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聽說官兵到達柯柯烏蘇，番賊已逃走，大軍追到馬慶雪山就停了下來。回兵時將雍沙地方的番人營帳洗盪一空，捉獲了五十七個冬都魯人，派西寧道文桂解送到省城，命令我、明誼和文桂一起會審。
十月初，西寧道文桂將人犯解送臬司衙門。當時，臬司明誼因為辦案去了京城，代理臬司的是鞏秦階道（康熙二年置洮岷道，領鞏昌府、秦州、階州，幹隆二十八年更名鞏秦階道）朱其鎮，號九山，浙江人，和我是已醜同年，在翰林院又一同共事多年；等到他外放甘肅道員時，我正任陝西督糧道，還資助了他路費四百兩。我來到甘肅，九山兄因為老病不支，想再升一級後就歸隱田園，恰好臬司出缺，我就致函琦相商量讓他代理臬司——後來的事實證明，我這一次是害了他，又委任慶陽府知府步際桐代理蘭州知府，後者也是已醜同年。文桂將犯人解交，朱其鎮邀我一起查點人數，按照從西寧帶來的口供，讓翻譯馬圖逐一傳問。
據馬圖稟報，所有人犯都沒有翻供。第二天，代理臬司朱其鎮會同代理蘭州府知府步際桐等，在臬司衙門逐日審訊，至於說他們是如何訊問的，委員從未向藩司衙門通報過。因為刑名案件屬臬司職責，況且又有臬司親自督審，我也就不便過問。到十月底，人犯供招已定，臬司又邀我和文道台一起過堂，犯人口供雖然聽不懂，不過看他們的表情好像也並非勉強。後來營中將這些番人搶劫的證據送來，也都是步際桐與臬司還有各位委員一同核對的，我一概不知。上報後，琦相再次過堂。第二天，琦相對我說：「這些人供詞切實可靠，殺了他們也不會有什麽問題。」
這次出征，琦相認為青海辦事大臣哈勒吉那養癰遺患[1]，既不能震懾番匪，迫使他們早日回到老巢，又不能糾察漢奸，阻止他們互相勾結；而且青海辦事大臣衙門裏的書役、翻譯有很多人也與番賊勾結，希冀坐地分贓。琦相到西寧後，並沒有請哈勒吉那一同剿賊，等到事情完畢，又不一起聯名上奏，簡直就把哈勒吉那看作一個贅疣[2]。
哈勒吉那心裏非常害怕，又受人挑撥，就彈劾琦相「濫殺良番，恐開邊釁」。皇上三次命令琦相明白回奏。琦相反覆疏陳，並彈劾哈勒吉那「素不識字，憚於用心，屬下的書役、翻譯，半通番匪；對境內旅館窩藏盜賊全不查處；對蒙古約束不嚴，也不善於約束」。奏摺送上去後，皇上心中疑慮仍然沒有釋懷。當時皇上登基不久，廣開言路，大小臣工都想趁機好好表現一番。琦相幾次被參劾，列出的條款有很多根本就是汙衊和誹謗，完全不合情理的事也敢妄陳。琦相厄運將臨，番匪幸逃誅滅，這大概是上天註定的吧！
此前皇上下令各省督、撫大膽舉薦或彈劾，我雖然不才，但承蒙琦相看重，寫進了舉薦的奏章，我幾次堅決推辭，琦相沒有答應。我後來因此奉旨赴京陛見。當時因琦相到黑城子剿辦賊番沒有回來，而且我經手的清查案件也還沒有結束，不能交卸。之後又遇上皇上加恩，我的長子兆蘭遵從皇上諭旨，恩蔭進入國子監讀書，他當時才八歲，隻是到吏部注了個冊，並報江蘇原籍存檔。
皇上又下令各直省督、撫、「兩司」就政事提出建議，我的老師陝西布政使常南陔來信問我有何想法；京中關心此事的人，也來信詢問我。我想我們這些外官，非朝中那些可以風聞奏事的言官可比，既不便指出其他省的問題，更不便列舉京師的弊端；別省和京城賢能之士極多，又何必我來多費口舌？至於本省地方的利弊，在此為官，隨時可辦，又何必用奏摺褻瀆聖聰，自顯才能，以圖升遷呢？因此決定不上條陳。況且國家大事，識力不到，不敢妄言，說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不過是徒增笑柄罷了！
