，我認識了知名的美國藝術歌曲演唱家蘇珊·梅特卡夫，演出結束後，她到後台向我表示祝賀。她向我提起對西班牙歌曲的興趣，我表示願意幫助她整理一套曲目。接下來的幾個月裏，我們一起工作；次年春天，我們在紐約州的新羅歇爾結婚，那是她當時居住的地方。在那之後，由我替她伴奏，我們一起在歐洲和美國舉行了好幾場音樂會。然而，我們並不適合彼此，這份關係沒有維持多久，過了許多年之後才離婚。我們在一起的生活並不幸福，不過，當然，這種事不談也罷。
在巴黎的那段日子裏，最快樂的回憶是關於那些非正式的小型音樂聚會。通過那些聚會，我會定期跟朋友見麵，純粹為了自娛而演奏。那些聚會成了我們之間一項珍貴的習慣，你可以稱之為一種儀式，雖然就一般的意義而言，那些聚會跟儀式毫無相似之處。通常我們會聚在蒂博家的小客廳裏，一般說來會有四五個人。我們這一群包括尤金·伊薩伊、蒂博、克萊斯勒、皮埃爾·蒙都、柯爾托、鮑爾、喬治·安奈斯可，還有我。安奈斯可最年輕，一九〇〇年代初期從羅馬尼亞來到巴黎，當時大約二十歲。他是個感覺十分靈敏的年輕人，相貌英俊，具有纖柔而詩意的氣質，小提琴和鋼琴都演奏得極好，而且已經譜寫出令人讚嘆的音樂。我們很快就成為摯友。
蒂博家的聚會於暮春或初夏展開，在音樂會季節終了時，我們的巡迴演出也都已結束。我們這一群朋友會從世界各地前來相會，有如返鄉的鴿子：尤金·伊薩伊剛從俄國巡演回來，克萊斯勒從美國回來，鮑爾從亞洲回來，我則可能是從南美洲回來。我們多麽盼望這一刻！我們會一起演奏，純粹隻是對演奏的熱愛，不必去想音樂會的節目單或時間表，也不去想樂團經理、票房、觀眾和樂評家。就隻有我們和音樂！我們演奏雙重奏、四重奏、室內樂，任何我們想要演奏的曲子。我們默契十足，不停變換角色：這一次由某人演奏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或中提琴，下一次就換別人。有時彈鋼琴的人是安奈斯可，有時則是柯爾托。通常我們會在晚餐後碰麵，我們會一直演奏。沒有人在乎時間，幾個小時就這樣飛逝，偶爾我們會停下來吃點兒東西或喝點兒什麽。等我們演奏完畢離開蒂博家時，往往已是清晨。
這些美好的聚會終將曲終人散，一九一四年的動亂撼動了我們的人生，一如撼動了千百萬世人的人生。那年夏天，克萊斯勒被徵召入伍，加入奧地利軍隊。這個溫和開朗的天才穿上士兵製服的模樣實在令人難以想像，而他是俄國前線最早負傷的一批士兵又多麽令人震驚！鮑爾在不久之後移居美國，尤金·伊薩伊則遷往倫敦……
戰時，我們那一群朋友中有幾個仍然在繆麗爾·德雷珀家中聚首合奏，她是當時住在倫敦的美國社交名媛。我們在一間稱之為「洞穴」的地下室演奏。那其實是個很迷人的地方，有舒適的座椅，散放著大大的墊子。然而，在那兒演奏無法真的像在巴黎時一樣。可怕的戰爭幽靈一直徘徊在我們內心深處。
二十世紀初，大多數歐洲人沒見識過什麽戰爭。塹壕戰、觸目驚心的傷亡名單、婦孺逃離烽火遍地的城鎮，千百萬人即將目睹這些情景。戰爭也不像如今這樣，成為每日談話的主題、每晚電視節目中的驚人景象、吞噬大國財富的無底洞。
