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隻是擔心，今年緩徵，明年必然加倍。而那些包攬錢糧的糧差和地霸，在裝滿腰包之後逃匿無蹤，恐怕受累的仍然是老百姓。停徵以後，糧道衙門的收入斷了，但是應酬卻是一分也不能減少，整整一年，沒有一個銅子的收入，可是送給督撫將軍們的陋規，卻要照常奉上。這樣一來，虧空就大了。
少穆先生一向重視水利，主政陝西後，又籌劃大修水利，他拿來一本名為《關中勝跡圖》的書，讓我考證。我對照各府縣誌詳細核對，開具節略呈上，後來因為費用問題，修水利的事沒有辦成。
甘肅辦理野番事務，經費虧空很大，少穆先生奏請在陝西設置捐輸局，鼓勵全國士民捐輸。我自己捐了個隨帶加一級。在外省的熟人，也都托我代捐，而匯來的銀兩成色大多達不到司庫的要求，折算後不足的部分，就由我墊上。比如同鄉阮祜，報捐知府，尾款短少兩百兩；卞寶第報捐主事，尾款短少九十多兩，我都給墊了，但他們都沒有匯款還我。後來，我回到京城，阮祜殷勤地向我道謝，並拿銀子還給我，我沒有收；至於卞寶第，則是自始至終沒有提起這件事，我就更不好提及了。
冬月，少穆先生請假養病，布政使楊以增代理巡撫，楊以增剛剛由甘肅按察使升任陝西布政使，還沒來得及上任。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
三月，雲貴總督李星沅調任兩江總督，林則徐升任雲貴總督。雲南回漢矛盾尖銳，互相仇殺幾十年。林則徐到任後，發布文告：止分良莠，不分漢、回。局勢大為緩和。
四月，廣東民眾驅逐在廣州英國人。
十二月，以徐廣縉為兩廣總督，葉名琛為廣東巡撫。
臬司是個殺人活
代理陝西臬司
正月，陝西按察使唐樹義升任湖北布政使，我兼職代理他留下的按察使職務。當時因為停徵錢糧，糧道衙門斷了來源，沒有人願意代理。少穆先生知道糧道衙門日子艱難，命令我兼職代理按察使，並說：「用按察使的陋規，貼補糧道的短缺，也算不無小補。」我回答道：「糧道是我的本職，現在沒有分文收入，我也不願別人受累。如果是平時，一定請求開缺。」少穆先生說：「您在陝西也不會很久了，以後您就知道了。」仔細打聽，才知道老先生已經在去年年終密考時推薦我了。
今年秋審，陝西上報了150多起的刑事案件，在其中一個案子上，我和少穆先生產生了分歧。
下麵我就給大家介紹一下什麽是秋審。秋審始於順治十五年，即1658年，首先要求各省的督撫將自己省內所有被判處斬和斬監候（相當於現代的死緩）的案件和布政使、按察史會同覆審，分別提出四種處理意見：一、情實（原為情真，為了避諱雍正的名字胤禎而改名）；二、緩決，即等下一年秋審時再決定；三、可矜，情況屬實，但可以法外開恩，比如獨子或承重孫；四、可疑，即證據不足。然後將有關案件的情況匯總報送刑部，而囚犯則集中到省城關押。
在每年的八月，中央各部院長官會審後，提出處理意見，報皇帝審批。如果確認了情實，到秋後就要處決；如果連續緩決三次，就可以免死罪，減輕發落；如果是可矜，也可以免死減等發落；可疑的則退回各省重新審理。在雍正時期，還增加了一種叫做「留養承祀」的減輕發落的方式：如果死囚犯是獨生子，被處死後其父母和祖父母就無人供養、送終，經過皇帝批準，可改判重杖一頓再枷號示眾三個月，免掉死罪。
