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水旱災害，政府借錢給百姓買種子，這本是國家愛護百姓的一項仁政，也就是所謂的「青黃不接，普賜春祺」。州縣領到銀子後卻假造名冊，送到藩司衙門備查，藩司衙門的書吏因為每年都會收到州縣官員的好處，所以也就從不挑剔。多年來出借籽口的款項，交到百姓手中的不到百分之一，其餘的都被州縣官自肥了；個別州縣官員體恤民生多艱，偶爾有實發的，也多半被衙門裏的書吏派人冒領，不能惠及百姓。我過去在山西就熟知各種弊端，現在來到甘肅，發現情形差不多，於是嚴厲禁止，不準出借籽口，一來可以保護國帑不受損失，二來可以杜絕官員貪汙。我已經奏明朝廷，明年春天不打算出借籽口。
我聽說你們現在也有開著寶馬領救濟的人，此中弊端可謂古今同一。
道光二十四年（1844），鄧廷楨先生就任甘肅布政使，大力提倡墾荒，目的在於增加耕地和賦稅。可是他不該誤聽委員丁元淼的邪說，虛報數目，說查出開墾耕地一萬八千多頃，又得到野番的貢地四萬一千多段（「段」同「石」，是北方常用的丈量單位。1畝=1.6鬥，一石等於10鬥，也就是說，一段就是16畝），應徵銀一萬七千多兩，糧食二萬三千多石。但這些耕地其實根本就不存在，民間因此受累無窮，地方官也常常因錢糧徵收不齊而受處分。
琦相想奏請豁免這個沉重的負擔，我大力支持。奏稿幾次修改，還是不能確定用什麽形式上奏。直到有一天排班參見時，我對琦相說；「新皇登基，廣開言路，下詔求言。您為什麽不就以應詔求言作為緣由呢？」琦相將奏稿交給我，我代他謄正然後發了出去。我又帶頭捐款，大家一共捐款兩千兩送給戶部作為部費——擔心戶部書吏從中作梗。上奏以後，皇上特旨批準了。
為了整頓軍務，琦相著手裁汰老兵。固原的士兵，提督成玉本來就管不住。這些士兵又聽說要裁汰老兵後招募新兵，不讓兵家子弟遞補，於是全營大嘩，一齊到教場集合，提督衙門為之一空。巡捕前往解勸，士兵們說他偏袒、包庇，將巡捕按在地上，把他的頭髮和鬍鬚都拔光了。其實，這些士兵雖然驕悍，但也不過是虛張聲勢罷了。平慶涇道範懋德聽到消息後，非常害怕，親赴敎場向眾兵磕頭，請求他們解散。眾兵不從，範懋德又寫下具結[1]交給隊長，保證不再裁汰老兵，鬧事的士兵才回營。
消息傳到省城，琦相派副將特克慎前往調查，調範懋德進省城。範懋德還以為自己功勞甚大，提出依照軍功標準讓琦相保奏賞戴花翎[2]。等到見麵後，才發現琦相很不高興，甚至怒形於色，範懋德才一下子泄了氣。
去年範懋德被派到甘肅來，就帶著廷寄，交給總督布彥泰察看，廷寄中就有「看這個人才能平庸，難以勝任道員職務」的話語。布彥泰還沒來得及任命他，就移交給了琦相，而琦相又因受禮部尚書祁寯藻先生的委託，想讓範懋德自行引退，就以此奏明朝廷，讓我勸勸範懋德。我和臬司明誼向他暗示了琦相的意思，可是，範懋德自誇功績，並無退意，反而央求我和明誼為他在琦相麵前說情保舉。過了幾天，我們答覆他這件事實在難辦，範懋德因此對我和明誼恨之入骨，也隻好隨他去了。
範懋德本是陝西商人，最初捐的是通判，後來一級級加捐直到道台。這個人性情乖謬，而且目不識丁，聲音笑貌讓人嗤之以鼻。聽說他所延請的幕友是京師一個失業的塾師，平常到處遊蕩，順帶幫人打官司，沒有人敢將子弟交給他教，範懋德卻以為以為撿了個寶，敬若神明。
