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翰林院編修龍蘭簃在廣東洋行貸款九千兩，年息九厘；
向包怡莊觀察借白銀一千兩；
向同年汪衡甫借了五百兩，二分息；
向同年江翊雲借五百兩；
在山西錢莊借款五千兩。
這時，又接到兼考的來信。老人家告訴我，張鐵夫的住宅想出手，問我是否買下來——這幢房子如果買下來，當然就得稍加修理，沒有三千兩銀子也拿不下來。可是，衛市口的老宅既然已經賣給了大哥，我是遲早得搬家的，房子總得要買，可是家裏已經實在湊不出錢了。於是，我又寫信給包美東，借了三千兩送回儀征老家買房子。
借來的一萬六千多兩銀子轉眼間就沒了——在北京各處打點加上買禮物花的幾百兩，共用去別敬一萬七千兩，等到上路時，盤川已所剩無幾。
京官職位比地方官清貴，收入卻少得多。單靠一份俸祿，不要說體麵的生活，就是養家餬口都成問題。地方官則不然，除了薪俸以及政府發給的養廉銀（京官無此收入）以外，各種灰色收入組成的「陋規」更是大筆進項；「陋規」並非貪汙受賄的「黑錢」，而是地方官利用行政、財政係統中的諸多「特性」，向紳民設立的收費項目，人稱「無形之加賦，有形之勒索」。京官、外官之間收入懸殊，但是，京官也可利用行政係統的「特性」去影響外官的銓評升降，京官的喜怒直接關乎外官（地方官）的烏紗，這中間的厲害，地方官當然不敢小覷。於是，京官、外官之間便形成一種經濟上的調劑。大小京官，莫不仰賴外官的「別敬、炭敬、冰敬」。此「三敬」便是這種調劑的主要形式。炭敬（冬季）和冰敬（夏季）是外官每年兩次的常課。外官因遷調而進京述職，或京官外放為地方官臨走向相關官員告別，都要贈送財禮，這就是別敬。
恰在這時，黃夫人的父親——我的嶽父黃懷穀先生來北京養病，向我借兩千兩，我實在拿不出這筆錢，就送了他三百兩作為別敬，老爺子似乎還不大高興。
我二月十六日從北京出發，三月十六日到達西安。陝西督糧道主管軍糧的徵收與發放，而兼管的地方事務則相對簡單。糧道轄有東西兩座糧庫，從頭年五月開始徵收，到第二年上報奏銷，共計徵收大米、小米、豆類、麥子約二十萬石。八旗兵的糧食按月發放，綠營兵的糧食按季發放，每年大約發放軍糧十九萬多石。陝西糧道之所以被視為肥缺，就是因為有這將近一萬石糧食的盈餘。
清代一石約合120斤，一斤約合590克，這樣算來，一石大約相當於現在的142斤，一萬石就是142萬斤，按現在的糧價，大約值人民幣二三百萬元。或許有人要問，這算什麽肥差？還天下第一呢！我們現在一個科長一年也可以撈他個幾百萬。我要說的是，這三百萬並不是貪汙受賄來的，而是雖不合法但也並不違法的灰色收入，裝進了腰包完全不用擔驚受怕。至於貪汙，自古以來就是上不封頂，無足為奇。
八旗兵的糧食，每月分八次到糧庫支領。領米前一天，由管倉大使抽出一包糧食作為樣品送到西安將軍衙門請將軍檢驗。到放米日，滿營中派一位軍官帶領士兵到糧庫支領。這一天糧道衙門要準備一桌酒席招待來領米的官兵，並且派委員陪同赴宴，每月八次，每次都是如此。遇到桀驁不馴的八旗兵，就會對糧食的好壞及酒席的豐儉橫挑鼻子豎挑眼。這時候，糧庫裏的倉書、鬥級（倉書、鬥級都是管理糧庫的官員）等就隻得忍氣吞聲，必須等到將軍等人安插在糧庫任職的家人出麵勸和，才能平息。如果將軍對領回的糧食稍有不滿，八旗兵就會仗勢滋事。糧道衙門須應酬好當地將軍，害怕他們從中作梗。