十一月廿八日，我接到吏部谘文，蒙皇恩調任河南布政使。我將經手未完的公事趕緊了結，於臘月初八交卸，十七日遞折北上。計算一下，我來甘肅剛剛十個月。
我在藩司任內沒有什麽未完結的事情。管理庫款從沒有長支濫借，各種具結和條據都已報告總督存檔，另外謄寫一份備查。清查的名冊底稿也另造一份，放在行李中，以備不測。接替我代理藩司的是西寧道文桂。我的家眷仍然住在藩司署中，等新任藩司李嘉端來了後，再搬出來。
我上次由蜀赴甘，走的是南路白馬關，這次從東路行走，可以觀賞六盤山風景。途中接到我請求覲見的批覆：「著來見。」
除夕前一天，我抵達邠州，與此同時接到軍機處公文，命我前往山西，會同山西臬司孫毓溎，查辦現任陝西臬司多慧以前在山西太原府、冀寧道任內納賄營私以及巡撫兆那蘇圖徇私隱瞞的案子。這天晚上，我將公文照抄一份，第二天派家人專程送往山西，囑咐孫毓溎調閱卷宗傳喚人證，以便會審。
然後我在長壽縣過了個年，下榻的公寓很小，長壽縣縣令趙挺之又極俗，沒有什麽可談的。長途跋涉疲倦已極，到起更時便睡著了。
這個時候，我當然不知道，就在二十天前——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也就是公元1851年1月11日，在廣西的桂平縣，一場驚天大亂已經像洪水一樣在南中國的大地上蔓延。歷史證明，這場動亂不僅影響了我的一生，也改變了中華民族的走向。
[1]「養癰遺患」，指生了毒瘡不去醫治，給自身釀成禍患；比喻姑息壞人壞事，終受禍害。
十月初，西寧道文桂將人犯解送臬司衙門。當時，臬司明誼因為辦案去了京城，代理臬司的是鞏秦階道（康熙二年置洮岷道，領鞏昌府、秦州、階州，幹隆二十八年更名鞏秦階道）朱其鎮，號九山，浙江人，和我是已醜同年，在翰林院又一同共事多年；等到他外放甘肅道員時，我正任陝西督糧道，還資助了他路費四百兩。我來到甘肅，九山兄因為老病不支，想再升一級後就歸隱田園，恰好臬司出缺，我就致函琦相商量讓他代理臬司——後來的事實證明，我這一次是害了他，又委任慶陽府知府步際桐代理蘭州知府，後者也是已醜同年。文桂將犯人解交，朱其鎮邀我一起查點人數，按照從西寧帶來的口供，讓翻譯馬圖逐一傳問。
據馬圖稟報，所有人犯都沒有翻供。第二天，代理臬司朱其鎮會同代理蘭州府知府步際桐等，在臬司衙門逐日審訊，至於說他們是如何訊問的，委員從未向藩司衙門通報過。因為刑名案件屬臬司職責，況且又有臬司親自督審，我也就不便過問。到十月底，人犯供招已定，臬司又邀我和文道台一起過堂，犯人口供雖然聽不懂，不過看他們的表情好像也並非勉強。後來營中將這些番人搶劫的證據送來，也都是步際桐與臬司還有各位委員一同核對的，我一概不知。上報後，琦相再次過堂。第二天，琦相對我說：「這些人供詞切實可靠，殺了他們也不會有什麽問題。」
這次出征，琦相認為青海辦事大臣哈勒吉那養癰遺患[1]，既不能震懾番匪，迫使他們早日回到老巢，又不能糾察漢奸，阻止他們互相勾結；而且青海辦事大臣衙門裏的書役、翻譯有很多人也與番賊勾結，希冀坐地分贓。琦相到西寧後，並沒有請哈勒吉那一同剿賊，等到事情完畢，又不一起聯名上奏，簡直就把哈勒吉那看作一個贅疣[2]。