總督和藩司到任，按慣例要委派道府盤查當地糧庫，我到任後當然照辦。範懋德盤查到靜寧州的時候，向當地差役大肆勒索，又挑剔別人招待不周，不能讓他滿意，竟然用五百裏加急快馬遞送公文控告。會寧、靜寧等州的驛馬不足，請臬台明誼核實，經過臬司明誼調查，將範懋德和靜寧州知州張若敬等一起撤職，提到省城審理，由琦相上奏朝廷，以防這些人抵賴。
[1]「具結」，類似於現在「保證書」之類的東西。
[2]「花翎」，清朝官員在立功之後的一種獎賞，由皇帝親自頒發，一般分為單眼花翎、雙眼花翎和三眼花翎。
征剿野番種禍根
西寧一帶，很久以前就受到野番的滋擾，黃河以南，野蕃的黑帳越來越多。甘州、涼州、肅州、西州四府都不堪其擾，就連馬廠繁殖的馬匹，也幾乎被搶掠一空。提督、總兵等將領，總是報喜不報憂。居民被害的很多，以前雖然幾次查辦，而番賊的窩巢，如柯柯烏蘇、額爾貢等地方，從來沒有官兵去過，不過是浪費軍餉，捏造戰況報功而已。所以賊匪膽子越來越大，視官兵如兒戲。再加上熟番、漢奸以及蒙古、回族部落互相勾結，竟然侵擾到甘涼大道。來往的大員都飽受驚擾，連新疆駐軍的軍需物質都被他們搶走了，簡直不成體統。
我三月到達甘肅時，琦相就有了剿辦賊番的想法，他整天在校場練兵，不回總督衙門，也不和人商量。因為軍務非我藩司職責，我也就不便過問。等到琦相命令我籌餉運糧，我才明白是怎麽回事。
七月中旬，琦相上奏委託我暫時代理總督衙門事務，劄文結尾抄錄奏稿，裏麵有「酌帶官兵一千二百員，巡查邊卡，遇賊剿辦」的話。我和按察使明誼一齊拜見琦相，勸說道：「番賊肆虐，依法必誅。隻是番賊出沒無常，聞風即逃，如果大帥勞師遠征，找不到番賊，那怎麽向皇上交代呢？大軍一動，兵餉開支就不是個小數目，事宜慎重，還請大帥三思。」琦相承認我們說的話在理，可是出征日期已定，前隊早已啟程，事情已經停不下來。
我聽說你們現在也有開著寶馬領救濟的人，此中弊端可謂古今同一。
道光二十四年（1844），鄧廷楨先生就任甘肅布政使，大力提倡墾荒，目的在於增加耕地和賦稅。可是他不該誤聽委員丁元淼的邪說，虛報數目，說查出開墾耕地一萬八千多頃，又得到野番的貢地四萬一千多段（「段」同「石」，是北方常用的丈量單位。1畝=1.6鬥，一石等於10鬥，也就是說，一段就是16畝），應徵銀一萬七千多兩，糧食二萬三千多石。但這些耕地其實根本就不存在，民間因此受累無窮，地方官也常常因錢糧徵收不齊而受處分。
琦相想奏請豁免這個沉重的負擔，我大力支持。奏稿幾次修改，還是不能確定用什麽形式上奏。直到有一天排班參見時，我對琦相說；「新皇登基，廣開言路，下詔求言。您為什麽不就以應詔求言作為緣由呢？」琦相將奏稿交給我，我代他謄正然後發了出去。我又帶頭捐款，大家一共捐款兩千兩送給戶部作為部費——擔心戶部書吏從中作梗。上奏以後，皇上特旨批準了。
為了整頓軍務，琦相著手裁汰老兵。固原的士兵，提督成玉本來就管不住。這些士兵又聽說要裁汰老兵後招募新兵，不讓兵家子弟遞補，於是全營大嘩，一齊到教場集合，提督衙門為之一空。巡捕前往解勸，士兵們說他偏袒、包庇，將巡捕按在地上，把他的頭髮和鬍鬚都拔光了。其實，這些士兵雖然驕悍，但也不過是虛張聲勢罷了。平慶涇道範懋德聽到消息後，非常害怕，親赴敎場向眾兵磕頭，請求他們解散。眾兵不從，範懋德又寫下具結[1]交給隊長，保證不再裁汰老兵，鬧事的士兵才回營。