將軍和兩位副都統應領的月糧按規定是按大米小米各一半發放，但是將軍和都統都不要小米，專要大米，因為小米便宜而大米較貴。至於綠營兵按規定隻領麥子和豆子，倒不必大費口舌。
遇到將軍的「三節兩壽」（包括端午節、中秋節、元旦、將軍生日、將軍夫人生日），糧道衙門都要送禮祝賀，標準是送銀子八百兩，再加上用於賞賜的布料（稱為表禮）四種，還有用於待客的點心糖果（稱為水禮）八種。兩位都統的標準要低一些，每次送銀子二百兩，水禮四種。滿營中共有八位協領，每次每人送銀子二十兩，上好的白米四石。將軍和都統都推薦家人到糧庫任事，或者到糧道衙門掛個名，按時領錢。
送給巡撫的禮物和送將軍的不同，是分四季來送，每季白銀一千三百兩，「三節兩壽」時隻送表禮、水禮和門包雜費等。至於陝甘總督那裏則是按「三節」致送，每節白銀一千兩，表禮和水禮各八種以及門包雜費等，由糧道衙門派下人專程送到蘭州——陝甘總督的衙門在蘭州。
遇到有官員過境，一律由糧道來接待。西安地處交通要道，由西藏、新疆以及甘肅、四川進京或者由京城返回這些地方，西安都是必經之地。官客到了西安，糧道就隨將軍或者巡撫等在官廳迎接，等到官員們回到官署以後，糧道就派人到各處詢問各位官員的稱呼，由道中幕僚寫好送到各衙門，確認無誤以後就派人送到官客所住的公館，張燈結彩，請戲班，準備宴席。每次都要請兩個戲班，上等酒席五桌，中等酒席十四桌。上席必須上燕窩和烤乳豬，中席也必須上魚翅和海參。在西安，活魚是難得的稀罕物，一條大魚，值製錢四五千文，但上席五桌是一定要上這道菜的；其它如白鱔、鹿尾等，都是很貴重很難買的美味，但也必須想千方設百計地買來，否則就會顯得糧道小氣。
向包怡莊觀察借白銀一千兩；
向同年汪衡甫借了五百兩，二分息；
向同年江翊雲借五百兩；
在山西錢莊借款五千兩。
這時，又接到兼考的來信。老人家告訴我，張鐵夫的住宅想出手，問我是否買下來——這幢房子如果買下來，當然就得稍加修理，沒有三千兩銀子也拿不下來。可是，衛市口的老宅既然已經賣給了大哥，我是遲早得搬家的，房子總得要買，可是家裏已經實在湊不出錢了。於是，我又寫信給包美東，借了三千兩送回儀征老家買房子。
借來的一萬六千多兩銀子轉眼間就沒了——在北京各處打點加上買禮物花的幾百兩，共用去別敬一萬七千兩，等到上路時，盤川已所剩無幾。
京官職位比地方官清貴，收入卻少得多。單靠一份俸祿，不要說體麵的生活，就是養家餬口都成問題。地方官則不然，除了薪俸以及政府發給的養廉銀（京官無此收入）以外，各種灰色收入組成的「陋規」更是大筆進項；「陋規」並非貪汙受賄的「黑錢」，而是地方官利用行政、財政係統中的諸多「特性」，向紳民設立的收費項目，人稱「無形之加賦，有形之勒索」。京官、外官之間收入懸殊，但是，京官也可利用行政係統的「特性」去影響外官的銓評升降，京官的喜怒直接關乎外官（地方官）的烏紗，這中間的厲害，地方官當然不敢小覷。於是，京官、外官之間便形成一種經濟上的調劑。大小京官，莫不仰賴外官的「別敬、炭敬、冰敬」。此「三敬」便是這種調劑的主要形式。炭敬（冬季）和冰敬（夏季）是外官每年兩次的常課。外官因遷調而進京述職，或京官外放為地方官臨走向相關官員告別，都要贈送財禮，這就是別敬。
恰在這時，黃夫人的父親——我的嶽父黃懷穀先生來北京養病，向我借兩千兩，我實在拿不出這筆錢，就送了他三百兩作為別敬，老爺子似乎還不大高興。