一九〇〇年代初期，西班牙雖然已經不再是世上強權，但是國人可能比其他歐洲人更熟悉戰爭。我自己對戰爭的記憶要追溯到世紀交接之前，即所謂的「一八九八災難」。那時我在巴塞隆納目睹了噩夢般的情景，那一幕我從不曾忘記。正是美西戰爭的那一年，也是西班牙帝國終於瓦解的那一年：西班牙失去了古巴、菲律賓、波多黎各這些殖民地。跟西班牙其他同胞一樣，我們加泰隆尼亞人當然知道在古巴拖延多年的戰事，是為了鎮壓反抗西班牙統治的動亂，畢竟，當時在古巴的西班牙軍隊接近二十五萬人。可是沒有幾個西班牙人知道他們的軍隊遭受了多大的苦難，譬如沼澤和叢林中的遊擊戰，以及瘧疾、黃熱病和其他熱帶疾病。這些事實從不讓人們知道，當傷亡人數日漸增加時，報紙上卻報導著戰事告捷，一直預告著最終的勝利。
後來，一八九八年夏天，隨著美國加入戰局，悲慘的結局驟然來臨。一夕之間，兵敗如山倒。之前承諾的勝利沒有來臨，反而來了一場大災難！當時我在巴塞隆納，就在戰敗消息傳來之後不久，運輸船抵達港口，載回殘餘的西班牙軍隊。有好幾天，成千上萬的士兵遊走在城裏的街道上，或病或殘，飽受飢餓和疾病的蹂躪。多麽恐怖！宛如弗朗西斯科·戈雅《戰爭的災難》係列版畫中的情景。我自問：這是為了什麽？
這對西班牙人民的衝擊無法衡量。從全國的這一端到另一端，發生在巴塞隆納的情景一再重演。甚至在那一年製作的西班牙輕歌劇 《巨人與大頭侏儒》中也有這種場景。其中一幕描述了一群正要返鄉的西班牙士兵，他們衣衫襤褸，聚集在厄波羅河畔，唱著一首憂傷的歌，訴說著他們對祖國的愛和在異國戰場上所受的苦難……
大約十年之後，戰爭再度影響到西班牙眾多家庭的生活，包括我們家在內。這一次，西班牙捲入同摩洛哥的一場戰爭。那變成一場漫長而野蠻的衝突，幾萬名軍人被派去跟摩洛哥北方裏夫地區的原住民交戰，到處都是反對這場戰爭的聲音。在加泰隆尼亞，反戰情緒強烈，尤其是知識分子和勞工階層。當我回家看望母親和弟弟時，發現周圍都是人民悽苦的憤慨。政府下令全國動員，巴塞隆納的勞工則發起大罷工以示抗議。一場猛烈的鬥爭就此展開，後來被稱為「悲劇性的一周」，戒嚴法隨即頒布。許多人被軍事法庭審判入獄，有些人甚至遭到處決。
在巴黎的那段日子裏，最快樂的回憶是關於那些非正式的小型音樂聚會。通過那些聚會，我會定期跟朋友見麵，純粹為了自娛而演奏。那些聚會成了我們之間一項珍貴的習慣，你可以稱之為一種儀式，雖然就一般的意義而言，那些聚會跟儀式毫無相似之處。通常我們會聚在蒂博家的小客廳裏，一般說來會有四五個人。我們這一群包括尤金·伊薩伊、蒂博、克萊斯勒、皮埃爾·蒙都、柯爾托、鮑爾、喬治·安奈斯可，還有我。安奈斯可最年輕，一九〇〇年代初期從羅馬尼亞來到巴黎，當時大約二十歲。他是個感覺十分靈敏的年輕人，相貌英俊，具有纖柔而詩意的氣質，小提琴和鋼琴都演奏得極好，而且已經譜寫出令人讚嘆的音樂。我們很快就成為摯友。
蒂博家的聚會於暮春或初夏展開，在音樂會季節終了時，我們的巡迴演出也都已結束。我們這一群朋友會從世界各地前來相會，有如返鄉的鴿子：尤金·伊薩伊剛從俄國巡演回來，克萊斯勒從美國回來，鮑爾從亞洲回來，我則可能是從南美洲回來。我們多麽盼望這一刻！我們會一起演奏，純粹隻是對演奏的熱愛，不必去想音樂會的節目單或時間表，也不去想樂團經理、票房、觀眾和樂評家。就隻有我們和音樂！我們演奏雙重奏、四重奏、室內樂，任何我們想要演奏的曲子。我們默契十足，不停變換角色：這一次由某人演奏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或中提琴，下一次就換別人。有時彈鋼琴的人是安奈斯可，有時則是柯爾托。通常我們會在晚餐後碰麵，我們會一直演奏。沒有人在乎時間，幾個小時就這樣飛逝，偶爾我們會停下來吃點兒東西或喝點兒什麽。等我們演奏完畢離開蒂博家時，往往已是清晨。