這次的案子是這樣的：涇陽有個叫馬書新的犯人，沒有什麽正經職業，嗜賭如命，他的妻子李氏多次勸他，也不見悔改。家裏的東西全輸光了，李氏身上連一件完整的衣服也沒有，冬天隻能睡在草墊子上。李氏的哥哥可憐妹妹，送了一床棉被給她擋擋寒。馬書新回家看見棉被，就要拿去賣了做賭本，李氏緊拽棉被不放，馬書新就將李氏一頓拳打腳踢。李氏被踢倒在地後，氣憤不過，邊哭邊罵邊嚷，惹得馬書新一時性起，就用切草的鍘刀將李氏的頭給鍘了下來。縣裏審訊後，按照故意殺妻罪判處絞監候。
我審核秋審的名冊時，認為該犯行為殘忍情節惡劣，並且又是一個賭徒，就改為絞立決，然後將草冊上報陝甘總督衙門，總督衙門同意了我的意見。從來，辦理秋審，都是臬司事先將人犯草冊上報總督和巡撫，如果三方意見不一致，再協商修改。少穆先生在審核這個案子時，提出把它改回絞監候。
我說：「故意殺妻，並且將整個頭都切下來了，證據確鑿而且殘忍至極；兇犯又是個賭匪，實在沒有寬恕的理由。況且總督大人已經同意了，再想改動也難。」
少穆先生說：「您是道員代理臬司，假如刑部認為您判決失當，就會降職。而道員降職並不需要奏明皇上，不像正式臬司受處分必須上奏聖上——那樣還可以得到皇上加恩。至於陝甘總督布彥泰大人那裏，由我寫信告訴他，叮囑他將草冊駁回，由臬司衙門重新擬定。」
我見少穆先生這樣設身處地地為我著想，就聽從了他的意見。西安距離京城並不遠，我隨後就將這個案子抄寄給刑部侍郎張蘭沚和他商量，他回信道：「這個案子證據確鑿，確實應該判以絞立決，但是你們省裏還是判處絞監候較好，這樣就可以留給刑部駁回——刑部不駁回幾個案子，怎麽顯出辦案的慎重呢？刑部的權威又怎麽體現呢？」我把回信拿給少穆先生看，在場的人看後都笑了起來。
少穆先生一向重視水利，主政陝西後，又籌劃大修水利，他拿來一本名為《關中勝跡圖》的書，讓我考證。我對照各府縣誌詳細核對，開具節略呈上，後來因為費用問題，修水利的事沒有辦成。
甘肅辦理野番事務，經費虧空很大，少穆先生奏請在陝西設置捐輸局，鼓勵全國士民捐輸。我自己捐了個隨帶加一級。在外省的熟人，也都托我代捐，而匯來的銀兩成色大多達不到司庫的要求，折算後不足的部分，就由我墊上。比如同鄉阮祜，報捐知府，尾款短少兩百兩；卞寶第報捐主事，尾款短少九十多兩，我都給墊了，但他們都沒有匯款還我。後來，我回到京城，阮祜殷勤地向我道謝，並拿銀子還給我，我沒有收；至於卞寶第，則是自始至終沒有提起這件事，我就更不好提及了。
冬月，少穆先生請假養病，布政使楊以增代理巡撫，楊以增剛剛由甘肅按察使升任陝西布政使，還沒來得及上任。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
三月，雲貴總督李星沅調任兩江總督，林則徐升任雲貴總督。雲南回漢矛盾尖銳，互相仇殺幾十年。林則徐到任後，發布文告：止分良莠，不分漢、回。局勢大為緩和。
四月，廣東民眾驅逐在廣州英國人。
十二月，以徐廣縉為兩廣總督，葉名琛為廣東巡撫。
臬司是個殺人活
代理陝西臬司
