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如犍為縣縣令段榮恩、金堂縣縣令李希鄴、南川縣縣令趙旭初，都曾誣良為盜，我無論如何不敢因為要遷就這些屬員而草菅人命。所謂「救生不救死」的說法，都是那些無才無德的師爺們的邪說，最容易造下冤孽，隻會導致兇徒漏網，死者含冤。我認為，所謂互相打鬥殺人，乃是一時之憤，彼此互毆，也不知誰死誰活，審問時代為開脫，於情於法，都說得過去；至於故意謀殺的兇犯，有什麽值得憐憫的？曲法施恩，難道不念及那些死者的冤屈嗎？
辦理秋審，今年也沒有什麽出入。我連續三年辦理秋審。每次都是七八百起，證據確鑿立即行刑的就有一百多起——這數目是其它省所沒有的。
辦理盜案時，更要持平，這些為非作歹之徒，法所不宥。可是案件卷宗裏卻常記載有以下這種情形：入室搜贓的不過二三人，而把風接贓卻有七八人——怎麽會有這種事呢？還有的卷宗裏寫的是把風，而盜犯自己招供為入室搜贓的。發審後，才知道是縣裏故意為他開脫——並非盜犯狡猾；更有將已死的盜犯定為為首犯，而將已抓獲的犯人定為把風的，沒有抓獲的罪犯定為入室搶劫的，中間詭異的地方實在太多。在州縣官員，是為了規避處分，不過顧及考成而已；而盜賊縱橫，關係國家治亂。我通令屬下各州縣，以後審辦盜案，在外把風瞭望的人數不準超過入室捜贓的人數。我幾次詢問盜匪，他們都說：「我等各拚性命，怎麽能容忍那些在外把風的人分贓呢？」所以事實上幾乎沒有不入室的罪犯。
更有捕役被官員逼急了，經常拷打、刑訊小偷，逼迫他們承認為盜首，或者買通乞丐，將乞丐作為把風接贓的人。過堂時，主審官員稍不經意，就會濫殺無辜。捕役存心使壞，就與盜賊無異了；州縣官員忍心這樣做，他們的居心還能問嗎？
至於審辦命案，第一次審問獲得的供詞最為關鍵。犯人致人死命，自認為殺人償命，往往無所顧忌全部招供。可是一經收監後，就會被牢頭、禁卒教唆串供，真實情況反而查不出，案子就會越來越難辦。所以地方上有經驗的老吏勘察現場回衙門後，就立即提審兇犯，訊問作案動機和作案過程，獲得案情大致情形，然後收監；次日再覆審一次，便可定案。至於屍格上傷痕的輕重多寡，因為關係到秋審時是判立決還是緩決，一經落筆，絕不更改。常常有初次上報呈送時，屍格上填寫的傷痕，與解勘時的填寫不同，於是命令重新核實，就說是書吏筆誤，殊不知屍格是用硃筆填寫，怎麽能容許書吏使用硃筆呢？又有的人會辯解：「在場時人聲嘈雜，喝報不清等等。」難道相驗者不親自查看屍體傷痕，僅憑仵作喝報嗎？這種用謊言掩飾的行為，經常被我申飭，州縣吏治、幕友筆墨之黑暗與混亂，可見一斑。
秋審並沒有什麽難辦的地方，除了需要對條規、例案嫻熟於心，更要在定案時為秋審預留下餘地。每定一案，就是辦一次秋審，仔細看如果實緩不定，就要斟酌妥善，以免臨時為難。大抵案情證據確鑿的，一定不能夾雜一些模稜兩可的語句在裏麵；可以從緩的，也不可摻入一些唐突、暴戾的字眼。審案判決自己確有所憑，那麽刑部也就無可挑剔了。
