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甘肅，到處都種有罌粟花，每年五六月間，爛如錦繡，婦孺老幼，用竹刀和銅罐，刮漿熬煉；江、浙各地的客販，帶著銀子雲集甘肅。據提督索文說，僅此一項，各州縣每年的銷售額就有一百多萬兩。在我看來，就算沒有這麽多，也有大約三四十萬兩，隻會多不會少。這些銀子散布到窮鄉僻壤，讓遍地百姓也多少得些好處。我到任之初，樂督下發甘涼道侯廷樾關於抽收鴉片稅的條陳，大意是讓督署先期出示告示，設卡徵收販運罌粟的厘金；再命令地方州縣按畝收種戶的租稅，如有偷稅漏稅的，重治其罪。我看了之後大笑。侯廷樾是山西人，滿腦子生意經，隻知牟利，不知其害。於是親自擬定駁稿答覆：「本土種植鴉片仍然是朝廷禁止的行為，告示上怎麽說呢？設卡抽查，假如商販抗拒殺差，這不又是起釁根由嗎？按畝徵收，一定會減少正賦收入。以上種種，說明這個建議難以實行，不用再討論。」
提督索文在甘州城設立卡局，委派武官和兵丁，和縣裏差役一起抽收。煙販於是慫恿農民聚眾滋鬧，將卡局拆毀，武官和兵丁也被打傷，卡局也隨之被撤銷。幸好，這件事與藩司衙門無關。
候補歸德府同知那遜阿古拉，和樂督很有交情，這個人已經七十多歲了，還是口出大言，極盡吹噓。他上條陳說西寧口外的野馬川、大草灘兩個地方有空閑的牧場，可以招商墾種，大約可以開墾出幾千萬頃良田，到時候就不必再為每年的三百萬兩軍餉發愁；那些認種的農戶，先讓他們交認地費，就不下一百萬銀子。我想關外既然有如此膏腴的地方，為什麽當地的地方官從來不曾提起呢？道光年間，鄧廷楨先生以開墾見長，為什麽單單遺漏了這裏呢？
我又詢問同仁，都認為他的話實在不可信。可是樂督相信，以為很有把握，就派升任秦州知州的張兆和代理同知的章桂文前往勘探。這兩個地方是野番出沒的地區，牧民的牧群經常被擄搶殆盡。他們這個時候深入勘探，假如遇到野番，絕無生理，可是又不敢畏懼不去。
兩個月後，這兩個人回省城銷差，並且附上地圖說明，據他們說野馬川地方不大，逼近生番。西寧鎮派士兵護送他們前往察看，靠南邊的一塊，水草還很茂盛，靠北邊的一塊，水草全無。駐軍帶著武器放牧，尚且經常被野番劫殺，農民又怎敢到這麽危險的地方種田呢？他們詢問邊民，也沒有誰願意前往開墾。那遜阿古拉所說的挾資求墾者，更是一個也沒有。況且那裏氣溫很低，四月才解凍，七月就已降霜，即使勉強加以人工和糞肥，生長周期也太短，也不要指望有收成。至於大草灘，是委派甘州府知府沈壽曾勘探的，據說那裏根本就是沙漠，並無水草，根本沒有墾種的可能。我還怕他們調查得不仔細，於是致信提督索文，請他再派人調查一次。很快我就收到答覆，與委員所說的完全相同。可見那遜阿古拉完全是信口胡說，而樂督卻跟著捕風捉影——樂斌辦事，大多如此。
又有人上條陳說可以開墾涼州滿綠牧場，樂督令我代替他致信寧夏將軍，命令副都統和莊浪城守尉調查，結果證明那依然是「畫餅充飢」。樂督不信，又親派涼州總兵調查，代理涼州的德總兵捏造數字報上來，提督索文直斥荒唐，證明他所指的牧場不但沒有所說的一百多裏，而且他所畫的圖，連方向都是錯的，可見不過是為討好上級罷了。
