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資多少錢一年？」
「總得一千兩以上，少的也要七八百兩。」
「你到任後要將事審度到底，再行辦理，不要被州縣蒙蔽。」
「是。」
「你今天請安後就上任去吧。」
「福建是海疆要地，臣才識短淺，加上人地生疏，擔心不能勝任，還求皇上訓示。」
「你到任後，自然要諸事整頓，切不可初到時整頓，時間長了就因循苟且。」
「臣是屢次獲咎之人，蒙皇上不次之擢，臣怎麽敢不盡心竭力，辜負天恩呢？」皇上點了點頭，於是我就請安而出。
我從道光二十九年（1849）、道光三十年（1850）間就有希望升巡撫，第一次是被薩迎阿陷害，第二次被桂良陷害，輾轉流離將近十年。中間我雖然任甘肅藩司一年半，可是缺分清貧，我又不肯亂來，所以鹹豐八年（1858）回京城時，我依然兩袖清風。我家中的一點積蓄，又因為大林經理不善，揮灑一空。現在又得了這樣一個苦缺，讓人很是為難。按習慣，應該給京城中的同仁以及同事每人送一份「別敬」，可是現在時勢艱難，無從借貸；況且我已年過六旬，官興闌珊，已無求於那些權貴。再說，就算我現在四處借債，等到上任後無力償還，那樣就會累己累人，反而不好。我又想，如果命中真能升巡撫，又何至於兩遇坎坷——福命之衰薄，已可想見。所以，我拿定主意，三五年內就辭官回京，何苦終身勞碌，甘心降氣地做人家的屬吏呢？既然這樣，這一次的「別敬」，能省則省。
到福建路途遙遠，水陸舟車，沒有兩千兩肯定不夠用。京城之中就算不廣為應酬，僅僅園費和畫憑兩項，以及其它地方小為點綴，少於兩千兩也不能敷衍；而賞勞家人，歸還零星鋪帳，還不在其內。京城中無處可以借貸，就算借貸也無力償還。福建藩司進項很少，為它舉債得不償失。金全、張林每人向我借銀七千兩，自鹹豐二年（1852）到現在已經七年，除將本銀在京城追收，作為安家起身的費用。這七年的月利，我打算到蘇州後向他們討還，作為赴閩的盤纏。
地方官上京，見人就哭窮。京官最討厭外官哭窮——這也是一種官場風氣。近來，外官苦累的越來越多，應酬多、用度也多，所以對京官的孝敬就不能不減少。京官俸祿微薄，就靠外官孝敬為生，每遇到督撫司道進京，邀請宴會，從無虛日。臨行時，外官就根據關係親疏給各家留下多少不等的「別敬」。送的人已經盡力，接受的人卻還不滿足，就算是十分的周到，也總有人埋怨；甚至有素不相識的，或具帖邀請，或上書丐幫，怒其無因，憫其無賴，也不能不表示一下。所以外官把進京視為畏途，而京官卻把外官看成肥羊，磨刀霍霍。
我在道光年間出任朔平府知府，未曾留別，隻是應酬師門而已。後來任陝西糧道時出京留別，共花費一萬七千多兩。我任四川臬司時出京留別，花費一萬三四兩。任貴州藩司出京，又是一萬一千多兩。調任河南藩司出京，又是一萬二三千兩。至於年節應酬以及紅白喜事，還不在內——應酬不可謂不厚。可是我因野番案受到牽連時，朝中士大夫很少有人為我主持公道的，卻把附和琦善作為我的罪案。現在看來剿番這件事並無錯誤，就算有錯，我也隻是隨同畫諾[2]而已，並沒有參與其事。憑我的資格，憑我的官聲，早該成為封疆大吏了。可是我卻在藩司這個位置上蹉跎了十年，也沒見誰為我在皇上麵前說一句話。這樣看來，應酬有什麽用呢？
