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狗仔隊」跟蹤
六個星期,104場演出之後,我們回到了英國。這是最成功的一次巡演。我們沒有意識到有多成功,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了一切順利。但是除了「甲殼蟲」,沒有其他流行樂隊能做得和我們一樣。原因之一就是我們沒有遇到競爭對手。在美國沒有與我們相似的樂隊組合。西雅圖的樂隊像「涅磐」和「珍珠醬」,他們的歌曲都是關於死亡和毒品的。從「新街邊仔」以來,在美國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稱之為流行樂。那時我們隻為演唱會的票房而高興。我們不理解我們所做的一切的重大意義。
但是「辣妹」的成功表明那兒有一群年青的觀眾想找到樂趣,但卻沒有被開發出來。隻是在我們成功之後,流行樂才開始在美國起步,出現了一些人,如布裏特尼·斯皮爾斯和恩 辛克。我們為這樣的行動打開了一扇門。
除了「甲殼蟲」之外,其他一些在美國取得成功的樂隊都是重金屬樂隊,比如萊德·齊柏林和「滾石」樂隊。但他們卻有行為不端的惡名。我們是在美國巡演的樂隊中惟一完成所有表演場次的樂隊,一場也未被取消。當我們從達拉斯直接飛抵希思羅機場時,我感覺就像完成了羅馬教皇的使命,在回歸天國前親吻土地。但我決定還是等過了海關親吻大衛吧。
巡演還沒有全部結束,在英國還有幾場預定好的演出,可是我已經精疲力竭了。我們每天的工作時間從來沒有少於十六小時。現在噁心的症狀已經停止了,可是三個月來這就沒停過:早晨噁心、下午噁心、晚上噁心,最糟的是上台之前也噁心。
奧爾德裏 埃吉的公寓依然是毛坯,大衛還住在沃斯利。裝修房子本來就已經夠難的了。何況你還在四千英裏以外,要裝修房子完全是瘋了。我絕對清楚我想要的樣子,我也不打算讓室內設計師替我做這一切。因此,每當媽媽來看我,都會帶幾大包的裝修材料給我看,像瓷磚、布樣、水龍頭、門拉手。
在美國,我和大衛很少有人打擾。但一回到英國,特別是我現在懷孕了,事情又像往常一樣了。一天晚上,在謝菲爾德的演出結束後,大衛開車來接我。很多時候,我們都是很快脫下演出服、套上一件浴袍、穿上軟底運動鞋、鑽進車裏、穿過任何一場體育館演唱會後都會有的擁擠的人群。那天晚上,我們也是這樣做的。大衛在體育館的後門通道準備好車,下台後僅過了兩分鍾我們就已經上路了。到曼徹斯特我們就得穿過潘尼斯的一條偏僻的路。開了二十分鍾後我覺得有人跟蹤,後麵那輛車的車燈離我們太近了。可我們很難確定,因為就隻有這一條路。可不管是誰在後麵駕車,他開得太危險了,離我們這麽近,想要超車,在這樣一條彎彎曲曲的路上超車是很荒唐的。他的車頭燈完全打開,這樣的事在任何時候都夠糟的了,但在你懷孕的時候,那情形就更嚇人了。你不僅替自己擔心,也為你的寶寶擔心。
「那個白癡究竟想幹什麽?」大衛說。「為什麽不超車或跟在後麵?」
「也許他在跟蹤我們,」我說。因為我有這種感覺。在比較直的路段上,大衛減慢了車速,如果他要超車的話,他可以超過去。
「如果他不當心的話,他自己會死,還會拖累我們。」
因此開到中途,我們在一家汽車修理廠門前停下車,希望這個傢夥能夠開過去,同時我特別想喝點飲料、吃點甜食:看到那些以前從來不吃的東西,我也有了食慾。
我們站在櫃檯前,我正穿著「辣妹」巡演浴袍,後麵印著「高貴」字樣,這是大衛讓阿迪達斯(他與其有贊助協議)為我們所有人定做的。我感覺有人站在我後麵。太近了。我轉過身的時候,聽到了再熟悉不過的聲音——照像機走片的聲音。盡管我剛才沒有看清後麵車上的司機,但我知道就是他。因為這不隻是某個人為「高貴」拍張照拿給同事看,從他開車的方式就知道他是職業記者。當我們在修理場停下來的時候,那輛車已經開過去了。這個混蛋肯定又調頭回來了。
