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件事讓托斯特先生不高興，就是有時我沒能準時抵達他的咖啡館。我應該九點整到那兒，可是城裏有五光十色的東西可看，也有許多新奇的想法讓一個年輕男孩思索。我也許會沿著蘭布拉大街漫步，那兒有迷人的鳥市和花店，去探索一些我從未去過的街區、讀一本新書，或者隻是在歌劇院的庭園裏做白日夢，所以有時候我上班會遲到。有一次，在我抵達時，托斯特先生麵色不悅地站在門口。他伸手到口袋裏，拿了一隻表給我。「好吧，」他說，「這也許能夠教你明白時間的意義。」那是我的第一隻表。我想我可以說，隨著歲月流逝，我更加明白了時間的意義，開始善加安排、小心地利用時間，雖然有時候瑪蒂妲需要提醒我某個約會的時間到了，尤其是當我在練習或研究樂譜時。我認為好好安排時間對從事創造性的工作來說極為重要，我常對我的學生重複這句話：「自由——還有秩序！」
在夏天裏，學校放假的那幾個月，我加入了旅行演奏的樂團。我們搭乘馬拉的公車，沿著炎熱、灰撲撲的道路，一路穿越加泰隆尼亞的鄉村地區，從一個村莊到另一個村莊，在市集、舞會和節慶中演出。我們演奏民間音樂和舞曲：華爾茲、馬厝卡舞曲、薩達納舞曲，還有一些來自美國的曲子，無所不包。我們往往傍晚開始演奏，一直到清晨。農夫和漁夫身強體壯，能夠通宵跳舞，說到這個，他們第二天還能再跳上一整天！夏季的那些巡迴演出非常辛苦，沒有什麽時間休息，可是我十分享受那些演出！在我和那些村民的美妙友誼中，我為他們演奏；在他們和我之間的交流中跳著舞蹈；還有當他們在演出後呼喊喝彩，臉上所有的表情，我在其中找到一種特殊的快樂。我們通過音樂的語言交談。自此以後，在我的演出中，不管是在小型獨奏會上，還是在大音樂廳裏麵對大批觀眾，我從未失去當年那種感覺——在我和我的聽眾之間那份親密的默契……
在托斯特咖啡館演奏了幾年之後，我在帕哈利拉（pajarera）咖啡館得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在西班牙文裏，帕哈利拉的意思是「鳥籠」，那家咖啡館是棟有著玻璃牆麵的大型圓形建築，很是壯觀。我在那裏拿到的酬勞比較高，而且我不再是在一個三人樂團裏演奏，而是在一個七人樂團。
十四歲時，我在巴塞隆納舉行了第一場真正的音樂會。那是在新潮劇院的一場慈善演出，為了一位知名的老演員，她的名字是帕拉。父親為此來到巴塞隆納，帶我搭電車過去。我緊張得要命。當我們抵達音樂廳，我說：「父親，我忘記那首曲子的開頭了！我連一個音符都想不起來！我該怎麽辦？」他讓我冷靜下來。那是八十年前了，但我始終沒能克服演出之前那種可怕的緊張，那一直是個嚴酷的考驗。上台之前，我胸口作痛，飽受折磨。想到要公開演出，對我來說，仍舊是個噩夢。
父親習慣每周一次從本德雷爾來看我。我們會一起散步，偶爾去音樂書店找樂譜，幾個小時之後他就得踏上歸途。在帕哈利拉咖啡館的表演曲目要比在托斯特咖啡館來得多，我繼續獨奏，也就需要更多音樂。有一天，我跟父親說我需要找一些新的獨奏樂曲，好在帕哈利拉咖啡館演奏，我們便一起出發去找。有兩個原因讓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個下午。首先，父親替我買了第一把標準尺寸的大提琴，能夠擁有這件美妙的樂器我十分驕傲！然後我們在港口附近一家老音樂書店駐足，我開始瀏覽一捆樂譜。突然，我發現一疊破破爛爛的紙張，因為年代久遠而褪了色。那是巴赫的無伴奏組曲，專門為大提琴所寫的！我驚訝地看著它們：《無伴奏大提琴組曲》，心想在這幾個字背後藏著什麽樣的魔力和神秘？