我二月十六日從北京出發，三月十六日到達西安。陝西督糧道主管軍糧的徵收與發放，而兼管的地方事務則相對簡單。糧道轄有東西兩座糧庫，從頭年五月開始徵收，到第二年上報奏銷，共計徵收大米、小米、豆類、麥子約二十萬石。八旗兵的糧食按月發放，綠營兵的糧食按季發放，每年大約發放軍糧十九萬多石。陝西糧道之所以被視為肥缺，就是因為有這將近一萬石糧食的盈餘。
清代一石約合120斤，一斤約合590克，這樣算來，一石大約相當於現在的142斤，一萬石就是142萬斤，按現在的糧價，大約值人民幣二三百萬元。或許有人要問，這算什麽肥差？還天下第一呢！我們現在一個科長一年也可以撈他個幾百萬。我要說的是，這三百萬並不是貪汙受賄來的，而是雖不合法但也並不違法的灰色收入，裝進了腰包完全不用擔驚受怕。至於貪汙，自古以來就是上不封頂，無足為奇。
八旗兵的糧食，每月分八次到糧庫支領。領米前一天，由管倉大使抽出一包糧食作為樣品送到西安將軍衙門請將軍檢驗。到放米日，滿營中派一位軍官帶領士兵到糧庫支領。這一天糧道衙門要準備一桌酒席招待來領米的官兵，並且派委員陪同赴宴，每月八次，每次都是如此。遇到桀驁不馴的八旗兵，就會對糧食的好壞及酒席的豐儉橫挑鼻子豎挑眼。這時候，糧庫裏的倉書、鬥級（倉書、鬥級都是管理糧庫的官員）等就隻得忍氣吞聲，必須等到將軍等人安插在糧庫任職的家人出麵勸和，才能平息。如果將軍對領回的糧食稍有不滿，八旗兵就會仗勢滋事。糧道衙門須應酬好當地將軍，害怕他們從中作梗。
將軍和兩位副都統應領的月糧按規定是按大米小米各一半發放，但是將軍和都統都不要小米，專要大米，因為小米便宜而大米較貴。至於綠營兵按規定隻領麥子和豆子，倒不必大費口舌。
遇到將軍的「三節兩壽」（包括端午節、中秋節、元旦、將軍生日、將軍夫人生日），糧道衙門都要送禮祝賀，標準是送銀子八百兩，再加上用於賞賜的布料（稱為表禮）四種，還有用於待客的點心糖果（稱為水禮）八種。兩位都統的標準要低一些，每次送銀子二百兩，水禮四種。滿營中共有八位協領，每次每人送銀子二十兩，上好的白米四石。將軍和都統都推薦家人到糧庫任事，或者到糧道衙門掛個名，按時領錢。
送給巡撫的禮物和送將軍的不同，是分四季來送，每季白銀一千三百兩，「三節兩壽」時隻送表禮、水禮和門包雜費等。至於陝甘總督那裏則是按「三節」致送，每節白銀一千兩，表禮和水禮各八種以及門包雜費等，由糧道衙門派下人專程送到蘭州——陝甘總督的衙門在蘭州。
遇到有官員過境，一律由糧道來接待。西安地處交通要道，由西藏、新疆以及甘肅、四川進京或者由京城返回這些地方，西安都是必經之地。官客到了西安，糧道就隨將軍或者巡撫等在官廳迎接，等到官員們回到官署以後，糧道就派人到各處詢問各位官員的稱呼，由道中幕僚寫好送到各衙門，確認無誤以後就派人送到官客所住的公館，張燈結彩，請戲班，準備宴席。每次都要請兩個戲班，上等酒席五桌，中等酒席十四桌。上席必須上燕窩和烤乳豬，中席也必須上魚翅和海參。在西安，活魚是難得的稀罕物，一條大魚，值製錢四五千文，但上席五桌是一定要上這道菜的；其它如白鱔、鹿尾等，都是很貴重很難買的美味，但也必須想千方設百計地買來，否則就會顯得糧道小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