消息傳到省城，琦相派副將特克慎前往調查，調範懋德進省城。範懋德還以為自己功勞甚大，提出依照軍功標準讓琦相保奏賞戴花翎[2]。等到見麵後，才發現琦相很不高興，甚至怒形於色，範懋德才一下子泄了氣。
去年範懋德被派到甘肅來，就帶著廷寄，交給總督布彥泰察看，廷寄中就有「看這個人才能平庸，難以勝任道員職務」的話語。布彥泰還沒來得及任命他，就移交給了琦相，而琦相又因受禮部尚書祁寯藻先生的委託，想讓範懋德自行引退，就以此奏明朝廷，讓我勸勸範懋德。我和臬司明誼向他暗示了琦相的意思，可是，範懋德自誇功績，並無退意，反而央求我和明誼為他在琦相麵前說情保舉。過了幾天，我們答覆他這件事實在難辦，範懋德因此對我和明誼恨之入骨，也隻好隨他去了。
範懋德本是陝西商人，最初捐的是通判，後來一級級加捐直到道台。這個人性情乖謬，而且目不識丁，聲音笑貌讓人嗤之以鼻。聽說他所延請的幕友是京師一個失業的塾師，平常到處遊蕩，順帶幫人打官司，沒有人敢將子弟交給他教，範懋德卻以為以為撿了個寶，敬若神明。
總督和藩司到任，按慣例要委派道府盤查當地糧庫，我到任後當然照辦。範懋德盤查到靜寧州的時候，向當地差役大肆勒索，又挑剔別人招待不周，不能讓他滿意，竟然用五百裏加急快馬遞送公文控告。會寧、靜寧等州的驛馬不足，請臬台明誼核實，經過臬司明誼調查，將範懋德和靜寧州知州張若敬等一起撤職，提到省城審理，由琦相上奏朝廷，以防這些人抵賴。
[1]「具結」，類似於現在「保證書」之類的東西。
[2]「花翎」，清朝官員在立功之後的一種獎賞，由皇帝親自頒發，一般分為單眼花翎、雙眼花翎和三眼花翎。
征剿野番種禍根
西寧一帶，很久以前就受到野番的滋擾，黃河以南，野蕃的黑帳越來越多。甘州、涼州、肅州、西州四府都不堪其擾，就連馬廠繁殖的馬匹，也幾乎被搶掠一空。提督、總兵等將領，總是報喜不報憂。居民被害的很多，以前雖然幾次查辦，而番賊的窩巢，如柯柯烏蘇、額爾貢等地方，從來沒有官兵去過，不過是浪費軍餉，捏造戰況報功而已。所以賊匪膽子越來越大，視官兵如兒戲。再加上熟番、漢奸以及蒙古、回族部落互相勾結，竟然侵擾到甘涼大道。來往的大員都飽受驚擾，連新疆駐軍的軍需物質都被他們搶走了，簡直不成體統。
我三月到達甘肅時，琦相就有了剿辦賊番的想法，他整天在校場練兵，不回總督衙門，也不和人商量。因為軍務非我藩司職責，我也就不便過問。等到琦相命令我籌餉運糧，我才明白是怎麽回事。
七月中旬，琦相上奏委託我暫時代理總督衙門事務，劄文結尾抄錄奏稿，裏麵有「酌帶官兵一千二百員，巡查邊卡，遇賊剿辦」的話。我和按察使明誼一齊拜見琦相，勸說道：「番賊肆虐，依法必誅。隻是番賊出沒無常，聞風即逃，如果大帥勞師遠征，找不到番賊，那怎麽向皇上交代呢？大軍一動，兵餉開支就不是個小數目，事宜慎重，還請大帥三思。」琦相承認我們說的話在理，可是出征日期已定，前隊早已啟程，事情已經停不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