戶部接到禦史建議，命令陝甘地區運米到京城，以緩解京城糧食的緊張。當時京師糧價奇貴，每斤老米——就是最粗糙的米——也賣到一千文，百姓生計艱難。樂督打算運米十萬石進京，交給八旗駐軍作為軍糧。於是一麵統計黃河沿線州縣的存糧，一麵縫製布袋；並派督府參將鬆齡，前往山西包頭察看路線，並打聽運費價格——每石需多少費用以及沿河水路上需要多少船隻。蘭州道恩麟托我向樂督說情，派他擔任押運官。部署粗定，隻等各州縣稟報糧數後，即日起運。
很快我就接到鬆齡回復，說包頭積壓的糧食很多，如果運送到京，每石需運費一兩，照十萬石計算，就得十萬兩，甘肅拿不出這筆錢。樂督本想奏請借蒙古烏拉馱送，又擔心蒙古勒索賞金，這筆錢仍然拿不出來。恩麟又聽人說，沿途的水手很難約束，到京後交納糧食也要受到百般刁難，都不是容易辦的事，就到藩署大哭，真是莫名其妙。各縣報來的糧冊，都說糧食黴變所剩無幾——實際上是虧挪太甚，藉此掩飾。既然一無糧食，二無運費，這件事想不取消也不行了。
清官不到頭
甘肅應該發給傷亡官兵的撫恤金和賞銀，經過戶部批準的就有大約三十多萬兩，可是哪裏去弄這筆巨款呢？於是規定四百兩以上的分八年發放，二百兩以上的分四年發放，以鈔票和大錢搭配白銀髮放。一麵通知將軍、提督和總兵等照辦，一麵上報戶部。這樣算下來，每年不過兩三千兩。
這裏有必要解釋一下什麽是大錢。你們現在還能見到的那種圓形方孔錢，每枚一文，我們那時叫製錢。太平軍興之後，軍費開支劇增，鑄錢的銅鉛原料不足，作為貴金屬的白銀通貨也奇缺。因此為籌措軍費，朝廷在發行官票寶鈔紙幣的同時，從鹹豐三年（1853）起先後鼓鑄（以一）當十、當五十、當百、當五百、當千的大錢，接著又增鑄（以一）當五的大錢，並擬鑄以一當二百、當三百、當四百的大錢三種。（以一）當百以上者名「鹹豐元寶」，（以一）當五十以下者名「鹹豐重寶」。各種銅大錢發行不久，因市麵折算日賤，流通漸形壅滯。如當千的大錢，隻作七百、八百文或五百、六百文售用；當五百者作三百、四百文售用。朝廷於鹹豐四年（1854）又收回（以一）當五百的大錢，當二百、當三百、當四百的三種大錢也同時停鑄；次年，再停鑄（以一）當一百、當五十的大錢。其後京城市麵流通，隻有（以一）當十、當五兩種大錢。
提督索文在甘州城設立卡局，委派武官和兵丁，和縣裏差役一起抽收。煙販於是慫恿農民聚眾滋鬧，將卡局拆毀，武官和兵丁也被打傷，卡局也隨之被撤銷。幸好，這件事與藩司衙門無關。
候補歸德府同知那遜阿古拉，和樂督很有交情，這個人已經七十多歲了，還是口出大言，極盡吹噓。他上條陳說西寧口外的野馬川、大草灘兩個地方有空閑的牧場，可以招商墾種，大約可以開墾出幾千萬頃良田，到時候就不必再為每年的三百萬兩軍餉發愁；那些認種的農戶，先讓他們交認地費，就不下一百萬銀子。我想關外既然有如此膏腴的地方，為什麽當地的地方官從來不曾提起呢？道光年間，鄧廷楨先生以開墾見長，為什麽單單遺漏了這裏呢？
我又詢問同仁，都認為他的話實在不可信。可是樂督相信，以為很有把握，就派升任秦州知州的張兆和代理同知的章桂文前往勘探。這兩個地方是野番出沒的地區，牧民的牧群經常被擄搶殆盡。他們這個時候深入勘探，假如遇到野番，絕無生理，可是又不敢畏懼不去。
