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交接時我二十三歲。那是個充滿大膽期待的時代，許多人相信一個新的紀元即將展開，相信二十世紀的來臨將成為人類的轉折點。他們以最新的科學進展為例，預言未來的社會將有極大進步。他們說，在即將來臨的時代裏，貧窮和飢餓終將消失。如同世人在新的年度開始時立下殷切的新希望，在新世紀開始時，這個世界似乎決心要朝好的方向改變。誰能預見接下來那幾十年會出現恐怖到超乎想像的兩次世界大戰、集中營和原子彈。
對我來說，未來充滿了希望。跟拉穆盧合作演出的音樂會結束之後，我幾乎在一夜之間廣受肯定。音樂會或獨奏會的演出邀請多到讓我應接不暇。突然之間，所有的門都向我敞開。對一個站在事業開端的年輕人來說，那是醉人的醇酒，但我明白是因緣際會使這一切成為可能。我的確很努力，但我也非常幸運。除了與生俱來的天分之外，我幸而擁有與眾不同的父母，擁有與克裏斯蒂娜王後的友誼，擁有像墨菲伯爵、莫納斯泰裏奧、布裏頓和加西亞這樣的教師。不管我是什麽樣的人，他們當中的每一位都是我的一部分，少了他們其中任何一位，我就無法成為今日的我。這話不僅在當時是真實的，現在也一樣真實。這就是為什麽我心中永遠懷著感激，永遠記得自己所欠的恩情。
事實證明，巴黎之於我，就跟弗朗索瓦·赫法爾特所說的完全一樣。那是「美好時代」，巴黎真正是世界文化的中心。那座城市是創造力的聖地，多如繁星的文藝人士以巴黎為家，在巴黎工作。這座城市有熙來攘往的街道、露天咖啡座、賣栗子的小販，屋宇在古色古香的光澤中變得柔和。短短幾年之前，我們母子在這裏經歷了那般困苦，如今我在此地找到一種歡欣的氣氛、新的興趣，還有優秀的男男女女為伴。當然，我的音樂讓我跟樂界同行有了密切的接觸。我的朋友圈很快就包含進許多音樂界人士，像小提琴家尤金·伊薩伊和雅克·蒂博、鋼琴家鮑爾和阿爾弗雷德·柯爾托、作曲家樊尚·丹第、喬治·埃內斯庫、莫裏斯·拉威爾、阿諾爾德·勛伯格和聖桑。不過，和我交往的絕非僅限於音樂家。我結識了藝術家埃德加·德加與歐仁·卡裏埃、政治家喬治·克列孟梭和阿裏斯蒂德·白裏安、作家羅曼·羅蘭、哲學家亨利·柏格森。他們都是頗具魅力的人物，可以從他們那裏學到很多。
我覺得跟柏格森的談話尤其有意思。我們彼此欣賞，那時候我常去見他。起初我不明白這位知名哲學家為何會花時間跟像我這樣的年輕人談話。我知道寫作和在大學授課讓他有多麽忙碌，而且我覺得自己的知識那麽有限，他卻如此博學。可是他向我保證他從我們的談話中學到很多。「直覺」是我們經常談到的一個話題，當然，他針對這一主題寫過很多文章。他對音樂中的直覺尤為好奇。我一向認為，不管是作曲還是演奏音樂，直覺都是決定性的因素。技巧和智力當然不可或缺，一個人必須能掌握演奏一件樂器的技巧，以求發揮這件樂器的完整潛力，而且必須運用他的智力來探索音樂的每一個麵向，可是，說到最後，直覺最為重要。對我來說，在創造和賦予一件作品生命時，音樂的本能是關鍵性因素。
我不能說早年在巴黎的那段時光裏學到的都是令人愉快的東西。人類最高的成就往往伴隨著人類的弱點。巴黎在藝術及學術上綻放光芒，同時那兒也有無知和社會不公的跡象，令人不安。一個令人震驚的例子就是「德雷福斯事件」那樁醜聞。由於我跟喬治·皮卡爾上校的友誼，我熟知這個案子。抵達巴黎之後不久我就認識了皮卡爾上校。他是位極不尋常的軍官，個子很高，相貌不凡，蓄著灰色的八字鬍，非常文雅，溫和而有魅力，他多才多藝，是位很優秀的業餘鋼琴家，而且充滿了正義感。他的座右銘是：「在藝術中追求完美，在生活中追求正義。」就是這種對正義的熱愛讓他捲入「德雷福斯事件」，最後他成了這樁事件中真正的英雄。他過於謙虛，不會以英雄自居，但事實如此。我通過他得知了這樁案子的內幕。
