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問題是，這些正確的事情湊到一處，怎麽就特麽這麽別扭呢？
尤其是薛向，將解鹽收歸國有專營，他的江淮發運使倒是舒坦了，有錢買糧了嘛！可對陝西經濟，絕對會造成巨大的打擊。
蜀中製鹽法在解鹽中得到應用，當初四通商號是出了力的，有兩成股份在裏麵，銷售也是以商號為主，一直搞得風風火火。
如今薛向這麽搞，是背叛了自己和四通商號，是篤定自己不敢拿陝西財政開玩笑，所以準備硬生生吞了這兩成股份，作為給王安石的投名狀！
沒說的了，這就是在為接下來的「均輸法」做準備。
後人往往將這個法同國家調控聯繫到一起大加頌揚，認為這是抑製大商人，權貴們的有效措施。
但是認真研究就會發現，其實不是這麽回事兒。
理解「均輸法」，最要緊是八個大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
所謂抑製大商人壟斷，以國家資本進行低買高賣，以國家名義侵奪商人利益，不但在當時就招致誤讀，甚至千年之後，也有無數專家學者誤讀。
漢代均輸法，是漢武帝對外戰爭進行得如火如荼，導致國家經濟即將崩潰，不得已採取的國內掠奪措施。
將各地賦稅貢物，折為當地最多最便宜的物品，運到價高地區銷售，其核心是官營商業，目的是抑製個人商業行為，充實國家財政，核心是賣和利。
的確在短期內給漢武帝救了急，但是其後產生的災難性後果也是不言而喻的，值得慶幸的是，漢武帝兩次豪賭均輸，算是賭贏了。
即使這樣，漢武帝在巡幸泰山後也下詔：「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
而王安石的《均輸法》，核心與之大不相同。
宋代汴京，糧食仰賴東南六路運輸，漕糧上供量，到如今已高達一年五百五十萬石。
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數目，這些糧食當中分為兩種，一種是正常的租賦，還有一種，則是補租賦之不足的入糶。
司馬光就曾經上奏，六路糧食產地，老百姓糧足而錢乏，所以國家應當從這些地方購買糧食，以防止糧賤傷農。
大宋立國百年，從最開始全部租賦，到租賦漸漸減少，入糶漸漸增加，到蘇油所處這時代，入糶已經占到一小半。
王安石之法在宋代已經有人用過，仁宗朝時，許元擔任發運使，諸路歲欠米貴的時候，則令輸錢，以當稅額。然後於米賤諸路購買糧食，補足當年朝廷租賦額度。
這就是王安石《均輸法》的核心之一——徙貴就賤。
第五百四十四章 均輸法的弊端
王安石早就發現了大宋物資上供製度存在的巨大缺陷。
其一，是諸路上供之物都是定額，豐年不能增多，歉歲不能減少。
其二，是上供雖然固定，但是消費不固定，消費少的時候會導致糧食陳腐，不得不半價而出，導致巨大浪費；消費多時有導致倉庫搬空，不能足用。
其三是各地加在農人身上的租賦，常常使用支移，折變等辦法，糶買的時候，也經常不根據實際情況，或求於不產，或貴買於非時，增加農民負擔，給了商人們操縱物價的機會，增加政府開支。
消除這些弊端的辦法，除了徙貴就賤，再有就是用近易遠，就是如果有多個產地都豐收，那就到距離近，交通便利的地區購買。
所以王安石的《均輸法》，和桑弘羊的有很大區別，核心是利用市場機製，解決京師物資供應問題。其總的目的是協調供需關係；提高財政收支的效率；擴大政府購買力；撙節購買、運輸等開支；減輕農民負擔；打擊商人「擅輕重斂散之權」操縱市場的兼併行為。即所謂「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
與均輸法配套的措施還有二：首先需要擴大發運司的職權，撥給發運司專項資金，用於採購，賦予「從便變易蓄買」的權力，並增闢官吏。
其次，需要建立京師所需與發運司上供的信息溝通體製，以及發運倉儲，讓發運司預先知曉京師庫藏狀況，根據實際需要合理安排糴買、稅斂、上供。
聽起來非常美好，然而從辯證法的觀點來說，凡事有利則有弊。
據蘇油所知，《均輸法》，玩著玩著，就被官員們玩反了。
不管是當今還是後世，不管是兩個時代的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均輸法的根本目的，壓根就不應該是什麽用市場機製解決物資供應問題。
它應該是朝廷的調節措施，根本目的是收納東南農戶手中的餘糧！讓大家有錢可用，避免穀賤傷農！
其一，如果農人手裏的糧都不夠吃，什麽均輸不均輸，都是瞎扯。
其二，如果《均輸法》的範圍涵蓋諸路上供的所有物品，這明顯會幹擾市場。
其三，地方官員有了國家政策，在打擊完商人後，會在本來用於租賦的糧食的額度上增收——因為現在農人已經無其它渠道可以賣糧了。
然後他們會用這部分糧食騙取朝廷的均輸錢，中間的差價，自然落入他們的腰包，同時侵害了農人的應得利益，商人的應得利益，國家的應得利益。
用不了多久，官員們就會想出很多辦法來吃肥自己——折錢過重，折錢不均，錢米並征這些現象就會接踵而來。
