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從工作中解脫出來不是那麽容易。《辣妹世界》,我們的第二張專輯,即將在全世界發行,因此「宣傳」是一個我們不容忽略的詞。不久我們又要回到老一套的生活中去了:飛機、豪華轎車、旅館、演播室、播音室、豪華轎車、飛機。新加坡、泰國、印度、香港和日本。回想起來,我不知道我怎麽沒有累垮下來。大衛真是太好了,他總是在電話的那一頭,和我談話從來都不知疲倦。每天我們要交談8次、10次。雖然我經常隻是哭。
脫離「監獄」並不那麽容易,尤其是當你和難友談話的時候身邊總有衛兵看著。那就是和西蒙在一起時的感覺。他從來不讓我們走出他的視線,每到一處他總是跟著我們。媒體曾經稱他為「辣哥」,那並不是空穴來風。從日本回來的時候,在機場的入口處,他們告訴我們隻有5個一等艙座位。作為錄音合約的一部分,我們總是坐一等艙。這不是奢侈,是我們經過的所有那些長途旅行中的必要。現在你可能會想,在那種情況下,演唱組——那5個姑娘——會坐一等艙,而我們的策劃人會退讓一下。不,我們當中有一個被剔出了一等艙,這樣好讓西蒙坐在那兒。誰是那個被剔出去的呢?我。
我們5個人在一起的時候,那位如影隨形的經理人極少有不在邊上忙活的。我們不講話也就不足為奇了。
10月底我們回到英國準備在本國的首發,我們總要到一個接一個的電視台、電台做宣傳。但至少我們回家了。在回去的路上,潔芮說在我們做任何事情之前都應該和律師談談。這件事由我做還是她做?我說應該由她來做。
我隻在家呆了幾天就又走了。我們無法終止「境外免稅年」這個記時器的滴答聲,我甚至都懶得打開行李。
你們沒有生活,你們隻有日程表。
我們的鄰居吉格斯
那些男伴舞中第一個到的叫卡明埃·卡奴索。他比其他人先到,為的是讓我們適應一下雙人舞的動作,那些旋轉和舉起,但事實上他是我的伴舞。
我們的想法是我們每個人都將有一個舞伴,他將和我們有同樣的個性,穿上相配的服裝,因此,卡明埃(發音是卡—明—埃)是撅起嘴的那個品牌造型。他是一個非常好看的傢夥,半義大利血統,在瑞士長大。他身著黑色緊身衣,他的頭髮全部往後梳。梅蘭妮·b的舞伴是吉米·古爾紮,她後來嫁給了他(接著又離婚了)。潔芮和她的舞伴克雷斯琴·斯托姆也有關係。
我一看到他就意識到克雷斯琴其實就是克雷斯琴·豪斯福,是雷恩學校最受寵的學生之一,我一度非常喜歡他。他說他改名字是因為英國演員工會,雖然我好像也沒聽說過業內有另外一個叫克雷斯琴·豪斯福的人,但是你得承認克雷斯琴·豪斯福沒有克雷斯琴·斯托姆酷。
然後,愛瑪的舞伴是埃茲太加·諾亞,個子小卻靈活;梅蘭妮·c的舞伴是羅布·納斯,一個混血兒。另外還有兩個舞者:塔考·巴巴(3年以後在《真步者》中是我的伴舞之一)和路易斯·思朋斯。他們隻是湊湊數、做特技,但也可以替換任何一個「辣妹」的舞伴。
我與卡明埃和路易斯的關係最好,尤其是在巡演過程中。他們知道我多麽想大衛,經常走進我的化妝室和我聊天。他們倆對服裝都很在行,可以一整天談論「古琦」和「普拉達」。
2月24日我們在都柏林的泊因特開演,在那裏我們演了兩晚。3月2日,星期一,我們在蘇黎世舉行了歐洲大陸上的第一場音樂會。那以後的各站巡演我完全記不得了。我們在歐洲的最後一次演出是4月1日在多特蒙德。然後是回到英國,回到曼徹斯特。其他姑娘呆在維多利亞 阿爾伯特旅館的時候,我在沃斯利和大衛在一起。
