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我在八十年前去了巴塞隆納。當年的巴塞隆納就跟現在一樣，是個蕪亂的大城，有著熱鬧的街道、人來人往的咖啡館和博物館、擁擠的商店、忙碌的碼頭，來自各國的船隻在那裏停泊。對我來說，在不止一層意義上，那是通往世界的大門：我註定將在這座城市度過大半人生，將和那些傑出的市民共度許多充滿歡樂和創造力的時光，將和這座城市的藝術家和勞工建立起珍貴的情誼，在這座城市裏我將深深體會人類的高尚，而且，唉，也將深切感受人類的苦難！半個世紀之後，我將看見這座心愛的城市被法西斯分子包圍，頭頂上是轟炸的飛機，街道上是民兵和沙包。哪個孩子能想像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母親讓我在巴塞隆納市立音樂學院入學，然後她返回本德雷爾，大約一個月之後她又回到巴塞隆納，留下來陪我。她安排我跟她的幾個遠親一起住，一個木匠和他的妻子，他們住在城裏較老舊的一個城區，鄰居多半是勞工階層。他們為人親切而溫和，待我就像他們自己的孩子。那個木匠名叫班尼，是個怪人。他個子不高，但是天不怕地不怕，疾惡如仇，獨自一個人對抗犯罪。這件事是我有一天發現的，他打開一個抽屜，我發現裏麵全是刀和手槍，吃了一驚，訝異地問他這些武器是用來做什麽的，他才告訴我他這個獨特的嗜好。幾乎每個晚上，在做完工作、吃過晚餐之後，班尼就會離開屋子，勇闖城裏最亂的地方，當年巴塞隆納的犯罪案子很多。他身上隻帶著一根學生的木棍，但是在他手中，那就是件厲害的武器。拿著那根棍子，並不張揚，但是一眼就能看見，他勇敢地對抗那些惡名昭彰的歹徒：搶匪、小偷和其他亡命之徒。他會朝一個歹徒走過去，指稱對方是壞人，曾經做過哪些壞事，接著說：「你必須改變你的生活方式，現在把你的手槍交給我。」視情形而定，也可能是要求對方交出刀子。那些歹徒曉得他的名聲，對他懷有敬意，通常會聽從。當然，碰上有些歹徒不願意聽從，他就會用上他的棍子。有一天夜裏，他帶著刀傷回家。他聳聳肩膀，對他太太和我說：「別擔心，這沒什麽。明天我會把事情擺平。」第二天夜裏他帶著愉快的笑容走進屋子，說：「我跟那傢夥扯平了。」我想你可以說他像個使徒，我對他印象非常深刻。
到巴塞隆納之後不久，我去拿父親請人為我打造的那把小一號的大提琴。那個製造樂器的師傅和藹可親，三十出頭，名叫邁雷。當他把大提琴交給我時，還給了我一把琴弓。在那之前，我手裏不曾拿過大提琴，但我立刻用它奏出了一小段樂曲，邁雷大為驚喜……
在音樂學院裏我很用功，學習和聲、對位法和作曲，還有大提琴和鋼琴。我的大提琴老師就是曾在本德雷爾演奏的何塞普·加西亞，他的演奏對我產生的影響十分深遠。他出身於知名的加西亞家族，跟著名的歌唱家、作曲家、演員兼教師曼努埃爾·加西亞是親戚。曼努埃爾·加西亞建立了或許是史上最傑出的聲樂家族：他女兒是偉大的女高音瑪麗亞，他兒子曼努埃爾本身也是個教師，發明了喉頭鏡。荷西·加西亞是個訓練有素的優秀大提琴家，他放在琴弦上的手很美，我從不曾見過比那更美麗的手，而且他是個好老師。他對訓練要求很高，盡管他個性溫和，有時還是會令學生害怕。在我們上課時，他很少表示讚許。可是偶爾在我演奏時，他會轉過身背對我，就那樣站著好一會兒，等他再度轉過身來麵對我時，他臉上會露出非常奇怪的表情。當時我不懂，後來我才明白他是受到了感動。許多年後，那時我的職業生涯已經開啟，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見到他，他已經移居該地。那次重逢是那麽令人歡欣！他非常自豪曾經是我的老師，而我非常感激他所教給我的一切，還有他對我的慈祥。我們相擁而泣。
