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立木，燕昭市骨。」
「故臣等雜取唐及宋初舊製，以原散官開府儀同三司以下，定為二十四階，特上《元豐寄祿格》，供陛下禦裁。乞請先行，以正官品。」
趙頊打開看了，點頭道：「王相公高風亮節，這個《寄祿格》，對元弼之臣推重崇隆，深孚朕望，便照此辦理吧。」
真當得起高風亮節四個字，王珪本身階官不高，以階易官之後，其實是要吃一個小虧的。
但是對於那些舊臣，老臣如文彥博，富弼，呂公著他們，階官轉遷早就累積到了極高，因此趙頊說《寄祿格》推重元弼之臣，的確是事實。
王珪心中暗喜，躬身道：「領聖旨。」
……
蘇油的職務雖然還沒有下來，但是也很忙。
章惇的第三次謝表被拒絕後，第四次詔下，便乖乖領了參知政事之職，成了大宋光榮的末位常委。
而蘇油這裏卻發生了蹊蹺，第三次謝表上去之後，第四次詔書，也就是正式的那次詔書，遲遲不下。
蘇油也不上心，跑汴京周邊官馬場考察去了。
季春的汴京郊外，風光無限。
汴京京郊有牧監，歸群牧司管轄。
群牧司在宋、遼，西夏政府皆有設置，是掌管國家馬匹的牧養、繁殖、訓練、使用和收買、交換等事務。
官有群牧製置使、群牧副使、群牧都監等。
那兩個國家本來就是遊牧國家，人家的群牧司，是正兒八經的「甲兵之本，國之大利」。
而到了大宋，光管理馬政的機構就不下三處，但是卻並沒有收到什麽好的效果。
太僕寺，掌管皇室的用馬。「後妃，親王，公主，執政官應給車乘者。視品秩而貢之。」騏驥院，就是專門給皇家養馬的部門。
群牧司，掌管的是對國家馬匹的飼養，調用。即「邦國廄牧，車臾之政令」，驛傳，軍方，礦監用馬，多從這裏邊調撥。
茶馬司，則管理市馬。除此之外，還有對病馬老馬的處理，以及監督牧馬的機構和民間的養馬製度，主要管民用和民間徵調。
政出多門，非常的具有大宋特色。
但是婆婆雖多，馬卻始終養不好。
太僕寺坐擁天下第一等的好馬，常常是不惜重金獲得，然而到了騏驥院之後，要為皇家服務，第一條就是要馴服。
去掉蛋蛋，將駿馬變成慢悠悠的寵物，是騏驥院的首要目標。
他們也的確做到了。
群牧司也很苦，要在內地養馬，用的又是傳統養馬法，理所當然地引來地方親民官和老百姓們的牴觸。
最關鍵的，群牧司的官員們，坐擁如此廣大的豐美土地資源，養出馬來是國家的，種出糧來是自己的，所以種地它不更香嗎？
於是在他們的上奏裏邊，官地被私分了，人浮於事，官馬場的地都在帳簿上，其實大部分都被民田給侵占，地方官員和老百姓也不配合，結果牧地農地根本分不清楚，沒辦法好好養馬，臣等盡力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關西、河北、河東雖然都有馬監，但出欄數量卻少得可憐。
以同州沙苑監為例，牧場九千餘頃，歲耗四十萬貫，但養馬隻有六千多，歲出欄最低時，竟然隻有四十餘匹！
若非馬政如此不堪，王安石也不會下決心搞保馬法——變賣馬場，改由民間來養馬，政府有養馬補貼，成馬政府統一回購。
結果搞得農耕地區怨聲載道——一匹馬，「廢水草豐茂處五十畝」，這麽高的土地占用率，死了還得賠，這樣還養，這特麽不是失心瘋了嗎？
官府拿著牧馬地種糧，我們為什麽不行？承包原本官馬場的土地之後，當然是種糧為主，至於養馬……嗬嗬別鬧！待俺們吃飽肚子再死！
於是從大宋馬監和民間出欄的馬匹，經過挑揀後，最多隻有六分之一能成為可騎乘的坐騎，剩下的雖然仍算是軍馬，但其實隻能充做郵傳驛馬之用。
就像蔡確上給趙頊奏章裏說的那樣，「河南、北十二監，起熙寧二年至五年，歲出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給騎兵者二百六十四，餘僅足配郵傳」。
南方就更加不堪。
福建沿海，泉州、福州、興化軍的外島上，有十一個牧場。但這些馬被稱為洲嶼馬，不堪具裝，隻能做驛馬；
而華南，兩廣出馬，加上大宋同西南夷和大理國交易的馬匹，也大多駑駘下乘，肩高能達到四尺二寸這個大宋戰馬最低標準的，百中僅有一二。
這種馬被稱為羈縻馬——大宋朝廷購買這些馬匹，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為了收人心，羈縻西南夷。
至於從青唐藩人買來的高原馬，從青藏高原下來後容易生病，也不適合平原作戰。
所以，不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卻指望靠私人承包責任製，就能源源不斷的餵養出海量的戰馬，是純扯淡。
於是宋境內幾乎出現了一種共識，就是宋朝養馬，具備先天的弱勢——「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
真正上好的能大批供給戰馬的養馬地，隻能是東北和西北。
從北到南，從西到東，馬種質量依次降低。
即所謂「薊北之野」，「甘涼河套」，必得「高寒之地，有長山大穀，美草甘泉，曠地千裏，而諸畜繁孳也。」