「你知道你究竟在做什麽嗎?」我說,或者可能是大喊。不管怎樣,我用的是所謂的反問句。他在做什麽很明顯。接著我變得非常氣憤。
「你也看到了,我懷孕了。我不需要這個。你先是陰險地跟著我們,接著又拍照,你為什麽不滾開,不要來打擾我們?」
大衛走過來擋在我麵前,一把搶過這個白癡的相機,遞給我。此前我一直很生氣,卻一點不害怕,可是現在我開始發抖。大衛讓我回車上去,他則站在我和這個白癡中間,以免他跟著我。這個白癡沖我大聲喊叫著,要我把相機還給他。
我感到很脆弱,我非常清楚自己的體內有個未出世的寶寶,我必須保護他。突然我感覺我流下了眼淚。我隻想離開那兒回到車裏。那個傢夥開始推大衛,大衛把手舉到空中,不想與這個白癡糾纏在一起,因為你知道他接著就會聲稱他受到了攻擊——這個傢夥設法推開了大衛,我不知道那道門是該向前推,還是向後拉,而且我手裏還拿著相機,就是打不開那扇門,這時我覺得我的浴袍被那人拉住了,我轉過身尖叫:「把你的手拿開!」這時大衛把他推了開去,替我打開門,當我向車跑去的時候,大衛用遙控鑰匙打開了車門。為了不讓那人追過來,大衛隻是站在他前麵,好像在盯防他。一看見我進了車,大衛也衝進車裏,然後鎖上車門。那個傢夥就站在車外咒罵。我們報了警。
警察來了之後,我走出車外,把相機放在一堆報紙上,然後開車離開。我感覺糟透了,渾身發抖,大衛用了很大的耐心才使我安靜下來。第二天,那個攝影記者給大衛的經紀人打了電話。那個混蛋指控我們砸了他的相機。事實上,我們根本沒有。讓我非常生氣的是大衛的經紀人付了錢。為了生活平靜一些,他說。
六個星期,104場演出之後,我們回到了英國。這是最成功的一次巡演。我們沒有意識到有多成功,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了一切順利。但是除了「甲殼蟲」,沒有其他流行樂隊能做得和我們一樣。原因之一就是我們沒有遇到競爭對手。在美國沒有與我們相似的樂隊組合。西雅圖的樂隊像「涅磐」和「珍珠醬」,他們的歌曲都是關於死亡和毒品的。從「新街邊仔」以來,在美國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稱之為流行樂。那時我們隻為演唱會的票房而高興。我們不理解我們所做的一切的重大意義。
但是「辣妹」的成功表明那兒有一群年青的觀眾想找到樂趣,但卻沒有被開發出來。隻是在我們成功之後,流行樂才開始在美國起步,出現了一些人,如布裏特尼·斯皮爾斯和恩 辛克。我們為這樣的行動打開了一扇門。
除了「甲殼蟲」之外,其他一些在美國取得成功的樂隊都是重金屬樂隊,比如萊德·齊柏林和「滾石」樂隊。但他們卻有行為不端的惡名。我們是在美國巡演的樂隊中惟一完成所有表演場次的樂隊,一場也未被取消。當我們從達拉斯直接飛抵希思羅機場時,我感覺就像完成了羅馬教皇的使命,在回歸天國前親吻土地。但我決定還是等過了海關親吻大衛吧。
巡演還沒有全部結束,在英國還有幾場預定好的演出,可是我已經精疲力竭了。我們每天的工作時間從來沒有少於十六小時。現在噁心的症狀已經停止了,可是三個月來這就沒停過:早晨噁心、下午噁心、晚上噁心,最糟的是上台之前也噁心。
奧爾德裏 埃吉的公寓依然是毛坯,大衛還住在沃斯利。裝修房子本來就已經夠難的了。何況你還在四千英裏以外,要裝修房子完全是瘋了。我絕對清楚我想要的樣子,我也不打算讓室內設計師替我做這一切。因此,每當媽媽來看我,都會帶幾大包的裝修材料給我看,像瓷磚、布樣、水龍頭、門拉手。
