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中國自古都有重文輕商的傳統但中國人善於經商的傳統卻傳承了數千年在人類曆史上中國商業大多數時間都處在世界的第一的位置對中華民族的進步、經濟的繁榮、文化的建設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晉商應該說是龍頭是老大特別是進入明清以後這種現象更為明顯。山西商業資本開始的時間很早。先秦時代晉南一帶就有了商業交易活動。晉文公稱霸時榆次、安邑就已成為有名的商業集鎮。秦漢時代太原、平6、平遙、汾陽等地已成為重要商品集散市場。唐朝定太原為北京使太原城成為商業繁華的有名城市韓愈形容當時的太原是“朗朗聞街鼓晨起似朝時”。盡管如此這一時期的山西商人還沒有一定組織和突出的地位。到了宋代山西商人與徽州商人並稱成為當時中國商業的中堅力量。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戰馬大多數依靠北方的遼來供應遼也急需要宋的手工業製造品。據曆史文獻記載宋朝慶曆年間（公元1o41—1o48年）宋王朝出藏絹2ooo多匹在山西岢嵐買馬又出絹3oooo多匹在山西各州府買馬非官方的民間貿易更是頻繁。《馬可-波羅遊記》中寫著：“從太原到平陽（臨汾）這一帶的商人遍及全國各地獲得巨額利潤”。
從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勢力得到進一步展。明代全國較大的商業城市有33個山西就有太原、平陽、蒲州（永濟）三處。這時山西商人的資本積累已相當可觀：“平陽、澤、潞富豪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明代末期山西商人已進入了東北地區1618年努爾哈赤占領撫順時對在撫順的山西等地的大商人寫了“七大恨”命令他們退回山海關內可見當時山西商人已經和後金進行著貿易活動。清兵入關後蒙古地區歸入清王朝統治歸代城商業開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進入外蒙古草原貿易。從此東北的鬆遼平原和內外蒙古草原就成為山西商人販運貿易的新市場。當時蒙漢貿易必須經過張家口和殺虎口（後改歸化城）俗稱東口和西口。張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業是祁縣人範家開設的“興隆魁”這個商業性的企業有職員1ooo人左右是清代中國對外蒙和俄國貿易的第二大型企業。在對蒙貿易的西口—殺虎口山西的行商經常在大青山和西營一帶貿易並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顧獲得了很高的利潤。這些行商會說蒙語的被稱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開辦的“大盛魁”從業人員達六、七千人人們曾形容“大盛魁”的財產能用五十兩重的銀元寶從庫倫到北京鋪一條路。在寧夏著名的大商號多是萬榮、平遙、榆次、臨猗一帶的山西商人開辦寧夏的名藥材枸杞半數掌握在山西人開的“慶泰亨”手中。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寧為根據地活動於各州縣。在北京糧食米麵行多是祁縣人經營；油鹽酒店多是襄陵人經營；紙張商店多是臨汾和襄陵人經營；布行多為翼城人經營鮮魚口以西有布巷全為翼城人；到了後世的21世紀初的北京還留有招牌的大商號“都一處”、“六必居”、“樂仁堂”等都是浮山、臨汾等山西商人創和經營。此外山西商人還到四川、雲南、貴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廣東等地貿易和經商。廣州的濠畔街多數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廣生遠”、“廣懋興”、“廣益義”等實際都是山西人在廣州開設的企業。由海上出口茶葉比如運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產地收購運往廣州由潮幫商人從山西商人手中購進再轉運南洋的。至於長江中下遊一帶揚州的鹽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長江口出海與日本的貿易也數山西人最為活躍。除了國內貿易外山西商人還開拓了國外市場我國從6路對俄貿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個俄國城市都有過山西人開辦的商號或分號。在朝鮮、日本山西商人的貿易也很活躍榆次常家從中國輸出夏布從朝鮮輸入人參被稱作“人參財主”；介休範家幾乎壟斷了對日本的生銅進口和百貨輸出。在清朝統治期間能夠興旺達二百餘年的商業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聶家、太穀的曹家祁縣的喬家、渠家平遙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臨汾的亢家萬榮的潘家陽城的楊家等等。他們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貸者又是大地主都擁有極為雄厚的資本。