四川秋審，交給刑部的經費，按慣例是六百兩。刑部於五六月間派專人將秋審實緩的底折送到臬司衙門，等著收取經費，臬司並不與他們見麵，都是由省裏的佐雜人員中由部辦出身的人張羅，這些人就從中獲利。但是寄來的底折往往不足為憑。兩年來刑部定為緩決的，而我定為立決的有六起；刑部定為立決的，而我改為緩決的也有幾起。幕友孫紹堂、李鶴舫都在臬司衙門辦案多年，刑名經驗豐富，我和這兩位先生商酌出的判詞，往往毫無出入，真所謂南山可移，此案不可動也。後來接到刑部回復，一起都沒有改。官署中還有一位姓孫的老吏，年近九十，把關秋審將近五十年，最是穩當，胥吏中也不能說全無人才啊。
化外之民
四川邊境的四個廳[1]常有猓夷出沒，對老百姓傷害最大，其中又以馬邊廳的情況最甚。猓夷並沒有什麽別的伎倆，就是依靠強弓毒矢，無辜百姓被他們射中後必死無疑，但是在二十步以外的距離他們就沒了準頭，射不準；其餘的如竹槍、石塊就更不足道了。隻是這些野人藏在深山裏，出沒無常，他們將男人擄入山中，配以蠻婦，強迫為他們耕田種地，時間一久，這些被擄進去的人，性情也變得和野人差不多，樂意被他們驅使。生下的兒子骨頭是白色的，和那些野人的黑骨頭不同，也有的被輾轉售賣，但不知賣到哪裏去了。
野人的種類很多，隻不過漢人一律稱之為「玀玀」。守邊的營兵，和他們常有來往，每年由藩司籌給四個廳幾千兩經費，作為打賞夷差出巡的費用。武官們把這筆銀子看成應得的陋規，逼迫起文官來，一刻也不準拖延，這四個廳的通判，深以為苦。猓夷隻要有一二十人在，營兵幾千人都不敢直攖其鋒[2]；甚至一個猓夷可殺死幾個兵丁，驅使兵丁起來就像驅趕牛羊一樣。兵丁們不敢抗拒，這難道不是天意嗎？以前幾次用兵，無非都是虛糜國帑，冒取首功，其實未見一夷，未發一矢，以欺罔了事。邊境百姓反被滋擾，文武官員藉此作為升官的階梯，所以用兵開銷一百八十多萬兩銀子，而沒有殺掉一個敵人，實在是太可笑了。
辦理秋審，今年也沒有什麽出入。我連續三年辦理秋審。每次都是七八百起，證據確鑿立即行刑的就有一百多起——這數目是其它省所沒有的。
辦理盜案時，更要持平，這些為非作歹之徒，法所不宥。可是案件卷宗裏卻常記載有以下這種情形：入室搜贓的不過二三人，而把風接贓卻有七八人——怎麽會有這種事呢？還有的卷宗裏寫的是把風，而盜犯自己招供為入室搜贓的。發審後，才知道是縣裏故意為他開脫——並非盜犯狡猾；更有將已死的盜犯定為為首犯，而將已抓獲的犯人定為把風的，沒有抓獲的罪犯定為入室搶劫的，中間詭異的地方實在太多。在州縣官員，是為了規避處分，不過顧及考成而已；而盜賊縱橫，關係國家治亂。我通令屬下各州縣，以後審辦盜案，在外把風瞭望的人數不準超過入室捜贓的人數。我幾次詢問盜匪，他們都說：「我等各拚性命，怎麽能容忍那些在外把風的人分贓呢？」所以事實上幾乎沒有不入室的罪犯。
更有捕役被官員逼急了，經常拷打、刑訊小偷，逼迫他們承認為盜首，或者買通乞丐，將乞丐作為把風接贓的人。過堂時，主審官員稍不經意，就會濫殺無辜。捕役存心使壞，就與盜賊無異了；州縣官員忍心這樣做，他們的居心還能問嗎？