正月，陝西按察使唐樹義升任湖北布政使，我兼職代理他留下的按察使職務。當時因為停徵錢糧，糧道衙門斷了來源，沒有人願意代理。少穆先生知道糧道衙門日子艱難，命令我兼職代理按察使，並說：「用按察使的陋規，貼補糧道的短缺，也算不無小補。」我回答道：「糧道是我的本職，現在沒有分文收入，我也不願別人受累。如果是平時，一定請求開缺。」少穆先生說：「您在陝西也不會很久了，以後您就知道了。」仔細打聽，才知道老先生已經在去年年終密考時推薦我了。
今年秋審，陝西上報了150多起的刑事案件，在其中一個案子上，我和少穆先生產生了分歧。
下麵我就給大家介紹一下什麽是秋審。秋審始於順治十五年，即1658年，首先要求各省的督撫將自己省內所有被判處斬和斬監候（相當於現代的死緩）的案件和布政使、按察史會同覆審，分別提出四種處理意見：一、情實（原為情真，為了避諱雍正的名字胤禎而改名）；二、緩決，即等下一年秋審時再決定；三、可矜，情況屬實，但可以法外開恩，比如獨子或承重孫；四、可疑，即證據不足。然後將有關案件的情況匯總報送刑部，而囚犯則集中到省城關押。
在每年的八月，中央各部院長官會審後，提出處理意見，報皇帝審批。如果確認了情實，到秋後就要處決；如果連續緩決三次，就可以免死罪，減輕發落；如果是可矜，也可以免死減等發落；可疑的則退回各省重新審理。在雍正時期，還增加了一種叫做「留養承祀」的減輕發落的方式：如果死囚犯是獨生子，被處死後其父母和祖父母就無人供養、送終，經過皇帝批準，可改判重杖一頓再枷號示眾三個月，免掉死罪。
這次的案子是這樣的：涇陽有個叫馬書新的犯人，沒有什麽正經職業，嗜賭如命，他的妻子李氏多次勸他，也不見悔改。家裏的東西全輸光了，李氏身上連一件完整的衣服也沒有，冬天隻能睡在草墊子上。李氏的哥哥可憐妹妹，送了一床棉被給她擋擋寒。馬書新回家看見棉被，就要拿去賣了做賭本，李氏緊拽棉被不放，馬書新就將李氏一頓拳打腳踢。李氏被踢倒在地後，氣憤不過，邊哭邊罵邊嚷，惹得馬書新一時性起，就用切草的鍘刀將李氏的頭給鍘了下來。縣裏審訊後，按照故意殺妻罪判處絞監候。
我審核秋審的名冊時，認為該犯行為殘忍情節惡劣，並且又是一個賭徒，就改為絞立決，然後將草冊上報陝甘總督衙門，總督衙門同意了我的意見。從來，辦理秋審，都是臬司事先將人犯草冊上報總督和巡撫，如果三方意見不一致，再協商修改。少穆先生在審核這個案子時，提出把它改回絞監候。
我說：「故意殺妻，並且將整個頭都切下來了，證據確鑿而且殘忍至極；兇犯又是個賭匪，實在沒有寬恕的理由。況且總督大人已經同意了，再想改動也難。」
少穆先生說：「您是道員代理臬司，假如刑部認為您判決失當，就會降職。而道員降職並不需要奏明皇上，不像正式臬司受處分必須上奏聖上——那樣還可以得到皇上加恩。至於陝甘總督布彥泰大人那裏，由我寫信告訴他，叮囑他將草冊駁回，由臬司衙門重新擬定。」
我見少穆先生這樣設身處地地為我著想，就聽從了他的意見。西安距離京城並不遠，我隨後就將這個案子抄寄給刑部侍郎張蘭沚和他商量，他回信道：「這個案子證據確鑿，確實應該判以絞立決，但是你們省裏還是判處絞監候較好，這樣就可以留給刑部駁回——刑部不駁回幾個案子，怎麽顯出辦案的慎重呢？刑部的權威又怎麽體現呢？」我把回信拿給少穆先生看，在場的人看後都笑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