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突如其來的海上風暴,恰似一頭凶猛狂暴的洪水猛獸,以雷霆萬鈞之勢,嚴重打亂了崇禎的全盤規劃。


    彼時,他們在浩渺無垠、浪濤翻湧的茫茫大海之上,艱難地探尋著前往南京的航線。然而,就在這段充滿艱辛的曆程中,南京的局勢已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根本性變化。


    按照明朝的既定製度,南京兵部尚書在留都的百官之中位居首位。時任兵部尚書的史可法,自然而然地成為了此時南京地位最高的官員。


    在史書上,史可法的形象是光輝高大的民族英雄,而且他的為人也是公正廉潔,正直剛烈,可是作為一名朝廷重臣,他卻是缺乏政治智慧,其最致命的弱點是缺乏雄才大略,總想處處應付,八方妥帖,最後落得個事與願違。


    尤其是在應對北京城被攻破、崇禎皇帝下落不明這一重大事件之時,史可法接二連三地出現重大失策,為南明朝廷最後的覆滅種下了隱患。


    三月二十九日,也就是北京失守十天之後,這一令人震驚的消息如同一陣狂暴的旋風般迅速傳到了淮安。


    南京留都的眾多官員在得知此消息後,由於崇禎皇帝以及他的三個兒子均下落不明,他們個個心驚膽戰,不敢輕易采取行動,陷入了一片惶惶不安之中,完全不知該如何是好。


    但是緊接著,京城之中又傳出了崇禎皇帝成功脫困的消息。


    一位從京城倉皇逃至南京的官員聲稱,當今天子已經成功逃出京城,在天津巡撫馮元颺和提督關遼通津淮海江鎮水師便宜行事的水師總兵黃蜚的全力護送之下,正朝著南京趕來。


    而這個消息的來源非常確切,乃是跟隨崇禎皇帝逃走的金鉉的家仆和李若璉的親衛。


    崇禎帝在出海之前,讓他們將這個消息傳回京城,一是給家人報個平安,二是讓他們暗中聯絡那些朝廷忠心耿耿的大臣,讓他們想辦法逃往南京。


    崇禎做這件事情的目的,就是要將自己未死的消息傳到南京,這樣不管他們是不是能及時趕到南京,在得到這個消息之後,留都的官員們就不會著急推新帝登基,給自己留下足夠的時間。


    隻可惜天不遂人願,事情依然沿著曆史的軌跡向前發展......


    四月初七,兵部尚書史可法在得知崇禎皇帝已經乘船趕往南京的消息之後,毫不猶豫地親自率領士兵沿海路北上迎接。


    可是,他們還沒走多遠,就接到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


    船隊在海上遭遇了極其猛烈的風暴,整個船隊都葬身在風暴之中,崇禎皇帝不幸遇難。


    很快,這個消息的真實性就被確認!


    當地的漁民在海上發現了幾名幸存者,他們是隨崇禎皇帝出海的水手,在遭遇風暴之時,他們的船被風浪擊毀落水,隨後在海上漂流了數日之久。


    在機緣巧合之下,他們被海浪衝到了一個偏僻的小島之上,當他們被人救下來的時候,已經是奄奄一息,生命垂危。


    史可法親自接見了這幾名水手,經過仔細詢問和確認,最終確定了這個消息的準確性。


    崇禎皇帝既已身亡,他的三個兒子又下落不明。至此,大明北京朝廷可以說是全部覆亡。而作為留都的南京,自然而然地就成為了剩下的這半壁江山的政治中心。


    到了這個時候,立君之事便成為了當務之急。既然崇禎的三個兒子都沒有成功逃出,那藩王們便成為了皇位的最有力爭奪者。而在眾多藩王之中,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桂王朱常瀛各有支持者。


    可就在這個關鍵的時刻,史可法又犯下了左右搖擺,優柔寡斷的錯誤,就在他設想出這種方案擁立桂王朱常瀛的時候,馬士英卻已經果斷決定聯合高傑、黃得功、劉良佐、盧九德等人在鳳陽皇陵前立誓擁戴福王朱由崧,並且親自帶兵護送福王直抵浦口,至此史可法別無選擇,隻能接受這個事實。