至於審辦命案，第一次審問獲得的供詞最為關鍵。犯人致人死命，自認為殺人償命，往往無所顧忌全部招供。可是一經收監後，就會被牢頭、禁卒教唆串供，真實情況反而查不出，案子就會越來越難辦。所以地方上有經驗的老吏勘察現場回衙門後，就立即提審兇犯，訊問作案動機和作案過程，獲得案情大致情形，然後收監；次日再覆審一次，便可定案。至於屍格上傷痕的輕重多寡，因為關係到秋審時是判立決還是緩決，一經落筆，絕不更改。常常有初次上報呈送時，屍格上填寫的傷痕，與解勘時的填寫不同，於是命令重新核實，就說是書吏筆誤，殊不知屍格是用硃筆填寫，怎麽能容許書吏使用硃筆呢？又有的人會辯解：「在場時人聲嘈雜，喝報不清等等。」難道相驗者不親自查看屍體傷痕，僅憑仵作喝報嗎？這種用謊言掩飾的行為，經常被我申飭，州縣吏治、幕友筆墨之黑暗與混亂，可見一斑。
秋審並沒有什麽難辦的地方，除了需要對條規、例案嫻熟於心，更要在定案時為秋審預留下餘地。每定一案，就是辦一次秋審，仔細看如果實緩不定，就要斟酌妥善，以免臨時為難。大抵案情證據確鑿的，一定不能夾雜一些模稜兩可的語句在裏麵；可以從緩的，也不可摻入一些唐突、暴戾的字眼。審案判決自己確有所憑，那麽刑部也就無可挑剔了。
四川秋審，交給刑部的經費，按慣例是六百兩。刑部於五六月間派專人將秋審實緩的底折送到臬司衙門，等著收取經費，臬司並不與他們見麵，都是由省裏的佐雜人員中由部辦出身的人張羅，這些人就從中獲利。但是寄來的底折往往不足為憑。兩年來刑部定為緩決的，而我定為立決的有六起；刑部定為立決的，而我改為緩決的也有幾起。幕友孫紹堂、李鶴舫都在臬司衙門辦案多年，刑名經驗豐富，我和這兩位先生商酌出的判詞，往往毫無出入，真所謂南山可移，此案不可動也。後來接到刑部回復，一起都沒有改。官署中還有一位姓孫的老吏，年近九十，把關秋審將近五十年，最是穩當，胥吏中也不能說全無人才啊。
化外之民
四川邊境的四個廳[1]常有猓夷出沒，對老百姓傷害最大，其中又以馬邊廳的情況最甚。猓夷並沒有什麽別的伎倆，就是依靠強弓毒矢，無辜百姓被他們射中後必死無疑，但是在二十步以外的距離他們就沒了準頭，射不準；其餘的如竹槍、石塊就更不足道了。隻是這些野人藏在深山裏，出沒無常，他們將男人擄入山中，配以蠻婦，強迫為他們耕田種地，時間一久，這些被擄進去的人，性情也變得和野人差不多，樂意被他們驅使。生下的兒子骨頭是白色的，和那些野人的黑骨頭不同，也有的被輾轉售賣，但不知賣到哪裏去了。
野人的種類很多，隻不過漢人一律稱之為「玀玀」。守邊的營兵，和他們常有來往，每年由藩司籌給四個廳幾千兩經費，作為打賞夷差出巡的費用。武官們把這筆銀子看成應得的陋規，逼迫起文官來，一刻也不準拖延，這四個廳的通判，深以為苦。猓夷隻要有一二十人在，營兵幾千人都不敢直攖其鋒[2]；甚至一個猓夷可殺死幾個兵丁，驅使兵丁起來就像驅趕牛羊一樣。兵丁們不敢抗拒，這難道不是天意嗎？以前幾次用兵，無非都是虛糜國帑，冒取首功，其實未見一夷，未發一矢，以欺罔了事。邊境百姓反被滋擾，文武官員藉此作為升官的階梯，所以用兵開銷一百八十多萬兩銀子，而沒有殺掉一個敵人，實在是太可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