在巴塞隆納求學時，我開始針對當時習以為常的大提琴演奏技巧做了一些改變。的確，當時我隻有十二歲左右，但有些事情就連對小孩子來說都顯得不對勁。當年學大提琴的人被教導用僵直的手臂來拉琴，手肘要盡量貼近體側，事實上，我們在學琴時必須在持弓那隻手臂的腋下夾一本書！在我看來，那顯然既笨拙又不自然，實在很愚蠢。因此，在家裏練習時，我琢磨出一種方法，能讓手臂自由，拋棄那種受到限製而且不自然的姿勢。我還覺得指法的技巧和左手的動作可以加以改善，那時候拉大提琴的人左手受到限製，在運指時手必須不停地上下移動。我嚐試把手張開，擴大並延伸左手能及的範圍，發現我不必移動左手就能拉奏四個音，而舊方法隻能拉奏三個音。我開始在學校裏使用我發明的技法，同學都很驚愕，我的老師起初也吃了一驚，但我已經說過他善解人意，而他漸漸看出我瘋狂的表麵下是有一種方法的。總之，如今沒有人在練習大提琴時夾一本書在腋下了！
在學校裏過了六個月，我的演奏技藝就進步到足以讓我得到一份工作，就在城郊的一家咖啡館演奏。那家咖啡館叫托斯特，以老闆托斯特先生命名，是個溫馨的家庭式小館。我每天在那兒演奏。薪資是每天四個比塞塔[1]。我們是三重奏，一把小提琴、一架鋼琴和一把大提琴，演奏的曲目主要是輕音樂：當時流行的曲調、大家熟悉的歌劇選曲，還有華爾茲。然而，在我年輕的腦子裏已經吟唱著那些大師的音樂：巴赫、勃拉姆斯、孟德爾頌、貝多芬。沒有多久，我開始在節目中引進更好的音樂，而且我大概是用了點兒小聰明，仗著自己年紀小。顧客很喜歡，於是我認為時機到了，便向咖啡館的經理和三重奏的其他成員提議，每周抽出一個晚上用來演奏古典音樂。那個晚上大獲成功。沒多久，我開始獨奏。話傳開了，關於托斯特咖啡館裏的音樂和那個演奏的「小傢夥」（大家後來這樣稱呼我），顧客開始從很遠的地方來這家咖啡館消磨一個晚上。托斯特先生很高興看到這種情形，也為我感到驕傲。有時候他會帶我去聽音樂會，有一次我們去欣賞施特勞斯[2]在歌劇院指揮他自己的幾部作品。施特勞斯當時還年輕，正在他事業的開端。那次經歷給了我很大的衝擊。
母親讓我在巴塞隆納市立音樂學院入學，然後她返回本德雷爾，大約一個月之後她又回到巴塞隆納，留下來陪我。她安排我跟她的幾個遠親一起住，一個木匠和他的妻子，他們住在城裏較老舊的一個城區，鄰居多半是勞工階層。他們為人親切而溫和，待我就像他們自己的孩子。那個木匠名叫班尼，是個怪人。他個子不高，但是天不怕地不怕，疾惡如仇，獨自一個人對抗犯罪。這件事是我有一天發現的，他打開一個抽屜，我發現裏麵全是刀和手槍，吃了一驚，訝異地問他這些武器是用來做什麽的，他才告訴我他這個獨特的嗜好。幾乎每個晚上，在做完工作、吃過晚餐之後，班尼就會離開屋子，勇闖城裏最亂的地方，當年巴塞隆納的犯罪案子很多。他身上隻帶著一根學生的木棍，但是在他手中，那就是件厲害的武器。拿著那根棍子，並不張揚，但是一眼就能看見，他勇敢地對抗那些惡名昭彰的歹徒：搶匪、小偷和其他亡命之徒。他會朝一個歹徒走過去，指稱對方是壞人，曾經做過哪些壞事，接著說：「你必須改變你的生活方式，現在把你的手槍交給我。」視情形而定，也可能是要求對方交出刀子。那些歹徒曉得他的名聲，對他懷有敬意，通常會聽從。當然，碰上有些歹徒不願意聽從，他就會用上他的棍子。有一天夜裏，他帶著刀傷回家。他聳聳肩膀，對他太太和我說：「別擔心，這沒什麽。明天我會把事情擺平。」第二天夜裏他帶著愉快的笑容走進屋子，說：「我跟那傢夥扯平了。」我想你可以說他像個使徒，我對他印象非常深刻。