有些人性情暴戾、名聲平常、拖遝因循，對國計民生全無認識，反而高牙大勢，久任封疆，並且聖眷很好。至於那些沒有什麽突出才能，而輿論也並不看好的，也是不用幾年就躋身顯貴行列。可見人各有天命，現在我年紀大了，灰燼餘生，對官場早已不存奢望，至於學問經濟，也已荒廢很久，所以也就不必攀附要津，以求提挈了。五十而知天命，我已六十多歲了，天命怎樣，已不需問了，現在想來，以前的所作所為實在幼稚啊。往者已矣，今朝大徹大悟，如桶脫底。
近來，街市上的鐵製錢已經完全不流通了，戶部打算停爐，意在專用（以一）當十的大錢來補救。隻是雲南的銅運不過來，沒有銅造錢。惠親王等建議收買民間銅器，規定民間一律不準使用凡重一斤以上的銅器，如果違期不繳，當官的議處，老百姓就治罪——其實，這個建議也不過申明舊例罷了，隻是更加嚴格而已。戶部發出告示，限期三個月將銅鋪封閉。可是近一個月來，我看見街市上擺設的銅器和製造銅器的反而比以前更多，真是莫名其妙！
據同年奎印甫說：「各銅鋪的工匠以及靠賣銅器為生的商戶有幾萬人，都在彰義門、沙窩門城外聚集，氣勢洶洶。這些人都是些無賴頑民，現在斷了衣食生路，他們什麽事做不出來？九門提督鄭親王擔心他們滋事，隻好命令這些人照常營業。」
十月初一，在文昌會館，我又問花鬆岑尚書：「既然朝廷有銅禁，為什麽街市上製造售賣銅器的一點也不比以前少呢？」我想，花鬆岑是朝廷顯貴，他一定知道這中間的原因。他回答是：「大約是又禁又不禁吧，比如銅盆是盥洗必需的，銅釜是做飯必需的，如果全部呈繳，百姓的生活會很不方便。」
同鄉的張彭城主事，是肅順派到收銅局的。初五日，我在天凝寺遇到他，據他說：「收銅局自成立以來，已經收繳了十多萬斤民銅，收繳官銅共計七個小銅煤爐和若幹銅盆。當初建議禁錮的惠親王、當朝的宰輔以及部院堂司各官，卻沒有一人呈繳銅器。」
「總得一千兩以上，少的也要七八百兩。」
「你到任後要將事審度到底，再行辦理，不要被州縣蒙蔽。」
「是。」
「你今天請安後就上任去吧。」
「福建是海疆要地，臣才識短淺，加上人地生疏，擔心不能勝任，還求皇上訓示。」
「你到任後，自然要諸事整頓，切不可初到時整頓，時間長了就因循苟且。」
「臣是屢次獲咎之人，蒙皇上不次之擢，臣怎麽敢不盡心竭力，辜負天恩呢？」皇上點了點頭，於是我就請安而出。
我從道光二十九年（1849）、道光三十年（1850）間就有希望升巡撫，第一次是被薩迎阿陷害，第二次被桂良陷害，輾轉流離將近十年。中間我雖然任甘肅藩司一年半，可是缺分清貧，我又不肯亂來，所以鹹豐八年（1858）回京城時，我依然兩袖清風。我家中的一點積蓄，又因為大林經理不善，揮灑一空。現在又得了這樣一個苦缺，讓人很是為難。按習慣，應該給京城中的同仁以及同事每人送一份「別敬」，可是現在時勢艱難，無從借貸；況且我已年過六旬，官興闌珊，已無求於那些權貴。再說，就算我現在四處借債，等到上任後無力償還，那樣就會累己累人，反而不好。我又想，如果命中真能升巡撫，又何至於兩遇坎坷——福命之衰薄，已可想見。所以，我拿定主意，三五年內就辭官回京，何苦終身勞碌，甘心降氣地做人家的屬吏呢？既然這樣，這一次的「別敬」，能省則省。
到福建路途遙遠，水陸舟車，沒有兩千兩肯定不夠用。京城之中就算不廣為應酬，僅僅園費和畫憑兩項，以及其它地方小為點綴，少於兩千兩也不能敷衍；而賞勞家人，歸還零星鋪帳，還不在其內。京城中無處可以借貸，就算借貸也無力償還。福建藩司進項很少，為它舉債得不償失。金全、張林每人向我借銀七千兩，自鹹豐二年（1852）到現在已經七年，除將本銀在京城追收，作為安家起身的費用。這七年的月利，我打算到蘇州後向他們討還，作為赴閩的盤纏。
