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母親來說，最高的法律是一個人的良知。她常說：「原則上，我並不看重法律。」她會說一條法律或許有某些好處，但是另一條就可能全無好處，一個人必須自行決定什麽是對的，什麽是錯的。她知道某些法律能為某些人效勞，卻同時傷害了另一些人，一如在今日的西班牙，一般而言，法律隻對少數人有好處，而傷害了多數人。這份理解來自她內心。她一向按照原則行事，不在乎別人怎麽說，去做她自認正確的事。我弟弟恩立克十九歲時，依照當時的法律，被徵召去西班牙軍隊服役。他去找母親，我也在場，那一幕永遠銘刻在我的記憶中。
「我的孩子，」她告訴恩立克，「你不必去殺害任何人，任何人也不必殺害你。你生來不是為了殺人，也不是為了被人殺害。走吧……離開這個國家。」於是恩立克逃離西班牙，去了阿根廷。恩立克是她的麽兒，母親特別憐愛他，而一別之後，她十一年都沒有見到他。一直等到那些違反徵兵法的人得到特赦，他才回家。
我想，如果全天下所有的母親都對她們的兒子說：「你生來不是為了殺人，也不是為了被人殺害。不要打仗。」這世界上將不會有戰爭。
當母親要我弟弟恩立克離開時，對她來說，事情並非隻是單純地救她兒子一命，還在於做正確的事。還有一次，我們那個地區發生霍亂。那是場可怕的災難。這一刻你還看見某人正常地走路、說話，一個小時之後他就死了。那地區成千上萬的人都死了，本德雷爾也有許多人死去，幾乎所有的醫生都死了。那時我們住在聖薩爾瓦多，我弟弟路易大約十八歲，常常在傍晚去本德雷爾。他會去死於霍亂的人家裏，在夜裏把屍體送往墓地。「總得有人去做這件事。」他說。被感染的可能性很大，母親當然知道他每天都有生命危險，但她從不曾為此說過一句話，叫他別去做他認為該做的事，一句也不曾說過。在我母親心裏沒有模稜兩可的事。不論大事小事，她總是直截了當。
她也不在乎那些瑣碎的規定。我年輕時辦過許多演奏會，有好幾個銀行帳戶，其中一個在巴塞隆納。我習慣把存款憑證交給母親，她會替我收起來。有一次，銀行向我索取前一年他們給我的一張憑證，我告訴母親，她便去找，可是沒找到。
我跟她說：「親愛的母親，他們想要看那張憑證。」
「為什麽要看？」她問。
我說：「因為那是規定。」
「規定？難道他們不知道那錢是你的嗎？」
「他們知道。」
「既然這樣，就沒有必要給他們憑證。他們知道那錢是你的。你就這樣告訴他們。」
我通知銀行，說我找不到那張憑證，他們說沒有關係，請我忘了這件事。
「我是怎麽跟你說的？」母親說，「你看，並沒有必要給他們那張憑證。」
她認為流於形式的嚴格規定很愚蠢，所有的事她都是這樣看待。
年幼時，父親對我說：「卡薩爾斯，等你長大了，你會看見能飛的機器。記住我的話，這事一定會發生。」如今，這似乎一點也不稀奇，噴氣式飛機從我家屋子上空飛過，比音速還快，雖然它們發出的聲音真夠人受的！小孩子則相信自己理所當然很快就能登上月球。可是在我出生時，汽車都尚未發明。我父親想像力極為豐富，喜歡追根究底，音樂是他的最愛，不過也隻是他的眾多興趣之一。他著迷物理學，對科學上的發現尤其感興趣。他出生於巴塞隆納，成年後的歲月全都在本德雷爾度過，他沒有錢去旅行，但他設法拿到外國的期刊，特別是法國期刊，關注科學上的最新發展。他雙手靈巧，我覺得他幾乎什麽東西都能造出來。在我們家裏他有一間專門的工作室，那房間總是鎖著，而他往往會在裏麵待上好幾個小時。他用木頭和其他材料做出各式各樣的東西，是個真正的工匠。
有一次，他做了一輛自行車給我，他甚至還用木頭做了一座時鍾，這座鍾還在我聖薩爾瓦多的家裏，雖然自從我三十年前開始流亡，就不曾再看見它。他做事非常仔細，是個完美主義者，對任何事都很有耐心。他患有嚴重的哮喘，但是從來不抱怨。他個性安靜溫和，我不記得曾聽過他大聲說話。他還具有強烈的信念，是個熱情的自由主義者，在加泰隆尼亞爆發 「卡洛斯戰爭」期間，他甚至為了共和體製的理想而甘冒生命危險。那是在他與我母親結婚之前不久。很自然地，他堅定地維護加泰隆尼亞的自治權。
父親的生活以音樂為中心。假如他接受過正式的音樂教育，他可以成為一位有成就的作曲家，或是一位傑出的鋼琴家。但是他滿足於在本德雷爾擔任教堂的管風琴手，教授彈奏鋼琴和歌唱，滿足於譜譜曲子。他在村子裏組了一個小型合唱團，那是大約一百年前的事了，而這個樂團如今依然存在。他有時會為村中的慶典和舞蹈演奏音樂，當他這麽做時，他會整個人都投入進去。美是他追求的目標，而且他一點兒也不自負。
