棕色的羊皮封麵上，燙著三個大字——《金融論》。
王安石說道：「蜀中經濟之道，老夫也有研究，不過見效太慢。明潤，四通錢莊，從眉山走到成都，用了八年；從成都走到杭揚，又用了五年；進入汴京，因承攬寶鈔發行之利，官家入本，化為皇宋銀行，也用了兩年。整整耗時十五年啊。」
第五百五十二章 分析
蘇油點頭：「介甫公所言的確是事實，但是明公難道沒發現，這發展速度越來越快，規模越滾越大嗎？」
「明公在朝堂之上駁斥眾議，道是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這話蘇油贊同。」
「理財所為政事，政事所為國家與民眾，故理財乃所謂義也。這話蘇油也贊同。」
「但是參政，理財得有道啊，國家財計，與商賈經營最大的區別，在於商賈唯利是圖，而國計要兼顧國用和民生。」
王安石有些不悅：「朝廷預備的敕告說得很清楚：比年災傷，賑貸多出省倉。而省倉以待廩賜。尚若不足，而又資以賑貸。此朝廷所以難於施惠，而凶年百姓或不被上之德澤也。
今諸路常平、廣惠倉略計千五百萬以上貫石，斂散之法，未得其宜，故愛人之利未溥，以致更出省倉賑貸。
今欲以常平、廣惠倉見在斛鬥，遇貴量減市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糴，其可以計會轉運司用苗稅及錢斛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民情願預給，令隨稅納斛鬥，半為夏料，半為秋料。
內有願給本色給，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皆許從便；
如遇災傷，亦許於次料收熟日納錢，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
「明潤，新法開宗明義，這難道不是為了國用，兼顧民生？」
蘇油正色道：「介甫公，那我們來慢慢分析。」
「首先得考慮到，大宋人戶，分為五等，這五等的構成，就如一座大山的形狀，越往下基數越大，越往上基數越小，對吧？」
王安石點頭：「四等以下，占戶數的七成，三等以上隻占戶數三成。」
蘇油繼續說道：「而對財富的掌握，卻倒了過來，國家七成財富，掌握在三等戶以上的手中，對不對？」
王安石點頭：「大宋的問題就在這裏，《青苗法》也是為此出台，抑製兼併，當不至於富者愈富，而貧者益貧。」
蘇油說道：「這個想法是很好的，但是參政的青苗之法一行，卻是上兩等斷了放貸之利，下三等空有得惠之名，傷害了所有人的利益。雖然條令與桑弘羊之法不同，可結果又與桑弘羊之法有何區別呢？」
呂惠卿不能不說話了：「怎麽會傷害所有人利益呢？這點我們已經考慮清楚了，根據五等戶籍，確定借貸數目。高等可多貸，低等可少貸。」
「第五等戶不得超過一貫五百文，第四等戶不得超過三貫，第三等戶不得超過六貫，第二等戶不得超過十貫，第一等戶不超過十五貫。」
蘇油說道：「寺判沒明白我的意思，你這個做法的目的，並不是從扶持農人脫貧的角度考慮，其目的僅僅隻有一個——保住國家的資產。」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青苗法》中還對主客戶做了區分，客戶也可以借貸青苗錢，但要求必須與主戶合保，並視主戶家產多少而決定貸款發放額度。」
「從大宋法律關係來說，客戶和主戶，本來隻存在僱傭關係，強行規定主戶為客戶擔保，這本身就不合法也不合理的。究其原因，僅僅是因為客戶沒有償還能力，所以便以主戶之產作保，以保護國家貸款不受損失而已。」
呂惠卿認為自己沒毛病：「國家財物，當然要保其不失。」
蘇油搖頭，繼續背誦條文：「以十戶為一保，約錢數多少，量人戶物力。令、佐躬親，勒耆戶長識認。每戶須俵及一貫以上，不願請者，不得抑配。其願請斛鬥者，即以時價估作錢數支給，即不得虧損官本，卻依見錢例紐斛鬥送納。」
「我想問的是，要是農戶偏偏就是虧損了官本，那該怎麽辦？水旱非時，難道律文規定了不得，就真的不得嗎？」
「我們接著往下：客戶願請者，即與主戶合保，量所保主戶物力多少支借。如支與鄉村人戶有剩，即亦準上法，支俵與坊郭有抵當人戶。結保請領青苗錢，每保須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頭。」
「這裏提到了保主戶，甲頭的物力和坊郭人戶抵當，蘇油想問，是不是農戶和坊郭人戶虧損之後，就用這些保主戶，甲頭的物力充抵？」
「諸戶結保，名義上是防止遊手好閑之徒冒借多借的事情發生。其實質，還是因為保戶其家產可以作為青苗款的抵押而已，還是出於『不得虧蝕官本』這條文字。」
呂惠卿不覺得有什麽毛病：「天下不皆如此嗎？難道四通商號在蜀中，不也是如此？」
王安石以為蘇油與司馬光曾公亮一樣，是準備提利息過高那一套說辭：「明潤，對賑濟百姓來說，二分息固然不及一分息，一分息固然不及不利而貸之，貸之固然不若與之。但是以明潤之能，自然知道那些迂儒所議不行。為什麽呢？因為來日不可繼也。」
「不可繼，則是徒知惠，然不知為政。此非惠而不費之道也。」
「要放貸，必然會產生官吏之俸，輦運之費，水旱之逋，鼠雀之耗。難道不應該通過貸款收息，努力增加倉儲，待其飢不足而直與之嗎？沒有這二分息，行嗎？」
