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貧困家庭,一家基本就一丁三口,或者兩丁五口,所以這項宏大的人口遷移項目,將能解決陝西六分之一戶人口的吃飯問題。
為了鼓勵這部分人口多生產多生育,增加陝北的人口厚度,增加抵抗西夏的綜合實力,蘇油又上了一道奏章。
宋代稅製,分了丁銀和田賦,田賦超過丁銀,則交田賦,丁銀超過田賦,則交丁銀。
如今陝西土地丈量已經完成,大量的隱戶流民被清理了出來,渭北一期移民扶貧工程已經完成,二期土地開發正在繼續進行。
朝廷的保甲法,青苗法,經過陝西地區當地士紳們的建言獻策,集思廣益,做了一些改良嚐試,如今產生了良好的效果。
在這種大好局麵下,建議中書再接再厲,同意我們將改變陝西經濟局麵的觸角,繼續向上延伸——將陝西的丁銀,折算到田畝之中,按田畝收取,不在按丁繳納,以刺激陝西產生更多的人口。
以陝西丁口最繁榮時期,一百二十萬丁為上限,以十年為期,爭取增長到此數。
與之相應的,陝西路賦稅到時候也同樣會增長到此數,不過不再是來自丁銀,而是來自田租,來自其它方麵。
蘇油重點提到,各地都有一種極傷天和的做法——「民生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民貧無以輸官,故生子皆溺死。」
凡丁稅太重的地區,都存在殺嬰之風,這件事情實在與大宋宣傳的仁政南轅北轍,既然陝西現在有了實施捨良法的基礎,完全可以實施起來。
舍丁稅地,在唐代就有部分官員進行嚐試,在如今北宋的蘇州,荊湖,也有官員也在摸索攤丁入畝。
它的前提,是政府必須完全掌握土地丈量統計數據,避免隱田的出現,同時,還要避免過多的免稅田畝的出現。
稅製,其實在中國歷史上摸索了很久,無論宋,明,清,都出現過很多問題,直到「攤丁入畝」,「官紳一體納糧」這兩條確定後,兼併雖然依舊盛行,但是已經不能影響到封建國家最重要的稅收——農稅了。
從此後,國家有錢了,這才是穩定的基礎。
上億兩白銀都說賠就能賠,相比之下,幾十萬貫歲幣,連毛都算不上。
此舉在明清施行,阻力非常巨大,因為明代國策是讀書人免稅,導致大量投效式兼併的發生,大地主完全享受免稅帶來的大福利,最後國家負擔全部落到抗風險能力很小的自耕農身上,最後自耕農比例越來越少,國家破產。
清代初期也是如此。
如今的陝西,阻力小得多。
首先,北宋讀書人沒有免稅的說法,隻有官員才有。
其次,官員免稅田畝有明確規定,雖然多占土地照樣免稅的現象非常普遍,但那畢竟是沒有法理依據的。
第三,最有利的一點,宋代商稅比例相當大,政府鼓勵工商,甚至鼓勵大宗海貿。
官員升遷,攜帶土產進京販賣都是常態,以前在大相國寺,如今在萬貨集,甚至還開闢有專門場地給他們幹這個。
這就讓有識之士,將眼光投放到了土地之外的產業,而不是隻有買地這一條投資渠道。
就陝西本地來說,上等戶一直以來,繳納的就是田賦,丁銀改不改,跟他們沒有關係。
對下等戶和無地戶來說,在蘇油的努力下,他們正一批批一步步變成自耕農。以前的丁銀,對他們來說就是勒在脖子上的枷鎖,而到了現在,第一批分到土地的人,也就有了納稅的實力。
剩下還沒被惠顧到的那些,名下沒有田地,也就不用再交稅,負擔大大減輕。
對於中等戶來說,他們本來就有地,精耕細作推廣後,人力不足的問題凸顯出來,隻要添丁不添銀,無論男女嬰兒,父母讓他們存活下來機率更高。
可耕土地麵積增加,土地單位麵積產量增加,會讓相同的地區,能夠養活更多的人口。
就算達不到蜀中「千人耕萬人食」的水平,但蘇油相信,種種改良措施並舉之後,陝西會如後世動亂之後那樣,進入一個爆發式增長期。
三月,中書行文抵達,蘇油正式接管陝西財政,軍政,具有了唐代藩鎮的實權。
這是趙頊和王安石對他的極大信任,前提就是蘇油的七十名護衛全部來自趙頊親自任命;所有部隊派駐監軍;以及陝西轉運司,在中書剝奪其廣惠倉積累作為荊湖開發之本一事上,保持沉默。
又是一次利益交換。
蘇油權力一到手,立刻開始渭州畜牧業深加工,農業深加工,商州煤鐵工業基地,秦州金銅礦業基地,蕃部食鹽擴產等諸多支柱性產業的推進工作。
關中平原,重新煥發出蓬勃生機。
而蕭關外的河套平原,迎來了一次人為的饑荒,西夏人終於在談判桌上認慫了。
大宋以恢復歲幣為代價,得到了石門峽的完整控製權。
和議達成當日,天都山就爆發了一場暴亂。
副將殺死都管沙羅思,與忠於梁氏的軍隊展開了混戰。
得到大量西夏正軍軍器,旗服的大叛賊李文釗,偽裝成西平府方向趕來的援軍,殺入寨中,很快解決了戰鬥。
事後,李文釗釋放了忠於梁太後的將領和士兵,並讓他們給西夏朝廷帶去一份《討梁氏檄》。
