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元帝時期國家衰敗,是因為皇帝重用奸臣,濫殺功勳。


    可見,漢室的衰敗,跟變法一文錢關係都沒有。


    《尚書》還有雲:「無作聰明亂舊章。」


    但這句話不是讓後人不要去變法,而是不要自作聰明,在時機不成熟的時候胡亂更改法令。


    如今,吾皇英明神武,參政又製定了一係列可行的法令,時機已經成熟,為什麽還不趕緊變法?


    蘇油都不由得感嘆,呂惠卿,經史功夫,真特娘的紮實!


    但是要是呂惠卿敢和善於「戰國縱橫家言」的蘇家人互懟,蘇油就會指出呂惠卿論據不足。


    「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明明是每年重申法令,以示重視,卻不是一年就來一變。


    「五載一巡狩,考製度於諸侯。」既然是考,就是考核,是檢查諸侯們對法律的執行情況,跟宣布新法有一文錢關係嗎?


    老呂你在偷換概念!


    不過蘇油這次不準備幫司馬光,因為他其實也是變法派。


    但是更不準備幫王安石,因為他又被欺負了。


    《青苗法》,還是沒有體現出他給王安石提到過的那些建議,地方上,還是出現了抑配,發生強行攤派現象!


    蘇油覺得,讓倆倔驢各自受點教訓也好。


    先是右正言李常、孫覺上書:「王廣淵在河北亂搞,強行攤派。民間喧然不以為便,而廣淵入奏,說是民間在歡呼歌舞,歌頌聖德。」


    趙頊立刻下詔:「諸路常平、廣倉給散青苗錢,本為惠恤貧乏,今慮官吏不體此意,均配抑勒,翻成騷擾。其令諸路提點刑獄官體量覺察,違者立以名聞,敢沮遏者亦如之。」


    同時派出各路監察,並遣入內副都知張若水、藍元震,潛察府界表錢事。


    因為河北太重要了,所以韓琦成了滅火隊員,剛剛從陝西出來,又被派去坐鎮大名府,兼任河北路轉運使。


    詔書下達,韓琦立刻上書數萬言,大說青苗法不便。


    更要命的是,上書中還附上了幾處州縣發布的告令,裏邊明確存在強行攤派的內容!


    韓琦的原話是:「臣本以青苗詔書,務在優民,不使兼併者乘其急以邀倍息,而公家無所求利。」


    「然今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非旨抑兼併、濟睏乏。欲民信服,不可得也。」


    「新詔雖雲不得抑勒,而上戶必不願請,下戶雖或願請,必難催納,而後必生行刑督責、同保均陪之患!」


    「乞盡罷諸路提舉官,依常平舊法施行。」


    知通進銀台司範鎮進言:「青苗錢者,唐衰亂之世所為。苗青在田,先估其直,收斂未畢,已趣其償,是盜蹠之法也。」


    蘇油的建議之所以沒有被王安石和呂惠卿採納,其實也是蘇油的鍋。


    沒有什麽別的原因,都怪這娃太能賺了。


    趙頊一共就撥給蘇油六十萬貫,還是在軍器監成立很久之前,而給王安石兩千四百萬貫,是他上任參知政事之後。


    一年下來,蘇油不但把軍器監搞得風風火火,還繳納了三十萬貫的賦稅,還償還了他三分之一的本金,還附帶五萬貫的利息,還得到了許多的軍器!


    相比之下,條例司就有些乏善可陳。


    於是呂惠卿王雱等人認為這就是蘇油建議王安石改青苗法的目的所在,讓他們拿著兩千四百萬貫的錢財,隻做六百萬貫的生意,還要降息免息扶助四五等戶,怎麽算都搞不出什麽政績來。


    六百萬貫,就算三分息全部收回,也才一百八十萬貫,這這這……


    至於農田水利,那可是短期內難以見到效益的東西,就算趙頊再偏心,兩邊一對比,也怕是會有意見。


    加上曾布慫恿,老王決定還是激進一點,來點立竿見影的成效比較好。


    於是歷史還是回到了老路上。


    三月,蘇油回了一趟汴京,給老張送行。


    張方平和趙抃同時當任參知政事,然而屁股都沒有坐熱,就以父憂去,服闋回來,趙頊任命他為觀文殿學士,判尚書都省。


    張方平和老蘇可是鐵桿的交情,也是對王安石不怎麽感冒的人,幾次在趙頊麵前言新法之害,搞得趙頊很不高興。


    於是判老張出知陳州。


    老頭到陳州沒多久,趙頊就後悔了,又將老頭召了回來,任命為宣徽北院使,還是想將老張留在京師。


    王安石親自去找趙頊,聲言老張在三司影響力巨大,有他在京師,條例司的工作不好開展。


    老頭也知道自己配合不了王安石,力求外放,於是趙頊改判老頭再次出知應天府。


    打老頭去陳州開始,身邊就多了一個人——蘇轍。


    條例司名義上真正的大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陳昇之,早與王安石分道揚鑣。


    當年韓琦在揚州做官,官署後花園裏的一株芍藥,花瓣上下都是紅色,中間卻有一圈黃色,被稱作「金帶圍」。傳說如果這花開了,揚州城裏就要出宰相。


    恰逢花開,還開了四朵,於是韓琦便邀請王珪、王安石、陳昇之三位賞花,把四朵「金帶圍」摘下,各自簪戴在頭上。


    這就是「簪花四相」的典故,後來四人果然都做了宰相。


    可惜老交情敵不過新形勢,陳昇之與王安石對新法的看法很快就達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眼看著新法受朝臣反對,陳昇之做出一個愉快的決定——離職出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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