我年幼時，父親就看出我有音樂天分，可是因為他本身就是個音樂家，他覺得他兒子成為音樂家是理所當然的事。他從不會說：「噢，我兒子是個了不起的音樂家。」或是類似的話。他覺得我在小小年紀就能演奏和作曲沒有什麽不尋常，對他來說，這似乎再自然不過。我母親的態度就很不一樣。她也不會談起我的能力，可是她深信我具有一種特殊的天賦，應該竭盡所能加以栽培。父親不相信我能靠著音樂謀生，他從經驗中得知這是一件多麽困難的事。他認為讓我學習一項技能更加實際。
「我的孩子，」她告訴恩立克，「你不必去殺害任何人，任何人也不必殺害你。你生來不是為了殺人，也不是為了被人殺害。走吧……離開這個國家。」於是恩立克逃離西班牙，去了阿根廷。恩立克是她的麽兒，母親特別憐愛他，而一別之後，她十一年都沒有見到他。一直等到那些違反徵兵法的人得到特赦，他才回家。
我想，如果全天下所有的母親都對她們的兒子說：「你生來不是為了殺人，也不是為了被人殺害。不要打仗。」這世界上將不會有戰爭。
當母親要我弟弟恩立克離開時，對她來說，事情並非隻是單純地救她兒子一命，還在於做正確的事。還有一次，我們那個地區發生霍亂。那是場可怕的災難。這一刻你還看見某人正常地走路、說話，一個小時之後他就死了。那地區成千上萬的人都死了，本德雷爾也有許多人死去，幾乎所有的醫生都死了。那時我們住在聖薩爾瓦多，我弟弟路易大約十八歲，常常在傍晚去本德雷爾。他會去死於霍亂的人家裏，在夜裏把屍體送往墓地。「總得有人去做這件事。」他說。被感染的可能性很大，母親當然知道他每天都有生命危險，但她從不曾為此說過一句話，叫他別去做他認為該做的事，一句也不曾說過。在我母親心裏沒有模稜兩可的事。不論大事小事，她總是直截了當。
她也不在乎那些瑣碎的規定。我年輕時辦過許多演奏會，有好幾個銀行帳戶，其中一個在巴塞隆納。我習慣把存款憑證交給母親，她會替我收起來。有一次，銀行向我索取前一年他們給我的一張憑證，我告訴母親，她便去找，可是沒找到。
我跟她說：「親愛的母親，他們想要看那張憑證。」
「為什麽要看？」她問。
我說：「因為那是規定。」
「規定？難道他們不知道那錢是你的嗎？」
「他們知道。」
「既然這樣，就沒有必要給他們憑證。他們知道那錢是你的。你就這樣告訴他們。」
我通知銀行，說我找不到那張憑證，他們說沒有關係，請我忘了這件事。
「我是怎麽跟你說的？」母親說，「你看，並沒有必要給他們那張憑證。」
她認為流於形式的嚴格規定很愚蠢，所有的事她都是這樣看待。
年幼時，父親對我說：「卡薩爾斯，等你長大了，你會看見能飛的機器。記住我的話，這事一定會發生。」如今，這似乎一點也不稀奇，噴氣式飛機從我家屋子上空飛過，比音速還快，雖然它們發出的聲音真夠人受的！小孩子則相信自己理所當然很快就能登上月球。可是在我出生時，汽車都尚未發明。我父親想像力極為豐富，喜歡追根究底，音樂是他的最愛，不過也隻是他的眾多興趣之一。他著迷物理學，對科學上的發現尤其感興趣。他出生於巴塞隆納，成年後的歲月全都在本德雷爾度過，他沒有錢去旅行，但他設法拿到外國的期刊，特別是法國期刊，關注科學上的最新發展。他雙手靈巧，我覺得他幾乎什麽東西都能造出來。在我們家裏他有一間專門的工作室，那房間總是鎖著，而他往往會在裏麵待上好幾個小時。他用木頭和其他材料做出各式各樣的東西，是個真正的工匠。
有一次，他做了一輛自行車給我，他甚至還用木頭做了一座時鍾，這座鍾還在我聖薩爾瓦多的家裏，雖然自從我三十年前開始流亡，就不曾再看見它。他做事非常仔細，是個完美主義者，對任何事都很有耐心。他患有嚴重的哮喘，但是從來不抱怨。他個性安靜溫和，我不記得曾聽過他大聲說話。他還具有強烈的信念，是個熱情的自由主義者，在加泰隆尼亞爆發 「卡洛斯戰爭」期間，他甚至為了共和體製的理想而甘冒生命危險。那是在他與我母親結婚之前不久。很自然地，他堅定地維護加泰隆尼亞的自治權。
父親的生活以音樂為中心。假如他接受過正式的音樂教育，他可以成為一位有成就的作曲家，或是一位傑出的鋼琴家。但是他滿足於在本德雷爾擔任教堂的管風琴手，教授彈奏鋼琴和歌唱，滿足於譜譜曲子。他在村子裏組了一個小型合唱團，那是大約一百年前的事了，而這個樂團如今依然存在。他有時會為村中的慶典和舞蹈演奏音樂，當他這麽做時，他會整個人都投入進去。美是他追求的目標，而且他一點兒也不自負。
我年幼時，父親就看出我有音樂天分，可是因為他本身就是個音樂家，他覺得他兒子成為音樂家是理所當然的事。他從不會說：「噢，我兒子是個了不起的音樂家。」或是類似的話。他覺得我在小小年紀就能演奏和作曲沒有什麽不尋常，對他來說，這似乎再自然不過。我母親的態度就很不一樣。她也不會談起我的能力，可是她深信我具有一種特殊的天賦，應該竭盡所能加以栽培。父親不相信我能靠著音樂謀生，他從經驗中得知這是一件多麽困難的事。他認為讓我學習一項技能更加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