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人能伺候五頭大肥豬就已經是極限。
現在好了，加工問題國家幫助解決後，兩種糧食的保管期就從半年變成一年，如果保管得當，極限甚至到三年都還能吃，這就達到了小麥和稻米的水平。
國家商品糧庫，今後會主要流通這一部分，口子就算是打開了。
這將給國家農業稅收帶來一個可以預見的增長期，蔡京這機靈鬼立即上奏，表示支持劉正夫的辦法，同時提出加強版，國家正式改革稅製！
深水區，這無疑是進入了真正的深水區。
國稅地稅分離，不僅僅是曾經困擾過後世的大問題，也是從封建王朝成立開始就一直存在的大問題。
問題的核心就是中央和地方怎麽分稅收這個大饃饃。
另一時空的蔡京，因為慫恿宋徽宗搞「豐亨豫大」，拋棄國家預算製度，又搞「以新換舊」，將一百多年來一直堅挺的鹽引製度搞壞，導致國家經濟徹底崩潰。
因為「前科」過於嚇人，所以蘇油在許蔡京投靠之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命他研究張方平的《金融論》，並且還要沉心研究國朝稅製，還必須寫出像樣的論文來。
關於經濟、金融和稅收，一直是兩人信件來往當中的重要話題，數十年間從未中斷過。
因此這個時空的蔡京，從《寶泉引綴》擺上趙頊案頭那一天起，就已經成了毫無爭議的國家宏觀經濟專家。
大宋的稅收主要是國稅，名義上，基本都是國稅，國家財富集中於京城，所謂「天下貢賦輸汴京」。
地方有需求，就要打報告申請，獲得批準之後才能截留一部分。
這種抽幹水的體製，雖然保證了中央政權的安穩，但是卻造成了地方經濟發展的嚴重受限。
而國家的水最終還是來自於地方，這就導致了一種惡性循環。
地方經濟發展不起來，水越來越少，最後造成的依舊是國家的大衰弊，想抽水，結果連井都幹了。
還有一個痛點，就是苦於地方用度不足，地方官們就開始有針對性地設計各種名目的苛捐雜稅，然後將之加到治下老百姓的頭上。
如果將玉黍和土豆兩種高產作物納入農稅稅源，無疑就拓寬了地方增加稅收的空間，蔡京認為時機已然成熟，可以將自己和司徒討論過很多年的稅製改革提上日程了。
國地分離。
這個政策的核心就是將商稅收歸國有，農稅分作兩部分，按照比例由中央和地方合理分配。
農稅空間打開後，這個方案就能夠刺激地方建設糧食加工廠，鼓勵農戶種植高產農作物，之後農稅會大增，地方將從中獲得更多的截留，短期內讓地方官們感覺到「滋潤」。
因為在增長期，因此中央也不會因農稅分流，而帶來太大的農稅下降。
這就相當於將高產作物帶來的農稅增長這部分，留給了地方。
不過要以商稅作為交換。
大宋大多數地方都還是以農為主，這其實是用商業的長期遠期利益，與農業的近期利益來了個交換。
再發展十年，工商的稅收會遠遠超過農稅，地方官們才能夠發現自己治下的「優良資產」，通過這樣的方式被被朝廷「騙走了」，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可是又有多少人會有這樣的遠見卓識呢？或者說就算有，三年一轉的地方官，誰又能拒絕能夠立馬就到手的利益呢？
當然，每年的海外金銀源源不斷地流入，也給了蔡京這樣的底氣。
如果這項改革能夠成功，可以想像，必將讓大宋更加的繁榮昌盛，而蔡京在天下百姓、地方官員、朝臣和陛下的心裏，地位必將有個明顯上升，賢相之名，必然拿捏得死死的。
不過蔡京也不敢胡亂作為，畢竟這是司徒首議，兩人探討切磋了多年的政策，隻是正好在自己的任上，各項時機都成熟了而已。
於是蔡京給蘇油去了一封長信，話裏話外的意思，就是想要得到蘇油的支持，也表示自己不是想爭功，的確是大宋如今，需要這樣的政策了而已。
蘇油收到信後不禁好笑，蔡京這老小子沒有自己的盤算那是不可能的，可誰叫人家運氣好呢？
於是給蔡京回信，元長你盡管放手施為，我在外路為你搖旗吶喊，河北四路，就是你實施稅製改革的排頭兵，先鋒隊！
蔡京不禁大喜，上奏趙煦，請求施行稅製改革，稅種分離。
這個題目趙煦是知道的，蘇油早就告訴過他，經濟發展與經濟政策這一對矛盾的相互關係。
但是最根本的，是要給地方經濟解綁，讓經濟先發展起來，保證各口井裏的水越來越多，國家才能最終獲得好處。
想吃肉，就要殺肥豬，而不要去蚊子腿上刮，否則費力無盡還不討好。
國家也如同一個工坊，工坊的生產效益要是還不夠給幹活的工人發工資，這就叫投入產出倒掛，那工坊就該倒斃了。
於是趙煦準奏，許蔡京先期於汴京、兩浙、蜀中、陝西、河北試行，之後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第二期推廣到兩淮、寧夏、河西、廣東、南海，再之後，全國施行。
同時下詔戶部要造作改製後的國家財政收入預算，以及地方留存的數額；
刑部要製定出關於使用地稅的相關法令法規，同時製定出地方官私增稅源的處罰規定。
