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殺傷力,不是老蘇一篇《辨奸論》能匹敵的。


    事實也是如此,此後千年,王安石都被列位奸臣,其最重要的一項罪名就是三不足論。


    而千年以下,人們又開始以此為王安石提出的論點,加以頌揚。


    甚至有專家說,這就是王安石親口,因為以司馬光保守派的素質,是總結不出這三點的。


    後世蘇油看到這樣的資料不由得捧腹大笑,這些所謂專家,卻是連《論語》都沒有摸過的?


    然而王安石就是這麽執拗,這麽自信,司馬光這說法估計是說到他心裏去了,竟然不予反駁!


    反倒是趙頊歷練出來了,司馬光要考生「願聞所以辨之」,一看就知道這是即將掀起輿論大戰的前奏,而且從牌麵看怎麽都是輸。


    數典忘祖的名聲,哪怕是皇帝,都不敢背!


    於是趙頊下令,用紙把它貼蓋起來,並批令「別出策目,試清臣等」。


    次日,王安石去見趙頊,趙頊問王安石:「聞有『三不足』之說否?」


    王安石有些詫異:「不聞。」


    趙頊說道:「陳薦言,外人雲:『今朝廷以為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學士院進試館職策,專指此三事,此是何理?朝廷亦何嚐有此?已令別作策問矣。」


    王安石不但不就坡下驢,反而朝坡上走,回答道:「陛下躬親庶政,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每事唯恐傷民,此即是畏天變。」


    「陛下詢納人言,無小大唯言之從,豈是不恤人言?」


    「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當於義理,則人言何足恤?故《傳》稱『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鄭莊公以『人之多言,亦足畏矣』,故小不忍致大亂,乃詩人所刺;則以人言為不足恤,未過也。」


    「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當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孫當世世守之,則祖宗何故屢自改變?」


    聽聞此事,蘇油不由得以手扶額,王安石實在是太小看輿論的威力了。


    華夏歷史千年,什麽經典上找不到支持自己的證據?


    《詩經·大雅·文王》:「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禮記·大學》:「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易·繫辭上》:「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甚至蘇油還將給自己改良派觀點的立足點都找出來了:《易言·火器》:「惟火器既日出日新,購用宜慎之又慎。」


    群經之首,設教之書,一部周易,通篇都是在講變化!這才是變法派應該高舉的大旗!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下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要是蘇油,就會拿著這個問保守派,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它們是變化的嗎?如果是,那我們是不是順應發展,進行相應的變化,方才可以做到「天且弗違」?


    這個世界,運動變化是絕對的,靜止不變,是相對的!


    不變,才是違天!用得著跟著保守派的節奏走?自己帶節奏不行嗎?


    在這一點上,王安石還不如他的顏回呂惠卿!


    第五百六十章 進與退


    因為在朝廷當變法還是當守舊尚未成定論之時,呂惠卿就亮過一個華麗的大招,和天下第一嘴炮司馬光來了一場以經典為武器的正麵對決。


    而且,贏了!


    趙頊設邇英殿,崇政殿說書,是向群臣學習,聽從政治意見的。


    於是這裏就是雙方的天然戰場,每次授課,大家都要引經據典,以論證自己的觀點。


    那天司馬光先講,講的是《尚書》:「乃反商政,政由舊。」


    這句的意思是說,武王雖然建立了周朝,可還是沿用的商朝的治國方略。故此,周朝延續了八百年。


    因此遵從祖宗家法,不輕易變革,才是正道。


    接著司馬光以漢朝為例,蕭規曹隨,雖然紛爭不斷,但國家一直安定,百姓也日趨富足。


    至漢武帝擅自更改祖宗家法,天下盜賊四起;


    漢宣帝重新沿用祖宗家法,則國家長治久安;


    漢元帝又擅自更改家法,天下再次陷入混亂。


    呂惠卿上台,同樣《尚書》開講,不過講的是,《尚書》如何要求大家變法。


    《尚書》有雲:「正月始和,布法象魏。」


    也就是說,每年的正月,天子要將法令公布在宮門外。既然每年都要公布一次法令,那也不是說明,每年都要更改一次法令嗎?


    《尚書》有雲:「五載一巡狩,考製度於諸侯。」


    這不就是說,天子的法令,每五年就要更換一次,怎麽能說製度不變呢?


    接下來開始引申,還是說漢朝。


    司馬學士說漢代的法令是一成不變的,隻要變法,國家就一定動亂。


    但是史料記載,漢惠帝廢除了高祖時期的妖書令、挾書令;漢文帝也廢除過前朝的收孥令,怎麽能說一成不變呢?


    至於漢武帝時期盜賊四起的問題,不是因為變法,而是因為窮兵黷武、濫用民力。


    漢宣帝時期國家富庶,也不是因為恢復蕭何舊法,而是皇帝選賢任能,用賢臣治理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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