當我抵達巴黎時，這個事件已經喧騰一時，大家都在談論。你去參加一場私人音樂會，轉眼之間，音樂就被拋在腦後，每個人都開始談論德雷福斯上尉。三四年前，這位猶太裔軍官被指控把軍事機密出賣給德國人。軍事法庭以偽造的證據宣告他有罪，終身監禁在惡名昭彰的惡魔島上。假如不是皮卡爾上校為他平反，他很可能會死在那座島上。皮卡爾上校當時是法國國防部官員，他看到一些機密文件，讓他深信德雷福斯是無辜的。他告知了法國參謀總部的成員，而他們命令他擱置此事。別的軍官也許會遵命，但皮卡爾上校不會。他繼續調查。接下來，他就被調派到非洲一個偏遠的軍隊駐紮地。可是在離開法國之前，他把他所揭露的資料交給了一位知名律師。這件事在議會中被提起。起初，沒有幾個人願意為德雷福斯辯護，而皮卡爾上校自己被控泄露軍事機密，遭到監禁。可是隨著更多的真相被揭露，這件案子成了一樁全國性的醜聞。作家左拉發表了他有名的公開信《我控訴》，指控政府遮蔽真相。抗議聲浪越來越大，當局不得不把德雷福斯帶回法國二度審判。新證據包括皮卡爾上校發現的資料，明確地證明了德雷福斯的無辜，這時候上校已經獲釋。可是軍方為了保住顏麵，再次認定德雷福斯有罪，但表示他情有可原，把他的刑期減為十年！沒過多久，政府赦免了德雷福斯，但並未公開承認他的無辜。皮卡爾上校和其他人繼續奮鬥，以求洗刷他的汙名。終於，在好幾年之後，德雷福斯被證明完全無罪，恢復了他在軍隊裏的職位。即使到了那個時候，德雷福斯的敵人仍對他所受的苦難不滿意。德雷福斯遭到一名反猶激進分子槍擊，受了傷，那人想要暗殺他！
對我來說，未來充滿了希望。跟拉穆盧合作演出的音樂會結束之後，我幾乎在一夜之間廣受肯定。音樂會或獨奏會的演出邀請多到讓我應接不暇。突然之間，所有的門都向我敞開。對一個站在事業開端的年輕人來說，那是醉人的醇酒，但我明白是因緣際會使這一切成為可能。我的確很努力，但我也非常幸運。除了與生俱來的天分之外，我幸而擁有與眾不同的父母，擁有與克裏斯蒂娜王後的友誼，擁有像墨菲伯爵、莫納斯泰裏奧、布裏頓和加西亞這樣的教師。不管我是什麽樣的人，他們當中的每一位都是我的一部分，少了他們其中任何一位，我就無法成為今日的我。這話不僅在當時是真實的，現在也一樣真實。這就是為什麽我心中永遠懷著感激，永遠記得自己所欠的恩情。
事實證明，巴黎之於我，就跟弗朗索瓦·赫法爾特所說的完全一樣。那是「美好時代」，巴黎真正是世界文化的中心。那座城市是創造力的聖地，多如繁星的文藝人士以巴黎為家，在巴黎工作。這座城市有熙來攘往的街道、露天咖啡座、賣栗子的小販，屋宇在古色古香的光澤中變得柔和。短短幾年之前，我們母子在這裏經歷了那般困苦，如今我在此地找到一種歡欣的氣氛、新的興趣，還有優秀的男男女女為伴。當然，我的音樂讓我跟樂界同行有了密切的接觸。我的朋友圈很快就包含進許多音樂界人士，像小提琴家尤金·伊薩伊和雅克·蒂博、鋼琴家鮑爾和阿爾弗雷德·柯爾托、作曲家樊尚·丹第、喬治·埃內斯庫、莫裏斯·拉威爾、阿諾爾德·勛伯格和聖桑。不過，和我交往的絕非僅限於音樂家。我結識了藝術家埃德加·德加與歐仁·卡裏埃、政治家喬治·克列孟梭和阿裏斯蒂德·白裏安、作家羅曼·羅蘭、哲學家亨利·柏格森。他們都是頗具魅力的人物，可以從他們那裏學到很多。