一天晚上,白天排練了很長時間以後,我們在頂樓的房間裏躺在床上看錄像,這時,「撲費」和「史努比」在廚房裏開始大聲吼叫起來。「撲費」和「史努比」(是「撲費爸爸」和「史努比小狗」的縮寫)是兩條羅特維爾小狗,那年聖誕節大衛為我買的。其實我更想要那種毛茸茸的狗,但是大衛一直受到一些跟蹤者的糾纏,所以他說我們真的更應該買護衛犬。
不知怎麽的,那兩條狗正在做著它們的護衛工作,不知是什麽讓它們生氣了。大衛立刻走到平台的窗口,向後花園裏看,看見一個男人正在攀越籬笆。
我不在那兒的時候,以前曾經發生過一次同樣的事情。那兩隻狗也是像發了瘋一樣。「撲費」和「史努比」在花園裏,正對著後門叫。大衛說在門後他剛好能夠看見一個人站著,正仰頭往窗子看。所以他打開窗子,對著那個人大喊讓他滾開。但是,那個人就是站在那兒,盯著他,一動也不動,什麽也不做。然後,大衛才意識到他正一絲不掛地站在那兒——當那些吵鬧聲開始的時候他在床上。因此他轉身上樓,報了警。不出5分鍾,房子上空來了一架直升機,3輛警車停在外麵,到處都是摩托車。那個人不見了蹤影。
很明顯,所有這些大衛都告訴我了,這就是為什麽現在那兩隻狗呆在屋裏的原因。雖然它們看上去很大,但是其實它們還隻是小狗,我不想它們發生任何事。
這一次,我們沒有麻煩警察。賴安·吉格斯就住在30秒的距離之外,因此大衛給他打了個電話,還有另一個朋友住在離這兒大約4分鍾的路程。
「那支彩色彈丸槍在哪兒,大衛?」我說。
他最近剛剛和隊友們玩過這種作戰遊戲,遊戲中你用彩色彈丸相互射擊。大衛是那種無論做什麽事都要裝備齊全的人。因此,他帶著一支槍去參加他們的彩彈遊戲了,但是這支槍的威力太大,他們不肯讓他用。
脫離「監獄」並不那麽容易,尤其是當你和難友談話的時候身邊總有衛兵看著。那就是和西蒙在一起時的感覺。他從來不讓我們走出他的視線,每到一處他總是跟著我們。媒體曾經稱他為「辣哥」,那並不是空穴來風。從日本回來的時候,在機場的入口處,他們告訴我們隻有5個一等艙座位。作為錄音合約的一部分,我們總是坐一等艙。這不是奢侈,是我們經過的所有那些長途旅行中的必要。現在你可能會想,在那種情況下,演唱組——那5個姑娘——會坐一等艙,而我們的策劃人會退讓一下。不,我們當中有一個被剔出了一等艙,這樣好讓西蒙坐在那兒。誰是那個被剔出去的呢?我。
我們5個人在一起的時候,那位如影隨形的經理人極少有不在邊上忙活的。我們不講話也就不足為奇了。
10月底我們回到英國準備在本國的首發,我們總要到一個接一個的電視台、電台做宣傳。但至少我們回家了。在回去的路上,潔芮說在我們做任何事情之前都應該和律師談談。這件事由我做還是她做?我說應該由她來做。
我隻在家呆了幾天就又走了。我們無法終止「境外免稅年」這個記時器的滴答聲,我甚至都懶得打開行李。
你們沒有生活,你們隻有日程表。
我們的鄰居吉格斯
那些男伴舞中第一個到的叫卡明埃·卡奴索。他比其他人先到,為的是讓我們適應一下雙人舞的動作,那些旋轉和舉起,但事實上他是我的伴舞。