檄文中將梁氏一族罵得狗血淋頭,說他們牝雞司晨,大盜竊國。
為了鼓勵這部分人口多生產多生育,增加陝北的人口厚度,增加抵抗西夏的綜合實力,蘇油又上了一道奏章。
宋代稅製,分了丁銀和田賦,田賦超過丁銀,則交田賦,丁銀超過田賦,則交丁銀。
如今陝西土地丈量已經完成,大量的隱戶流民被清理了出來,渭北一期移民扶貧工程已經完成,二期土地開發正在繼續進行。
朝廷的保甲法,青苗法,經過陝西地區當地士紳們的建言獻策,集思廣益,做了一些改良嚐試,如今產生了良好的效果。
在這種大好局麵下,建議中書再接再厲,同意我們將改變陝西經濟局麵的觸角,繼續向上延伸——將陝西的丁銀,折算到田畝之中,按田畝收取,不在按丁繳納,以刺激陝西產生更多的人口。
以陝西丁口最繁榮時期,一百二十萬丁為上限,以十年為期,爭取增長到此數。
與之相應的,陝西路賦稅到時候也同樣會增長到此數,不過不再是來自丁銀,而是來自田租,來自其它方麵。
蘇油重點提到,各地都有一種極傷天和的做法——「民生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民貧無以輸官,故生子皆溺死。」
凡丁稅太重的地區,都存在殺嬰之風,這件事情實在與大宋宣傳的仁政南轅北轍,既然陝西現在有了實施捨良法的基礎,完全可以實施起來。
舍丁稅地,在唐代就有部分官員進行嚐試,在如今北宋的蘇州,荊湖,也有官員也在摸索攤丁入畝。
它的前提,是政府必須完全掌握土地丈量統計數據,避免隱田的出現,同時,還要避免過多的免稅田畝的出現。
稅製,其實在中國歷史上摸索了很久,無論宋,明,清,都出現過很多問題,直到「攤丁入畝」,「官紳一體納糧」這兩條確定後,兼併雖然依舊盛行,但是已經不能影響到封建國家最重要的稅收——農稅了。
從此後,國家有錢了,這才是穩定的基礎。
上億兩白銀都說賠就能賠,相比之下,幾十萬貫歲幣,連毛都算不上。
此舉在明清施行,阻力非常巨大,因為明代國策是讀書人免稅,導致大量投效式兼併的發生,大地主完全享受免稅帶來的大福利,最後國家負擔全部落到抗風險能力很小的自耕農身上,最後自耕農比例越來越少,國家破產。
清代初期也是如此。
如今的陝西,阻力小得多。
首先,北宋讀書人沒有免稅的說法,隻有官員才有。
其次,官員免稅田畝有明確規定,雖然多占土地照樣免稅的現象非常普遍,但那畢竟是沒有法理依據的。
第三,最有利的一點,宋代商稅比例相當大,政府鼓勵工商,甚至鼓勵大宗海貿。
官員升遷,攜帶土產進京販賣都是常態,以前在大相國寺,如今在萬貨集,甚至還開闢有專門場地給他們幹這個。
這就讓有識之士,將眼光投放到了土地之外的產業,而不是隻有買地這一條投資渠道。
就陝西本地來說,上等戶一直以來,繳納的就是田賦,丁銀改不改,跟他們沒有關係。
對下等戶和無地戶來說,在蘇油的努力下,他們正一批批一步步變成自耕農。以前的丁銀,對他們來說就是勒在脖子上的枷鎖,而到了現在,第一批分到土地的人,也就有了納稅的實力。
剩下還沒被惠顧到的那些,名下沒有田地,也就不用再交稅,負擔大大減輕。
對於中等戶來說,他們本來就有地,精耕細作推廣後,人力不足的問題凸顯出來,隻要添丁不添銀,無論男女嬰兒,父母讓他們存活下來機率更高。
可耕土地麵積增加,土地單位麵積產量增加,會讓相同的地區,能夠養活更多的人口。
就算達不到蜀中「千人耕萬人食」的水平,但蘇油相信,種種改良措施並舉之後,陝西會如後世動亂之後那樣,進入一個爆發式增長期。
三月,中書行文抵達,蘇油正式接管陝西財政,軍政,具有了唐代藩鎮的實權。
這是趙頊和王安石對他的極大信任,前提就是蘇油的七十名護衛全部來自趙頊親自任命;所有部隊派駐監軍;以及陝西轉運司,在中書剝奪其廣惠倉積累作為荊湖開發之本一事上,保持沉默。
又是一次利益交換。
蘇油權力一到手,立刻開始渭州畜牧業深加工,農業深加工,商州煤鐵工業基地,秦州金銅礦業基地,蕃部食鹽擴產等諸多支柱性產業的推進工作。
關中平原,重新煥發出蓬勃生機。
而蕭關外的河套平原,迎來了一次人為的饑荒,西夏人終於在談判桌上認慫了。
大宋以恢復歲幣為代價,得到了石門峽的完整控製權。
和議達成當日,天都山就爆發了一場暴亂。
副將殺死都管沙羅思,與忠於梁氏的軍隊展開了混戰。
得到大量西夏正軍軍器,旗服的大叛賊李文釗,偽裝成西平府方向趕來的援軍,殺入寨中,很快解決了戰鬥。
事後,李文釗釋放了忠於梁太後的將領和士兵,並讓他們給西夏朝廷帶去一份《討梁氏檄》。
檄文中將梁氏一族罵得狗血淋頭,說他們牝雞司晨,大盜竊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