    崇禎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福王朱由崧在史可法的陪同之下,由浦口乘舟抵達南京城外的燕子磯。南京的官紳們紛紛前往朝見。


    五月初一日,朱由崧登上岸邊,首先拜謁孝陵,然後從朝陽門進城,駐於內守備府。初三日,朱由崧在南京就任監國之位,用黃金鑄造監國寶,向天下頒布諭旨。


    就任監國之後,朱由崧依照廷臣的會推,任命原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為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入閣辦事。


    史可法雖然進入內閣,但是他由於之前在定策問題上的猶豫不決,導致朱由崧不得不向武將求助,而高傑、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這些以敗軍之將的身份,卻坐收定策之功。這一局麵導致軍閥操縱朝廷的情況已然形成,這也是曆史上南明弘光朝廷很快覆滅的最根本原因。


    可接下來,史可法為了挽救自己在之前決策上的失策,卻是又出了一個昏招。


    五月八日,史可法呈上“敬陳第一緊急樞務事”啟本:“從來守江南者,必於江北。即便是六朝之時國力微弱,尚且在徐、泗、潁、壽之間爭雄,由此可見,不宜畫江而守是非常明顯的。但是此時賊寇的鋒芒正銳,我軍的士氣萎靡。兵力分散則力量單薄,顧全遠方就會遺漏近處。不得不選擇可以堅守的地方,立定根基,然後振奮士氣向前推進,再圖謀進取。臣認為應當斟酌地利,緊急設立四藩。四藩分別為:其一為淮、徐;其二為揚、滁;其三為鳳、泗;其四為廬、六。以淮、揚、泗、廬作為自守之地,而以徐、滁、鳳、六作為進取的基礎。凡是各屬地的兵馬錢糧,都聽任他們自行征取。如果收複一城、奪取一邑,就屬於其分界之內……而四藩就任用靖南伯黃得功、總鎮高傑、劉澤清、劉良佐,以優厚的禮數對待他們,讓他們成為我們的藩屏。聽從督臣(指馬士英)的考察斟酌,確定他們應當駐守的地方,相機固守。江北的兵威既然已經振奮,那麽江南的人心自然就會安定。黃得功已經封伯,似乎應當進侯爵;高傑、劉澤清、劉良佐似乎應當封伯爵。左良玉如果恢複楚疆,應當按照黃得功的標準進侯爵。馬士英集合各鎮的功勞,爵賞似乎難以有所不同。盧九德情況相同,聽任司禮監監察敘述。”


    史可法的提議得到了時任監國朱由崧的同意,當即決定:封高傑為興平伯,鎮守徐州、泗州地區;劉良佐封廣昌伯,鎮守鳳陽、壽州地區;劉澤清封東平伯,鎮守淮安、揚州地區;靖南伯黃得功加封侯爵,鎮守滁州、和州一帶。


    史可法急於彌補自己在擁立問題上的失誤,想要通過籠絡四鎮來換取福王朱由崧和支持他上台的人的好感,可實際上卻是毫無用處。


    “江北四鎮”——高傑、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因為“定策”有功,備受弘光帝和馬士英的寵信。此時,他們早已是誌驕氣盈,一心追求在江北爭奪繁華之地。這樣既可以過上太平日子,又可以就近要挾朝廷。


    即便後來史可法出任督師,也根本指揮不了“四鎮”。最終,隻能眼睜睜地看著四鎮在內鬥中分崩離析,實在是無可奈何!


    五月十五日,南京。福王朱由崧正式即位皇帝,改明年為弘光元年。


    馬士英以“定策”之功備受朱由崧青睞,被召入閣輔政,主持政務兼任兵部尚書。


    史可法則被排擠出內閣。他於十八日陛辭,二十日渡江前往江北出任淮陽督師。


    五月二十五日,廟灣。在海上漂泊了近兩個月的崇禎皇帝,終於上岸登陸,來到了黃蜚的水師大營。


    然而,僅僅這一個月的時間,南京的局勢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弘光朝廷的出現,將崇禎皇帝擺在了一個極其尷尬的位置。


    南明朝廷的文臣武將們究竟會認一個戰敗的前任皇帝,還是他們剛剛擁立的現任皇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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