我們的想法是我們每個人都將有一個舞伴,他將和我們有同樣的個性,穿上相配的服裝,因此,卡明埃(發音是卡—明—埃)是撅起嘴的那個品牌造型。他是一個非常好看的傢夥,半義大利血統,在瑞士長大。他身著黑色緊身衣,他的頭髮全部往後梳。梅蘭妮·b的舞伴是吉米·古爾紮,她後來嫁給了他(接著又離婚了)。潔芮和她的舞伴克雷斯琴·斯托姆也有關係。
我一看到他就意識到克雷斯琴其實就是克雷斯琴·豪斯福,是雷恩學校最受寵的學生之一,我一度非常喜歡他。他說他改名字是因為英國演員工會,雖然我好像也沒聽說過業內有另外一個叫克雷斯琴·豪斯福的人,但是你得承認克雷斯琴·豪斯福沒有克雷斯琴·斯托姆酷。
然後,愛瑪的舞伴是埃茲太加·諾亞,個子小卻靈活;梅蘭妮·c的舞伴是羅布·納斯,一個混血兒。另外還有兩個舞者:塔考·巴巴(3年以後在《真步者》中是我的伴舞之一)和路易斯·思朋斯。他們隻是湊湊數、做特技,但也可以替換任何一個「辣妹」的舞伴。
我與卡明埃和路易斯的關係最好,尤其是在巡演過程中。他們知道我多麽想大衛,經常走進我的化妝室和我聊天。他們倆對服裝都很在行,可以一整天談論「古琦」和「普拉達」。
2月24日我們在都柏林的泊因特開演,在那裏我們演了兩晚。3月2日,星期一,我們在蘇黎世舉行了歐洲大陸上的第一場音樂會。那以後的各站巡演我完全記不得了。我們在歐洲的最後一次演出是4月1日在多特蒙德。然後是回到英國,回到曼徹斯特。其他姑娘呆在維多利亞 阿爾伯特旅館的時候,我在沃斯利和大衛在一起。
一天晚上,白天排練了很長時間以後,我們在頂樓的房間裏躺在床上看錄像,這時,「撲費」和「史努比」在廚房裏開始大聲吼叫起來。「撲費」和「史努比」(是「撲費爸爸」和「史努比小狗」的縮寫)是兩條羅特維爾小狗,那年聖誕節大衛為我買的。其實我更想要那種毛茸茸的狗,但是大衛一直受到一些跟蹤者的糾纏,所以他說我們真的更應該買護衛犬。
不知怎麽的,那兩條狗正在做著它們的護衛工作,不知是什麽讓它們生氣了。大衛立刻走到平台的窗口,向後花園裏看,看見一個男人正在攀越籬笆。
我不在那兒的時候,以前曾經發生過一次同樣的事情。那兩隻狗也是像發了瘋一樣。「撲費」和「史努比」在花園裏,正對著後門叫。大衛說在門後他剛好能夠看見一個人站著,正仰頭往窗子看。所以他打開窗子,對著那個人大喊讓他滾開。但是,那個人就是站在那兒,盯著他,一動也不動,什麽也不做。然後,大衛才意識到他正一絲不掛地站在那兒——當那些吵鬧聲開始的時候他在床上。因此他轉身上樓,報了警。不出5分鍾,房子上空來了一架直升機,3輛警車停在外麵,到處都是摩托車。那個人不見了蹤影。
很明顯,所有這些大衛都告訴我了,這就是為什麽現在那兩隻狗呆在屋裏的原因。雖然它們看上去很大,但是其實它們還隻是小狗,我不想它們發生任何事。
這一次,我們沒有麻煩警察。賴安·吉格斯就住在30秒的距離之外,因此大衛給他打了個電話,還有另一個朋友住在離這兒大約4分鍾的路程。
「那支彩色彈丸槍在哪兒,大衛?」我說。
他最近剛剛和隊友們玩過這種作戰遊戲,遊戲中你用彩色彈丸相互射擊。大衛是那種無論做什麽事都要裝備齊全的人。因此,他帶著一支槍去參加他們的彩彈遊戲了,但是這支槍的威力太大,他們不肯讓他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