尤其是薛向，將解鹽收歸國有專營，他的江淮發運使倒是舒坦了，有錢買糧了嘛！可對陝西經濟，絕對會造成巨大的打擊。
蜀中製鹽法在解鹽中得到應用，當初四通商號是出了力的，有兩成股份在裏麵，銷售也是以商號為主，一直搞得風風火火。
如今薛向這麽搞，是背叛了自己和四通商號，是篤定自己不敢拿陝西財政開玩笑，所以準備硬生生吞了這兩成股份，作為給王安石的投名狀！
沒說的了，這就是在為接下來的「均輸法」做準備。
後人往往將這個法同國家調控聯繫到一起大加頌揚，認為這是抑製大商人，權貴們的有效措施。
但是認真研究就會發現，其實不是這麽回事兒。
理解「均輸法」，最要緊是八個大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
所謂抑製大商人壟斷，以國家資本進行低買高賣，以國家名義侵奪商人利益，不但在當時就招致誤讀，甚至千年之後，也有無數專家學者誤讀。
漢代均輸法，是漢武帝對外戰爭進行得如火如荼，導致國家經濟即將崩潰，不得已採取的國內掠奪措施。
將各地賦稅貢物，折為當地最多最便宜的物品，運到價高地區銷售，其核心是官營商業，目的是抑製個人商業行為，充實國家財政，核心是賣和利。
的確在短期內給漢武帝救了急，但是其後產生的災難性後果也是不言而喻的，值得慶幸的是，漢武帝兩次豪賭均輸，算是賭贏了。
即使這樣，漢武帝在巡幸泰山後也下詔：「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
而王安石的《均輸法》，核心與之大不相同。
宋代汴京，糧食仰賴東南六路運輸，漕糧上供量，到如今已高達一年五百五十萬石。
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數目，這些糧食當中分為兩種，一種是正常的租賦，還有一種，則是補租賦之不足的入糶。
司馬光就曾經上奏，六路糧食產地，老百姓糧足而錢乏，所以國家應當從這些地方購買糧食，以防止糧賤傷農。
大宋立國百年，從最開始全部租賦，到租賦漸漸減少，入糶漸漸增加，到蘇油所處這時代，入糶已經占到一小半。
王安石之法在宋代已經有人用過，仁宗朝時，許元擔任發運使，諸路歲欠米貴的時候，則令輸錢，以當稅額。然後於米賤諸路購買糧食，補足當年朝廷租賦額度。
這就是王安石《均輸法》的核心之一——徙貴就賤。
第五百四十四章 均輸法的弊端
王安石早就發現了大宋物資上供製度存在的巨大缺陷。
其一，是諸路上供之物都是定額，豐年不能增多，歉歲不能減少。
其二，是上供雖然固定，但是消費不固定，消費少的時候會導致糧食陳腐，不得不半價而出，導致巨大浪費；消費多時有導致倉庫搬空，不能足用。
其三是各地加在農人身上的租賦，常常使用支移，折變等辦法，糶買的時候，也經常不根據實際情況，或求於不產，或貴買於非時，增加農民負擔，給了商人們操縱物價的機會，增加政府開支。
消除這些弊端的辦法，除了徙貴就賤，再有就是用近易遠，就是如果有多個產地都豐收，那就到距離近，交通便利的地區購買。
所以王安石的《均輸法》，和桑弘羊的有很大區別，核心是利用市場機製，解決京師物資供應問題。其總的目的是協調供需關係；提高財政收支的效率；擴大政府購買力；撙節購買、運輸等開支；減輕農民負擔；打擊商人「擅輕重斂散之權」操縱市場的兼併行為。即所謂「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
與均輸法配套的措施還有二：首先需要擴大發運司的職權，撥給發運司專項資金，用於採購，賦予「從便變易蓄買」的權力，並增闢官吏。
其次，需要建立京師所需與發運司上供的信息溝通體製，以及發運倉儲，讓發運司預先知曉京師庫藏狀況，根據實際需要合理安排糴買、稅斂、上供。
聽起來非常美好，然而從辯證法的觀點來說，凡事有利則有弊。
據蘇油所知，《均輸法》，玩著玩著，就被官員們玩反了。
不管是當今還是後世，不管是兩個時代的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均輸法的根本目的，壓根就不應該是什麽用市場機製解決物資供應問題。
它應該是朝廷的調節措施，根本目的是收納東南農戶手中的餘糧！讓大家有錢可用，避免穀賤傷農！
其一，如果農人手裏的糧都不夠吃，什麽均輸不均輸，都是瞎扯。
其二，如果《均輸法》的範圍涵蓋諸路上供的所有物品，這明顯會幹擾市場。
其三，地方官員有了國家政策，在打擊完商人後，會在本來用於租賦的糧食的額度上增收——因為現在農人已經無其它渠道可以賣糧了。
然後他們會用這部分糧食騙取朝廷的均輸錢，中間的差價，自然落入他們的腰包，同時侵害了農人的應得利益，商人的應得利益，國家的應得利益。
用不了多久，官員們就會想出很多辦法來吃肥自己——折錢過重，折錢不均，錢米並征這些現象就會接踵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