這些美好的聚會終將曲終人散，一九一四年的動亂撼動了我們的人生，一如撼動了千百萬世人的人生。那年夏天，克萊斯勒被徵召入伍，加入奧地利軍隊。這個溫和開朗的天才穿上士兵製服的模樣實在令人難以想像，而他是俄國前線最早負傷的一批士兵又多麽令人震驚！鮑爾在不久之後移居美國，尤金·伊薩伊則遷往倫敦……
戰時，我們那一群朋友中有幾個仍然在繆麗爾·德雷珀家中聚首合奏，她是當時住在倫敦的美國社交名媛。我們在一間稱之為「洞穴」的地下室演奏。那其實是個很迷人的地方，有舒適的座椅，散放著大大的墊子。然而，在那兒演奏無法真的像在巴黎時一樣。可怕的戰爭幽靈一直徘徊在我們內心深處。
二十世紀初，大多數歐洲人沒見識過什麽戰爭。塹壕戰、觸目驚心的傷亡名單、婦孺逃離烽火遍地的城鎮，千百萬人即將目睹這些情景。戰爭也不像如今這樣，成為每日談話的主題、每晚電視節目中的驚人景象、吞噬大國財富的無底洞。
一九〇〇年代初期，西班牙雖然已經不再是世上強權，但是國人可能比其他歐洲人更熟悉戰爭。我自己對戰爭的記憶要追溯到世紀交接之前，即所謂的「一八九八災難」。那時我在巴塞隆納目睹了噩夢般的情景，那一幕我從不曾忘記。正是美西戰爭的那一年，也是西班牙帝國終於瓦解的那一年：西班牙失去了古巴、菲律賓、波多黎各這些殖民地。跟西班牙其他同胞一樣，我們加泰隆尼亞人當然知道在古巴拖延多年的戰事，是為了鎮壓反抗西班牙統治的動亂，畢竟，當時在古巴的西班牙軍隊接近二十五萬人。可是沒有幾個西班牙人知道他們的軍隊遭受了多大的苦難，譬如沼澤和叢林中的遊擊戰，以及瘧疾、黃熱病和其他熱帶疾病。這些事實從不讓人們知道，當傷亡人數日漸增加時，報紙上卻報導著戰事告捷，一直預告著最終的勝利。
後來，一八九八年夏天，隨著美國加入戰局，悲慘的結局驟然來臨。一夕之間，兵敗如山倒。之前承諾的勝利沒有來臨，反而來了一場大災難！當時我在巴塞隆納，就在戰敗消息傳來之後不久，運輸船抵達港口，載回殘餘的西班牙軍隊。有好幾天，成千上萬的士兵遊走在城裏的街道上，或病或殘，飽受飢餓和疾病的蹂躪。多麽恐怖！宛如弗朗西斯科·戈雅《戰爭的災難》係列版畫中的情景。我自問：這是為了什麽？
這對西班牙人民的衝擊無法衡量。從全國的這一端到另一端，發生在巴塞隆納的情景一再重演。甚至在那一年製作的西班牙輕歌劇 《巨人與大頭侏儒》中也有這種場景。其中一幕描述了一群正要返鄉的西班牙士兵，他們衣衫襤褸，聚集在厄波羅河畔，唱著一首憂傷的歌，訴說著他們對祖國的愛和在異國戰場上所受的苦難……
大約十年之後，戰爭再度影響到西班牙眾多家庭的生活，包括我們家在內。這一次，西班牙捲入同摩洛哥的一場戰爭。那變成一場漫長而野蠻的衝突，幾萬名軍人被派去跟摩洛哥北方裏夫地區的原住民交戰，到處都是反對這場戰爭的聲音。在加泰隆尼亞，反戰情緒強烈，尤其是知識分子和勞工階層。當我回家看望母親和弟弟時，發現周圍都是人民悽苦的憤慨。政府下令全國動員，巴塞隆納的勞工則發起大罷工以示抗議。一場猛烈的鬥爭就此展開，後來被稱為「悲劇性的一周」，戒嚴法隨即頒布。許多人被軍事法庭審判入獄，有些人甚至遭到處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