哈勒吉那心裏非常害怕，又受人挑撥，就彈劾琦相「濫殺良番，恐開邊釁」。皇上三次命令琦相明白回奏。琦相反覆疏陳，並彈劾哈勒吉那「素不識字，憚於用心，屬下的書役、翻譯，半通番匪；對境內旅館窩藏盜賊全不查處；對蒙古約束不嚴，也不善於約束」。奏摺送上去後，皇上心中疑慮仍然沒有釋懷。當時皇上登基不久，廣開言路，大小臣工都想趁機好好表現一番。琦相幾次被參劾，列出的條款有很多根本就是汙衊和誹謗，完全不合情理的事也敢妄陳。琦相厄運將臨，番匪幸逃誅滅，這大概是上天註定的吧！
此前皇上下令各省督、撫大膽舉薦或彈劾，我雖然不才，但承蒙琦相看重，寫進了舉薦的奏章，我幾次堅決推辭，琦相沒有答應。我後來因此奉旨赴京陛見。當時因琦相到黑城子剿辦賊番沒有回來，而且我經手的清查案件也還沒有結束，不能交卸。之後又遇上皇上加恩，我的長子兆蘭遵從皇上諭旨，恩蔭進入國子監讀書，他當時才八歲，隻是到吏部注了個冊，並報江蘇原籍存檔。
皇上又下令各直省督、撫、「兩司」就政事提出建議，我的老師陝西布政使常南陔來信問我有何想法；京中關心此事的人，也來信詢問我。我想我們這些外官，非朝中那些可以風聞奏事的言官可比，既不便指出其他省的問題，更不便列舉京師的弊端；別省和京城賢能之士極多，又何必我來多費口舌？至於本省地方的利弊，在此為官，隨時可辦，又何必用奏摺褻瀆聖聰，自顯才能，以圖升遷呢？因此決定不上條陳。況且國家大事，識力不到，不敢妄言，說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不過是徒增笑柄罷了！
十一月廿八日，我接到吏部谘文，蒙皇恩調任河南布政使。我將經手未完的公事趕緊了結，於臘月初八交卸，十七日遞折北上。計算一下，我來甘肅剛剛十個月。
我在藩司任內沒有什麽未完結的事情。管理庫款從沒有長支濫借，各種具結和條據都已報告總督存檔，另外謄寫一份備查。清查的名冊底稿也另造一份，放在行李中，以備不測。接替我代理藩司的是西寧道文桂。我的家眷仍然住在藩司署中，等新任藩司李嘉端來了後，再搬出來。
我上次由蜀赴甘，走的是南路白馬關，這次從東路行走，可以觀賞六盤山風景。途中接到我請求覲見的批覆：「著來見。」
除夕前一天，我抵達邠州，與此同時接到軍機處公文，命我前往山西，會同山西臬司孫毓溎，查辦現任陝西臬司多慧以前在山西太原府、冀寧道任內納賄營私以及巡撫兆那蘇圖徇私隱瞞的案子。這天晚上，我將公文照抄一份，第二天派家人專程送往山西，囑咐孫毓溎調閱卷宗傳喚人證，以便會審。
然後我在長壽縣過了個年，下榻的公寓很小，長壽縣縣令趙挺之又極俗，沒有什麽可談的。長途跋涉疲倦已極，到起更時便睡著了。
這個時候，我當然不知道，就在二十天前——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也就是公元1851年1月11日，在廣西的桂平縣，一場驚天大亂已經像洪水一樣在南中國的大地上蔓延。歷史證明，這場動亂不僅影響了我的一生，也改變了中華民族的走向。
[1]「養癰遺患」，指生了毒瘡不去醫治，給自身釀成禍患；比喻姑息壞人壞事，終受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