到巴塞隆納之後不久，我去拿父親請人為我打造的那把小一號的大提琴。那個製造樂器的師傅和藹可親，三十出頭，名叫邁雷。當他把大提琴交給我時，還給了我一把琴弓。在那之前，我手裏不曾拿過大提琴，但我立刻用它奏出了一小段樂曲，邁雷大為驚喜……
在音樂學院裏我很用功，學習和聲、對位法和作曲，還有大提琴和鋼琴。我的大提琴老師就是曾在本德雷爾演奏的何塞普·加西亞，他的演奏對我產生的影響十分深遠。他出身於知名的加西亞家族，跟著名的歌唱家、作曲家、演員兼教師曼努埃爾·加西亞是親戚。曼努埃爾·加西亞建立了或許是史上最傑出的聲樂家族：他女兒是偉大的女高音瑪麗亞，他兒子曼努埃爾本身也是個教師，發明了喉頭鏡。荷西·加西亞是個訓練有素的優秀大提琴家，他放在琴弦上的手很美，我從不曾見過比那更美麗的手，而且他是個好老師。他對訓練要求很高，盡管他個性溫和，有時還是會令學生害怕。在我們上課時，他很少表示讚許。可是偶爾在我演奏時，他會轉過身背對我，就那樣站著好一會兒，等他再度轉過身來麵對我時，他臉上會露出非常奇怪的表情。當時我不懂，後來我才明白他是受到了感動。許多年後，那時我的職業生涯已經開啟，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見到他，他已經移居該地。那次重逢是那麽令人歡欣！他非常自豪曾經是我的老師，而我非常感激他所教給我的一切，還有他對我的慈祥。我們相擁而泣。
在巴塞隆納求學時，我開始針對當時習以為常的大提琴演奏技巧做了一些改變。的確，當時我隻有十二歲左右，但有些事情就連對小孩子來說都顯得不對勁。當年學大提琴的人被教導用僵直的手臂來拉琴，手肘要盡量貼近體側，事實上，我們在學琴時必須在持弓那隻手臂的腋下夾一本書！在我看來，那顯然既笨拙又不自然，實在很愚蠢。因此，在家裏練習時，我琢磨出一種方法，能讓手臂自由，拋棄那種受到限製而且不自然的姿勢。我還覺得指法的技巧和左手的動作可以加以改善，那時候拉大提琴的人左手受到限製，在運指時手必須不停地上下移動。我嚐試把手張開，擴大並延伸左手能及的範圍，發現我不必移動左手就能拉奏四個音，而舊方法隻能拉奏三個音。我開始在學校裏使用我發明的技法，同學都很驚愕，我的老師起初也吃了一驚，但我已經說過他善解人意，而他漸漸看出我瘋狂的表麵下是有一種方法的。總之，如今沒有人在練習大提琴時夾一本書在腋下了！
在學校裏過了六個月，我的演奏技藝就進步到足以讓我得到一份工作，就在城郊的一家咖啡館演奏。那家咖啡館叫托斯特，以老闆托斯特先生命名，是個溫馨的家庭式小館。我每天在那兒演奏。薪資是每天四個比塞塔[1]。我們是三重奏，一把小提琴、一架鋼琴和一把大提琴，演奏的曲目主要是輕音樂：當時流行的曲調、大家熟悉的歌劇選曲，還有華爾茲。然而，在我年輕的腦子裏已經吟唱著那些大師的音樂：巴赫、勃拉姆斯、孟德爾頌、貝多芬。沒有多久，我開始在節目中引進更好的音樂，而且我大概是用了點兒小聰明，仗著自己年紀小。顧客很喜歡，於是我認為時機到了，便向咖啡館的經理和三重奏的其他成員提議，每周抽出一個晚上用來演奏古典音樂。那個晚上大獲成功。沒多久，我開始獨奏。話傳開了，關於托斯特咖啡館裏的音樂和那個演奏的「小傢夥」（大家後來這樣稱呼我），顧客開始從很遠的地方來這家咖啡館消磨一個晚上。托斯特先生很高興看到這種情形，也為我感到驕傲。有時候他會帶我去聽音樂會，有一次我們去欣賞施特勞斯[2]在歌劇院指揮他自己的幾部作品。施特勞斯當時還年輕，正在他事業的開端。那次經歷給了我很大的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