現在好了，加工問題國家幫助解決後，兩種糧食的保管期就從半年變成一年，如果保管得當，極限甚至到三年都還能吃，這就達到了小麥和稻米的水平。
國家商品糧庫，今後會主要流通這一部分，口子就算是打開了。
這將給國家農業稅收帶來一個可以預見的增長期，蔡京這機靈鬼立即上奏，表示支持劉正夫的辦法，同時提出加強版，國家正式改革稅製！
深水區，這無疑是進入了真正的深水區。
國稅地稅分離，不僅僅是曾經困擾過後世的大問題，也是從封建王朝成立開始就一直存在的大問題。
問題的核心就是中央和地方怎麽分稅收這個大饃饃。
另一時空的蔡京，因為慫恿宋徽宗搞「豐亨豫大」，拋棄國家預算製度，又搞「以新換舊」，將一百多年來一直堅挺的鹽引製度搞壞，導致國家經濟徹底崩潰。
因為「前科」過於嚇人，所以蘇油在許蔡京投靠之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命他研究張方平的《金融論》，並且還要沉心研究國朝稅製，還必須寫出像樣的論文來。
關於經濟、金融和稅收，一直是兩人信件來往當中的重要話題，數十年間從未中斷過。
因此這個時空的蔡京，從《寶泉引綴》擺上趙頊案頭那一天起，就已經成了毫無爭議的國家宏觀經濟專家。
大宋的稅收主要是國稅，名義上，基本都是國稅，國家財富集中於京城，所謂「天下貢賦輸汴京」。
地方有需求，就要打報告申請，獲得批準之後才能截留一部分。
這種抽幹水的體製，雖然保證了中央政權的安穩，但是卻造成了地方經濟發展的嚴重受限。
而國家的水最終還是來自於地方，這就導致了一種惡性循環。
地方經濟發展不起來，水越來越少，最後造成的依舊是國家的大衰弊，想抽水，結果連井都幹了。
還有一個痛點，就是苦於地方用度不足，地方官們就開始有針對性地設計各種名目的苛捐雜稅，然後將之加到治下老百姓的頭上。
如果將玉黍和土豆兩種高產作物納入農稅稅源，無疑就拓寬了地方增加稅收的空間，蔡京認為時機已然成熟，可以將自己和司徒討論過很多年的稅製改革提上日程了。
國地分離。
這個政策的核心就是將商稅收歸國有，農稅分作兩部分，按照比例由中央和地方合理分配。
農稅空間打開後，這個方案就能夠刺激地方建設糧食加工廠，鼓勵農戶種植高產農作物，之後農稅會大增，地方將從中獲得更多的截留，短期內讓地方官們感覺到「滋潤」。
因為在增長期，因此中央也不會因農稅分流，而帶來太大的農稅下降。
這就相當於將高產作物帶來的農稅增長這部分，留給了地方。
不過要以商稅作為交換。
大宋大多數地方都還是以農為主，這其實是用商業的長期遠期利益，與農業的近期利益來了個交換。
再發展十年，工商的稅收會遠遠超過農稅，地方官們才能夠發現自己治下的「優良資產」，通過這樣的方式被被朝廷「騙走了」，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可是又有多少人會有這樣的遠見卓識呢？或者說就算有，三年一轉的地方官，誰又能拒絕能夠立馬就到手的利益呢？
當然，每年的海外金銀源源不斷地流入，也給了蔡京這樣的底氣。
如果這項改革能夠成功，可以想像，必將讓大宋更加的繁榮昌盛，而蔡京在天下百姓、地方官員、朝臣和陛下的心裏，地位必將有個明顯上升，賢相之名，必然拿捏得死死的。
不過蔡京也不敢胡亂作為，畢竟這是司徒首議，兩人探討切磋了多年的政策，隻是正好在自己的任上，各項時機都成熟了而已。
於是蔡京給蘇油去了一封長信，話裏話外的意思，就是想要得到蘇油的支持，也表示自己不是想爭功，的確是大宋如今，需要這樣的政策了而已。
蘇油收到信後不禁好笑，蔡京這老小子沒有自己的盤算那是不可能的，可誰叫人家運氣好呢？
於是給蔡京回信，元長你盡管放手施為，我在外路為你搖旗吶喊，河北四路，就是你實施稅製改革的排頭兵，先鋒隊！
蔡京不禁大喜，上奏趙煦，請求施行稅製改革，稅種分離。
這個題目趙煦是知道的，蘇油早就告訴過他，經濟發展與經濟政策這一對矛盾的相互關係。
但是最根本的，是要給地方經濟解綁，讓經濟先發展起來，保證各口井裏的水越來越多，國家才能最終獲得好處。
想吃肉，就要殺肥豬，而不要去蚊子腿上刮，否則費力無盡還不討好。
國家也如同一個工坊，工坊的生產效益要是還不夠給幹活的工人發工資，這就叫投入產出倒掛，那工坊就該倒斃了。
於是趙煦準奏，許蔡京先期於汴京、兩浙、蜀中、陝西、河北試行，之後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第二期推廣到兩淮、寧夏、河西、廣東、南海，再之後，全國施行。
同時下詔戶部要造作改製後的國家財政收入預算，以及地方留存的數額；
刑部要製定出關於使用地稅的相關法令法規，同時製定出地方官私增稅源的處罰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