我從未聽說這組曲的存在，沒有人跟我提起過這些曲子，包括我的老師在內。我忘了自己到這家店的目的，隻是凝視著那些紙張，撫摸它們。那一幕至今不曾變得模糊。即便是今天，當我看著那幾首樂曲的封麵，我就像又回到那家雜著黴味、淡淡海水氣味的老店。我急忙回家，緊緊抓著那組曲，仿佛它們是王冠上的珠寶，一進房間，我就仔細閱讀，讀了一遍又一遍。那時候我十三歲，而在接下來這八十年裏，發現那套樂譜一事越來越令我感到奇妙。那組曲開啟了一個全新的世界。我開始演奏它們，懷著難以形容的興奮。這幾首曲子成了我最珍愛的音樂，在接下來那十二年裏，我每天都研究、練習。是的，過了十二年，在我二十五歲時，我才有勇氣在一場音樂會上公開演奏其中一首。在那之前，沒有一位小提琴家或大提琴家完整演奏過巴赫這套組曲中的一首。他們隻會演奏其中一段：一支薩拉邦舞曲、一支加伏特舞曲或是一支小步舞曲。而我演奏的是整套組曲：從前奏曲直到五個舞曲樂章，包含所有的反覆，這些反覆賦予每一個樂章美妙的整體性、步調和結構，具有完整的構造和藝術性。這些曲子曾被視為機械化而缺少感情的學院派作品。你能想像嗎？當它們煥發出空間和詩意的燦爛光芒，居然會有人認為這些曲子沒有感情！它們是巴赫的精髓，而巴赫是音樂的精髓。
就在我發現巴赫那套組曲之前不久，還有一件事，這件事對我的藝術生涯影響深遠。當時我還在托斯特咖啡館演奏，一天晚上，一位重要的訪客來到咖啡館，他是加泰隆尼亞知名的作曲家兼鋼琴家阿爾貝尼茨。他和兩個朋友同行，小提琴家恩立克·阿沃斯和大提琴家阿古斯丁·魯維奧。阿爾貝尼茨聽說了那個「小傢夥」，那個據說大提琴拉得極好的男孩，他想來親眼看看。他坐在那兒，專注地聆聽。他身材矮胖，大約三十歲，留著八字鬍和一把小鬍子，抽著長長的雪茄。節目結束時，他走過來擁抱我，說我具有罕見的才華。「你得跟我一起到倫敦去！」他說。他態度活潑，具有感染力。「你得到倫敦來跟我一起工作。」能從一位知名音樂家那兒聽到這樣的提議，我當然是受寵若驚。可是當他向我母親重複這個提議時，她的反應卻相當不同。她說她很感激他的提議，但她完全反對我去。「我的孩子年紀還小，」她告訴阿爾貝尼茨，「要到倫敦去，開始四處旅行，他還太年輕。他得留在巴塞隆納，完成他的學業。要做其他的事，將來有的是時間。」
在夏天裏，學校放假的那幾個月，我加入了旅行演奏的樂團。我們搭乘馬拉的公車，沿著炎熱、灰撲撲的道路，一路穿越加泰隆尼亞的鄉村地區，從一個村莊到另一個村莊，在市集、舞會和節慶中演出。我們演奏民間音樂和舞曲：華爾茲、馬厝卡舞曲、薩達納舞曲，還有一些來自美國的曲子，無所不包。我們往往傍晚開始演奏，一直到清晨。農夫和漁夫身強體壯，能夠通宵跳舞，說到這個，他們第二天還能再跳上一整天！夏季的那些巡迴演出非常辛苦，沒有什麽時間休息，可是我十分享受那些演出！在我和那些村民的美妙友誼中，我為他們演奏；在他們和我之間的交流中跳著舞蹈；還有當他們在演出後呼喊喝彩，臉上所有的表情，我在其中找到一種特殊的快樂。我們通過音樂的語言交談。自此以後，在我的演出中，不管是在小型獨奏會上，還是在大音樂廳裏麵對大批觀眾，我從未失去當年那種感覺——在我和我的聽眾之間那份親密的默契……
在托斯特咖啡館演奏了幾年之後，我在帕哈利拉（pajarera）咖啡館得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在西班牙文裏，帕哈利拉的意思是「鳥籠」，那家咖啡館是棟有著玻璃牆麵的大型圓形建築，很是壯觀。我在那裏拿到的酬勞比較高，而且我不再是在一個三人樂團裏演奏，而是在一個七人樂團。