「故臣等雜取唐及宋初舊製，以原散官開府儀同三司以下，定為二十四階，特上《元豐寄祿格》，供陛下禦裁。乞請先行，以正官品。」
趙頊打開看了，點頭道：「王相公高風亮節，這個《寄祿格》，對元弼之臣推重崇隆，深孚朕望，便照此辦理吧。」
真當得起高風亮節四個字，王珪本身階官不高，以階易官之後，其實是要吃一個小虧的。
但是對於那些舊臣，老臣如文彥博，富弼，呂公著他們，階官轉遷早就累積到了極高，因此趙頊說《寄祿格》推重元弼之臣，的確是事實。
王珪心中暗喜，躬身道：「領聖旨。」
……
蘇油的職務雖然還沒有下來，但是也很忙。
章惇的第三次謝表被拒絕後，第四次詔下，便乖乖領了參知政事之職，成了大宋光榮的末位常委。
而蘇油這裏卻發生了蹊蹺，第三次謝表上去之後，第四次詔書，也就是正式的那次詔書，遲遲不下。
蘇油也不上心，跑汴京周邊官馬場考察去了。
季春的汴京郊外，風光無限。
汴京京郊有牧監，歸群牧司管轄。
群牧司在宋、遼，西夏政府皆有設置，是掌管國家馬匹的牧養、繁殖、訓練、使用和收買、交換等事務。
官有群牧製置使、群牧副使、群牧都監等。
那兩個國家本來就是遊牧國家，人家的群牧司，是正兒八經的「甲兵之本，國之大利」。
而到了大宋，光管理馬政的機構就不下三處，但是卻並沒有收到什麽好的效果。
太僕寺，掌管皇室的用馬。「後妃，親王，公主，執政官應給車乘者。視品秩而貢之。」騏驥院，就是專門給皇家養馬的部門。
群牧司，掌管的是對國家馬匹的飼養，調用。即「邦國廄牧，車臾之政令」，驛傳，軍方，礦監用馬，多從這裏邊調撥。
茶馬司，則管理市馬。除此之外，還有對病馬老馬的處理，以及監督牧馬的機構和民間的養馬製度，主要管民用和民間徵調。
政出多門，非常的具有大宋特色。
但是婆婆雖多，馬卻始終養不好。
太僕寺坐擁天下第一等的好馬，常常是不惜重金獲得，然而到了騏驥院之後，要為皇家服務，第一條就是要馴服。
去掉蛋蛋，將駿馬變成慢悠悠的寵物，是騏驥院的首要目標。
他們也的確做到了。
群牧司也很苦，要在內地養馬，用的又是傳統養馬法，理所當然地引來地方親民官和老百姓們的牴觸。
最關鍵的，群牧司的官員們，坐擁如此廣大的豐美土地資源，養出馬來是國家的，種出糧來是自己的，所以種地它不更香嗎？
於是在他們的上奏裏邊，官地被私分了，人浮於事，官馬場的地都在帳簿上，其實大部分都被民田給侵占，地方官員和老百姓也不配合，結果牧地農地根本分不清楚，沒辦法好好養馬，臣等盡力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關西、河北、河東雖然都有馬監，但出欄數量卻少得可憐。
以同州沙苑監為例，牧場九千餘頃，歲耗四十萬貫，但養馬隻有六千多，歲出欄最低時，竟然隻有四十餘匹！
若非馬政如此不堪，王安石也不會下決心搞保馬法——變賣馬場，改由民間來養馬，政府有養馬補貼，成馬政府統一回購。
結果搞得農耕地區怨聲載道——一匹馬，「廢水草豐茂處五十畝」，這麽高的土地占用率，死了還得賠，這樣還養，這特麽不是失心瘋了嗎？
官府拿著牧馬地種糧，我們為什麽不行？承包原本官馬場的土地之後，當然是種糧為主，至於養馬……嗬嗬別鬧！待俺們吃飽肚子再死！
於是從大宋馬監和民間出欄的馬匹，經過挑揀後，最多隻有六分之一能成為可騎乘的坐騎，剩下的雖然仍算是軍馬，但其實隻能充做郵傳驛馬之用。
就像蔡確上給趙頊奏章裏說的那樣，「河南、北十二監，起熙寧二年至五年，歲出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給騎兵者二百六十四，餘僅足配郵傳」。
南方就更加不堪。
福建沿海，泉州、福州、興化軍的外島上，有十一個牧場。但這些馬被稱為洲嶼馬，不堪具裝，隻能做驛馬；
而華南，兩廣出馬，加上大宋同西南夷和大理國交易的馬匹，也大多駑駘下乘，肩高能達到四尺二寸這個大宋戰馬最低標準的，百中僅有一二。
這種馬被稱為羈縻馬——大宋朝廷購買這些馬匹，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為了收人心，羈縻西南夷。
至於從青唐藩人買來的高原馬，從青藏高原下來後容易生病，也不適合平原作戰。
所以，不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卻指望靠私人承包責任製，就能源源不斷的餵養出海量的戰馬，是純扯淡。
於是宋境內幾乎出現了一種共識，就是宋朝養馬，具備先天的弱勢——「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
真正上好的能大批供給戰馬的養馬地，隻能是東北和西北。
從北到南，從西到東，馬種質量依次降低。
即所謂「薊北之野」，「甘涼河套」，必得「高寒之地，有長山大穀，美草甘泉，曠地千裏，而諸畜繁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