在美國,我和大衛很少有人打擾。但一回到英國,特別是我現在懷孕了,事情又像往常一樣了。一天晚上,在謝菲爾德的演出結束後,大衛開車來接我。很多時候,我們都是很快脫下演出服、套上一件浴袍、穿上軟底運動鞋、鑽進車裏、穿過任何一場體育館演唱會後都會有的擁擠的人群。那天晚上,我們也是這樣做的。大衛在體育館的後門通道準備好車,下台後僅過了兩分鍾我們就已經上路了。到曼徹斯特我們就得穿過潘尼斯的一條偏僻的路。開了二十分鍾後我覺得有人跟蹤,後麵那輛車的車燈離我們太近了。可我們很難確定,因為就隻有這一條路。可不管是誰在後麵駕車,他開得太危險了,離我們這麽近,想要超車,在這樣一條彎彎曲曲的路上超車是很荒唐的。他的車頭燈完全打開,這樣的事在任何時候都夠糟的了,但在你懷孕的時候,那情形就更嚇人了。你不僅替自己擔心,也為你的寶寶擔心。
「那個白癡究竟想幹什麽?」大衛說。「為什麽不超車或跟在後麵?」
「也許他在跟蹤我們,」我說。因為我有這種感覺。在比較直的路段上,大衛減慢了車速,如果他要超車的話,他可以超過去。
「如果他不當心的話,他自己會死,還會拖累我們。」
因此開到中途,我們在一家汽車修理廠門前停下車,希望這個傢夥能夠開過去,同時我特別想喝點飲料、吃點甜食:看到那些以前從來不吃的東西,我也有了食慾。
我們站在櫃檯前,我正穿著「辣妹」巡演浴袍,後麵印著「高貴」字樣,這是大衛讓阿迪達斯(他與其有贊助協議)為我們所有人定做的。我感覺有人站在我後麵。太近了。我轉過身的時候,聽到了再熟悉不過的聲音——照像機走片的聲音。盡管我剛才沒有看清後麵車上的司機,但我知道就是他。因為這不隻是某個人為「高貴」拍張照拿給同事看,從他開車的方式就知道他是職業記者。當我們在修理場停下來的時候,那輛車已經開過去了。這個混蛋肯定又調頭回來了。
「你知道你究竟在做什麽嗎?」我說,或者可能是大喊。不管怎樣,我用的是所謂的反問句。他在做什麽很明顯。接著我變得非常氣憤。
「你也看到了,我懷孕了。我不需要這個。你先是陰險地跟著我們,接著又拍照,你為什麽不滾開,不要來打擾我們?」
大衛走過來擋在我麵前,一把搶過這個白癡的相機,遞給我。此前我一直很生氣,卻一點不害怕,可是現在我開始發抖。大衛讓我回車上去,他則站在我和這個白癡中間,以免他跟著我。這個白癡沖我大聲喊叫著,要我把相機還給他。
我感到很脆弱,我非常清楚自己的體內有個未出世的寶寶,我必須保護他。突然我感覺我流下了眼淚。我隻想離開那兒回到車裏。那個傢夥開始推大衛,大衛把手舉到空中,不想與這個白癡糾纏在一起,因為你知道他接著就會聲稱他受到了攻擊——這個傢夥設法推開了大衛,我不知道那道門是該向前推,還是向後拉,而且我手裏還拿著相機,就是打不開那扇門,這時我覺得我的浴袍被那人拉住了,我轉過身尖叫:「把你的手拿開!」這時大衛把他推了開去,替我打開門,當我向車跑去的時候,大衛用遙控鑰匙打開了車門。為了不讓那人追過來,大衛隻是站在他前麵,好像在盯防他。一看見我進了車,大衛也衝進車裏,然後鎖上車門。那個傢夥就站在車外咒罵。我們報了警。
警察來了之後,我走出車外,把相機放在一堆報紙上,然後開車離開。我感覺糟透了,渾身發抖,大衛用了很大的耐心才使我安靜下來。第二天,那個攝影記者給大衛的經紀人打了電話。那個混蛋指控我們砸了他的相機。事實上,我們根本沒有。讓我非常生氣的是大衛的經紀人付了錢。為了生活平靜一些,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