十四歲時，我在巴塞隆納舉行了第一場真正的音樂會。那是在新潮劇院的一場慈善演出，為了一位知名的老演員，她的名字是帕拉。父親為此來到巴塞隆納，帶我搭電車過去。我緊張得要命。當我們抵達音樂廳，我說：「父親，我忘記那首曲子的開頭了！我連一個音符都想不起來！我該怎麽辦？」他讓我冷靜下來。那是八十年前了，但我始終沒能克服演出之前那種可怕的緊張，那一直是個嚴酷的考驗。上台之前，我胸口作痛，飽受折磨。想到要公開演出，對我來說，仍舊是個噩夢。
父親習慣每周一次從本德雷爾來看我。我們會一起散步，偶爾去音樂書店找樂譜，幾個小時之後他就得踏上歸途。在帕哈利拉咖啡館的表演曲目要比在托斯特咖啡館來得多，我繼續獨奏，也就需要更多音樂。有一天，我跟父親說我需要找一些新的獨奏樂曲，好在帕哈利拉咖啡館演奏，我們便一起出發去找。有兩個原因讓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個下午。首先，父親替我買了第一把標準尺寸的大提琴，能夠擁有這件美妙的樂器我十分驕傲！然後我們在港口附近一家老音樂書店駐足，我開始瀏覽一捆樂譜。突然，我發現一疊破破爛爛的紙張，因為年代久遠而褪了色。那是巴赫的無伴奏組曲，專門為大提琴所寫的！我驚訝地看著它們：《無伴奏大提琴組曲》，心想在這幾個字背後藏著什麽樣的魔力和神秘？我從未聽說這組曲的存在，沒有人跟我提起過這些曲子，包括我的老師在內。我忘了自己到這家店的目的，隻是凝視著那些紙張，撫摸它們。那一幕至今不曾變得模糊。即便是今天，當我看著那幾首樂曲的封麵，我就像又回到那家雜著黴味、淡淡海水氣味的老店。我急忙回家，緊緊抓著那組曲，仿佛它們是王冠上的珠寶，一進房間，我就仔細閱讀，讀了一遍又一遍。那時候我十三歲，而在接下來這八十年裏，發現那套樂譜一事越來越令我感到奇妙。那組曲開啟了一個全新的世界。我開始演奏它們，懷著難以形容的興奮。這幾首曲子成了我最珍愛的音樂，在接下來那十二年裏，我每天都研究、練習。是的，過了十二年，在我二十五歲時，我才有勇氣在一場音樂會上公開演奏其中一首。在那之前，沒有一位小提琴家或大提琴家完整演奏過巴赫這套組曲中的一首。他們隻會演奏其中一段：一支薩拉邦舞曲、一支加伏特舞曲或是一支小步舞曲。而我演奏的是整套組曲：從前奏曲直到五個舞曲樂章，包含所有的反覆，這些反覆賦予每一個樂章美妙的整體性、步調和結構，具有完整的構造和藝術性。這些曲子曾被視為機械化而缺少感情的學院派作品。你能想像嗎？當它們煥發出空間和詩意的燦爛光芒，居然會有人認為這些曲子沒有感情！它們是巴赫的精髓，而巴赫是音樂的精髓。
就在我發現巴赫那套組曲之前不久，還有一件事，這件事對我的藝術生涯影響深遠。當時我還在托斯特咖啡館演奏，一天晚上，一位重要的訪客來到咖啡館，他是加泰隆尼亞知名的作曲家兼鋼琴家阿爾貝尼茨。他和兩個朋友同行，小提琴家恩立克·阿沃斯和大提琴家阿古斯丁·魯維奧。阿爾貝尼茨聽說了那個「小傢夥」，那個據說大提琴拉得極好的男孩，他想來親眼看看。他坐在那兒，專注地聆聽。他身材矮胖，大約三十歲，留著八字鬍和一把小鬍子，抽著長長的雪茄。節目結束時，他走過來擁抱我，說我具有罕見的才華。「你得跟我一起到倫敦去！」他說。他態度活潑，具有感染力。「你得到倫敦來跟我一起工作。」能從一位知名音樂家那兒聽到這樣的提議，我當然是受寵若驚。可是當他向我母親重複這個提議時，她的反應卻相當不同。她說她很感激他的提議，但她完全反對我去。「我的孩子年紀還小，」她告訴阿爾貝尼茨，「要到倫敦去，開始四處旅行，他還太年輕。他得留在巴塞隆納，完成他的學業。要做其他的事，將來有的是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