兩個月後，這兩個人回省城銷差，並且附上地圖說明，據他們說野馬川地方不大，逼近生番。西寧鎮派士兵護送他們前往察看，靠南邊的一塊，水草還很茂盛，靠北邊的一塊，水草全無。駐軍帶著武器放牧，尚且經常被野番劫殺，農民又怎敢到這麽危險的地方種田呢？他們詢問邊民，也沒有誰願意前往開墾。那遜阿古拉所說的挾資求墾者，更是一個也沒有。況且那裏氣溫很低，四月才解凍，七月就已降霜，即使勉強加以人工和糞肥，生長周期也太短，也不要指望有收成。至於大草灘，是委派甘州府知府沈壽曾勘探的，據說那裏根本就是沙漠，並無水草，根本沒有墾種的可能。我還怕他們調查得不仔細，於是致信提督索文，請他再派人調查一次。很快我就收到答覆，與委員所說的完全相同。可見那遜阿古拉完全是信口胡說，而樂督卻跟著捕風捉影——樂斌辦事，大多如此。
又有人上條陳說可以開墾涼州滿綠牧場，樂督令我代替他致信寧夏將軍，命令副都統和莊浪城守尉調查，結果證明那依然是「畫餅充飢」。樂督不信，又親派涼州總兵調查，代理涼州的德總兵捏造數字報上來，提督索文直斥荒唐，證明他所指的牧場不但沒有所說的一百多裏，而且他所畫的圖，連方向都是錯的，可見不過是為討好上級罷了。
戶部接到禦史建議，命令陝甘地區運米到京城，以緩解京城糧食的緊張。當時京師糧價奇貴，每斤老米——就是最粗糙的米——也賣到一千文，百姓生計艱難。樂督打算運米十萬石進京，交給八旗駐軍作為軍糧。於是一麵統計黃河沿線州縣的存糧，一麵縫製布袋；並派督府參將鬆齡，前往山西包頭察看路線，並打聽運費價格——每石需多少費用以及沿河水路上需要多少船隻。蘭州道恩麟托我向樂督說情，派他擔任押運官。部署粗定，隻等各州縣稟報糧數後，即日起運。
很快我就接到鬆齡回復，說包頭積壓的糧食很多，如果運送到京，每石需運費一兩，照十萬石計算，就得十萬兩，甘肅拿不出這筆錢。樂督本想奏請借蒙古烏拉馱送，又擔心蒙古勒索賞金，這筆錢仍然拿不出來。恩麟又聽人說，沿途的水手很難約束，到京後交納糧食也要受到百般刁難，都不是容易辦的事，就到藩署大哭，真是莫名其妙。各縣報來的糧冊，都說糧食黴變所剩無幾——實際上是虧挪太甚，藉此掩飾。既然一無糧食，二無運費，這件事想不取消也不行了。
清官不到頭
甘肅應該發給傷亡官兵的撫恤金和賞銀，經過戶部批準的就有大約三十多萬兩，可是哪裏去弄這筆巨款呢？於是規定四百兩以上的分八年發放，二百兩以上的分四年發放，以鈔票和大錢搭配白銀髮放。一麵通知將軍、提督和總兵等照辦，一麵上報戶部。這樣算下來，每年不過兩三千兩。
這裏有必要解釋一下什麽是大錢。你們現在還能見到的那種圓形方孔錢，每枚一文，我們那時叫製錢。太平軍興之後，軍費開支劇增，鑄錢的銅鉛原料不足，作為貴金屬的白銀通貨也奇缺。因此為籌措軍費，朝廷在發行官票寶鈔紙幣的同時，從鹹豐三年（1853）起先後鼓鑄（以一）當十、當五十、當百、當五百、當千的大錢，接著又增鑄（以一）當五的大錢，並擬鑄以一當二百、當三百、當四百的大錢三種。（以一）當百以上者名「鹹豐元寶」，（以一）當五十以下者名「鹹豐重寶」。各種銅大錢發行不久，因市麵折算日賤，流通漸形壅滯。如當千的大錢，隻作七百、八百文或五百、六百文售用；當五百者作三百、四百文售用。朝廷於鹹豐四年（1854）又收回（以一）當五百的大錢，當二百、當三百、當四百的三種大錢也同時停鑄；次年，再停鑄（以一）當一百、當五十的大錢。其後京城市麵流通，隻有（以一）當十、當五兩種大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