地方官上京，見人就哭窮。京官最討厭外官哭窮——這也是一種官場風氣。近來，外官苦累的越來越多，應酬多、用度也多，所以對京官的孝敬就不能不減少。京官俸祿微薄，就靠外官孝敬為生，每遇到督撫司道進京，邀請宴會，從無虛日。臨行時，外官就根據關係親疏給各家留下多少不等的「別敬」。送的人已經盡力，接受的人卻還不滿足，就算是十分的周到，也總有人埋怨；甚至有素不相識的，或具帖邀請，或上書丐幫，怒其無因，憫其無賴，也不能不表示一下。所以外官把進京視為畏途，而京官卻把外官看成肥羊，磨刀霍霍。
我在道光年間出任朔平府知府，未曾留別，隻是應酬師門而已。後來任陝西糧道時出京留別，共花費一萬七千多兩。我任四川臬司時出京留別，花費一萬三四兩。任貴州藩司出京，又是一萬一千多兩。調任河南藩司出京，又是一萬二三千兩。至於年節應酬以及紅白喜事，還不在內——應酬不可謂不厚。可是我因野番案受到牽連時，朝中士大夫很少有人為我主持公道的，卻把附和琦善作為我的罪案。現在看來剿番這件事並無錯誤，就算有錯，我也隻是隨同畫諾[2]而已，並沒有參與其事。憑我的資格，憑我的官聲，早該成為封疆大吏了。可是我卻在藩司這個位置上蹉跎了十年，也沒見誰為我在皇上麵前說一句話。這樣看來，應酬有什麽用呢？
有些人性情暴戾、名聲平常、拖遝因循，對國計民生全無認識，反而高牙大勢，久任封疆，並且聖眷很好。至於那些沒有什麽突出才能，而輿論也並不看好的，也是不用幾年就躋身顯貴行列。可見人各有天命，現在我年紀大了，灰燼餘生，對官場早已不存奢望，至於學問經濟，也已荒廢很久，所以也就不必攀附要津，以求提挈了。五十而知天命，我已六十多歲了，天命怎樣，已不需問了，現在想來，以前的所作所為實在幼稚啊。往者已矣，今朝大徹大悟，如桶脫底。
近來，街市上的鐵製錢已經完全不流通了，戶部打算停爐，意在專用（以一）當十的大錢來補救。隻是雲南的銅運不過來，沒有銅造錢。惠親王等建議收買民間銅器，規定民間一律不準使用凡重一斤以上的銅器，如果違期不繳，當官的議處，老百姓就治罪——其實，這個建議也不過申明舊例罷了，隻是更加嚴格而已。戶部發出告示，限期三個月將銅鋪封閉。可是近一個月來，我看見街市上擺設的銅器和製造銅器的反而比以前更多，真是莫名其妙！
據同年奎印甫說：「各銅鋪的工匠以及靠賣銅器為生的商戶有幾萬人，都在彰義門、沙窩門城外聚集，氣勢洶洶。這些人都是些無賴頑民，現在斷了衣食生路，他們什麽事做不出來？九門提督鄭親王擔心他們滋事，隻好命令這些人照常營業。」
十月初一，在文昌會館，我又問花鬆岑尚書：「既然朝廷有銅禁，為什麽街市上製造售賣銅器的一點也不比以前少呢？」我想，花鬆岑是朝廷顯貴，他一定知道這中間的原因。他回答是：「大約是又禁又不禁吧，比如銅盆是盥洗必需的，銅釜是做飯必需的，如果全部呈繳，百姓的生活會很不方便。」
同鄉的張彭城主事，是肅順派到收銅局的。初五日，我在天凝寺遇到他，據他說：「收銅局自成立以來，已經收繳了十多萬斤民銅，收繳官銅共計七個小銅煤爐和若幹銅盆。當初建議禁錮的惠親王、當朝的宰輔以及部院堂司各官，卻沒有一人呈繳銅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