我覺得跟柏格森的談話尤其有意思。我們彼此欣賞，那時候我常去見他。起初我不明白這位知名哲學家為何會花時間跟像我這樣的年輕人談話。我知道寫作和在大學授課讓他有多麽忙碌，而且我覺得自己的知識那麽有限，他卻如此博學。可是他向我保證他從我們的談話中學到很多。「直覺」是我們經常談到的一個話題，當然，他針對這一主題寫過很多文章。他對音樂中的直覺尤為好奇。我一向認為，不管是作曲還是演奏音樂，直覺都是決定性的因素。技巧和智力當然不可或缺，一個人必須能掌握演奏一件樂器的技巧，以求發揮這件樂器的完整潛力，而且必須運用他的智力來探索音樂的每一個麵向，可是，說到最後，直覺最為重要。對我來說，在創造和賦予一件作品生命時，音樂的本能是關鍵性因素。
我不能說早年在巴黎的那段時光裏學到的都是令人愉快的東西。人類最高的成就往往伴隨著人類的弱點。巴黎在藝術及學術上綻放光芒，同時那兒也有無知和社會不公的跡象，令人不安。一個令人震驚的例子就是「德雷福斯事件」那樁醜聞。由於我跟喬治·皮卡爾上校的友誼，我熟知這個案子。抵達巴黎之後不久我就認識了皮卡爾上校。他是位極不尋常的軍官，個子很高，相貌不凡，蓄著灰色的八字鬍，非常文雅，溫和而有魅力，他多才多藝，是位很優秀的業餘鋼琴家，而且充滿了正義感。他的座右銘是：「在藝術中追求完美，在生活中追求正義。」就是這種對正義的熱愛讓他捲入「德雷福斯事件」，最後他成了這樁事件中真正的英雄。他過於謙虛，不會以英雄自居，但事實如此。我通過他得知了這樁案子的內幕。
當我抵達巴黎時，這個事件已經喧騰一時，大家都在談論。你去參加一場私人音樂會，轉眼之間，音樂就被拋在腦後，每個人都開始談論德雷福斯上尉。三四年前，這位猶太裔軍官被指控把軍事機密出賣給德國人。軍事法庭以偽造的證據宣告他有罪，終身監禁在惡名昭彰的惡魔島上。假如不是皮卡爾上校為他平反，他很可能會死在那座島上。皮卡爾上校當時是法國國防部官員，他看到一些機密文件，讓他深信德雷福斯是無辜的。他告知了法國參謀總部的成員，而他們命令他擱置此事。別的軍官也許會遵命，但皮卡爾上校不會。他繼續調查。接下來，他就被調派到非洲一個偏遠的軍隊駐紮地。可是在離開法國之前，他把他所揭露的資料交給了一位知名律師。這件事在議會中被提起。起初，沒有幾個人願意為德雷福斯辯護，而皮卡爾上校自己被控泄露軍事機密，遭到監禁。可是隨著更多的真相被揭露，這件案子成了一樁全國性的醜聞。作家左拉發表了他有名的公開信《我控訴》，指控政府遮蔽真相。抗議聲浪越來越大，當局不得不把德雷福斯帶回法國二度審判。新證據包括皮卡爾上校發現的資料，明確地證明了德雷福斯的無辜，這時候上校已經獲釋。可是軍方為了保住顏麵，再次認定德雷福斯有罪，但表示他情有可原，把他的刑期減為十年！沒過多久，政府赦免了德雷福斯，但並未公開承認他的無辜。皮卡爾上校和其他人繼續奮鬥，以求洗刷他的汙名。終於，在好幾年之後，德雷福斯被證明完全無罪，恢復了他在軍隊裏的職位。即使到了那個時候，德雷福斯的敵人仍對他所受的苦難不滿意。德雷福斯遭到一名反猶激進分子槍擊，受了傷，那人想要暗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