王安石說道：「蜀中經濟之道，老夫也有研究，不過見效太慢。明潤，四通錢莊，從眉山走到成都，用了八年；從成都走到杭揚，又用了五年；進入汴京，因承攬寶鈔發行之利，官家入本，化為皇宋銀行，也用了兩年。整整耗時十五年啊。」
第五百五十二章 分析
蘇油點頭：「介甫公所言的確是事實，但是明公難道沒發現，這發展速度越來越快，規模越滾越大嗎？」
「明公在朝堂之上駁斥眾議，道是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這話蘇油贊同。」
「理財所為政事，政事所為國家與民眾，故理財乃所謂義也。這話蘇油也贊同。」
「但是參政，理財得有道啊，國家財計，與商賈經營最大的區別，在於商賈唯利是圖，而國計要兼顧國用和民生。」
王安石有些不悅：「朝廷預備的敕告說得很清楚：比年災傷，賑貸多出省倉。而省倉以待廩賜。尚若不足，而又資以賑貸。此朝廷所以難於施惠，而凶年百姓或不被上之德澤也。
今諸路常平、廣惠倉略計千五百萬以上貫石，斂散之法，未得其宜，故愛人之利未溥，以致更出省倉賑貸。
今欲以常平、廣惠倉見在斛鬥，遇貴量減市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糴，其可以計會轉運司用苗稅及錢斛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民情願預給，令隨稅納斛鬥，半為夏料，半為秋料。
內有願給本色給，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皆許從便；
如遇災傷，亦許於次料收熟日納錢，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
「明潤，新法開宗明義，這難道不是為了國用，兼顧民生？」
蘇油正色道：「介甫公，那我們來慢慢分析。」
「首先得考慮到，大宋人戶，分為五等，這五等的構成，就如一座大山的形狀，越往下基數越大，越往上基數越小，對吧？」
王安石點頭：「四等以下，占戶數的七成，三等以上隻占戶數三成。」
蘇油繼續說道：「而對財富的掌握，卻倒了過來，國家七成財富，掌握在三等戶以上的手中，對不對？」
王安石點頭：「大宋的問題就在這裏，《青苗法》也是為此出台，抑製兼併，當不至於富者愈富，而貧者益貧。」
蘇油說道：「這個想法是很好的，但是參政的青苗之法一行，卻是上兩等斷了放貸之利，下三等空有得惠之名，傷害了所有人的利益。雖然條令與桑弘羊之法不同，可結果又與桑弘羊之法有何區別呢？」
呂惠卿不能不說話了：「怎麽會傷害所有人利益呢？這點我們已經考慮清楚了，根據五等戶籍，確定借貸數目。高等可多貸，低等可少貸。」
「第五等戶不得超過一貫五百文，第四等戶不得超過三貫，第三等戶不得超過六貫，第二等戶不得超過十貫，第一等戶不超過十五貫。」
蘇油說道：「寺判沒明白我的意思，你這個做法的目的，並不是從扶持農人脫貧的角度考慮，其目的僅僅隻有一個——保住國家的資產。」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青苗法》中還對主客戶做了區分，客戶也可以借貸青苗錢，但要求必須與主戶合保，並視主戶家產多少而決定貸款發放額度。」
「從大宋法律關係來說，客戶和主戶，本來隻存在僱傭關係，強行規定主戶為客戶擔保，這本身就不合法也不合理的。究其原因，僅僅是因為客戶沒有償還能力，所以便以主戶之產作保，以保護國家貸款不受損失而已。」
呂惠卿認為自己沒毛病：「國家財物，當然要保其不失。」
蘇油搖頭，繼續背誦條文：「以十戶為一保，約錢數多少，量人戶物力。令、佐躬親，勒耆戶長識認。每戶須俵及一貫以上，不願請者，不得抑配。其願請斛鬥者，即以時價估作錢數支給，即不得虧損官本，卻依見錢例紐斛鬥送納。」
「我想問的是，要是農戶偏偏就是虧損了官本，那該怎麽辦？水旱非時，難道律文規定了不得，就真的不得嗎？」
「我們接著往下：客戶願請者，即與主戶合保，量所保主戶物力多少支借。如支與鄉村人戶有剩，即亦準上法，支俵與坊郭有抵當人戶。結保請領青苗錢，每保須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頭。」
「這裏提到了保主戶，甲頭的物力和坊郭人戶抵當，蘇油想問，是不是農戶和坊郭人戶虧損之後，就用這些保主戶，甲頭的物力充抵？」
「諸戶結保，名義上是防止遊手好閑之徒冒借多借的事情發生。其實質，還是因為保戶其家產可以作為青苗款的抵押而已，還是出於『不得虧蝕官本』這條文字。」
呂惠卿不覺得有什麽毛病：「天下不皆如此嗎？難道四通商號在蜀中，不也是如此？」
王安石以為蘇油與司馬光曾公亮一樣，是準備提利息過高那一套說辭：「明潤，對賑濟百姓來說，二分息固然不及一分息，一分息固然不及不利而貸之，貸之固然不若與之。但是以明潤之能，自然知道那些迂儒所議不行。為什麽呢？因為來日不可繼也。」
「不可繼，則是徒知惠，然不知為政。此非惠而不費之道也。」
「要放貸，必然會產生官吏之俸，輦運之費，水旱之逋，鼠雀之耗。難道不應該通過貸款收息，努力增加倉儲，待其飢不足而直與之嗎？沒有這二分息，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