山西商人經營商品之多、投入資金之多、從業人員之多在其它所有的商幫裏麵都是屈一指的。晉商控製了幾個重要的行業比如金融業完全由晉商來控製還有一些顏料業也在晉商手裏控製他們在當時商人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從南自香港、加爾各答北到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東起大阪、神戶、長崎、仁川西到塔爾巴哈台、伊犁、喀什噶爾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跡。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俄語同北方少數民族和俄國人對答如流。可以說從蒙古草原上的駱駝商隊到吳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計價核算從呼倫貝爾的醋味到貴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釀造叫賣。無怪有人說：“凡是有雞鳴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山西商人活動過的地方遺址到了後世的21世紀仍然到處可以看到：甘肅的老西廟、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銅鼎、江蘇揚州的亢園、安徽毫州的花戲樓大都是山西商人創建的；安徽雉河集（渦陽）的山西會館曾經是撚軍起義的源地；著名的貴州茅台酒是17o4年山西鹽商雇杏花村汾酒廠工人和當地釀造工人共同創的。以山西商人字號命名的城市街巷也是如此：張家口的日升昌巷、包頭的複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寧武巷等等無怪在東北流傳著“先有曹家號後有朝陽縣”在內蒙流傳著“先有複盛西後有包頭城”在西北流傳著“先有晉益老後有西寧城”的諺語。山西商人經商的地域之廣人數之多確實是相當可觀的。晉商能夠在全國呼風喚雨也就是他們抓住了明清時期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這麽一個曆史性的機遇這樣才使得晉商的足跡遍布全國各地。蘇州明清兩朝的商業都市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這裏是中國最富庶的地區人們可以想像到的最奢侈的享受、最精致的生活都可以從這裏找到。在後世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當這座城市的人們準備建立一個戲曲博物館時他們選擇的館址竟然是一座當年山西商人修建的會館之所以做出這樣的選擇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座精美的戲台。會館並不是山西商人主要的活動場所這裏隻是他們聽戲、聊天、聯絡鄉情的地方。著名學者餘秋雨在講到這件事時說：蘇州也算富庶繁華的了沒想到山西人輕輕鬆鬆來蓋了個會館就把風光占盡要找一個南方戲曲演出的最佳舞台作為文物永久保存找來找去竟在人家山西人的一個臨時俱樂部裏找到了。會館不論如何精美都隻是當時的山西人偶爾盤徊稍稍放鬆一下的地方他們居家過日子的地方又是什麽樣子的呢？
在山西平遙民居這樣的院子在很多山西縣城中幾乎隨處可見而昔日這些院子的主人即使在縣城中都不是什麽有名的人物正是這種普通更加襯托出一種氣度當高聳的屋脊、厚實的院牆密密匝匝地擠成一片時這樣的規模就匯成一個再明顯不過的象征—富裕。當大多數中國普通百姓還居住在土坯壘成的房舍裏的時候山西人已經把自己的生存環境提升到一個令後世數十年後的人們都羨慕的境界。1822年當時中國最著名的文化思想家龔自診為了緩解內地日益嚴重的人口壓力、穩固邊疆的政局曾向皇帝建議將內地的人口大量向西北地區遷移但龔自診認為這個政策不適用於兩個地方：一是江浙因為這裏的居民太柔弱經不起西北的風沙；另一個地方就是山西因為這個地方太富裕了沒有人願意去西北吃苦。在談到山西的富庶時龔自診用了這樣一個詞—海內最富。海內最富的標誌體現在這幾個方麵：第一、固定資產。在固定資產方麵實力強盛像著名的喬家、渠家、王家、冀家等等各有固定資產三五百萬、六七百萬、甚至上千萬兩白銀由此足見其富。第二、他們的流動資金豐厚也各有上千萬兩白銀。第三、從山西城鎮經濟展中尤其是晉中一帶一個縣城的展市肆繁華不下江南誠如美國學者所談的太穀是中國的華爾街諸多的票號、商號這在過去也是比較少見的。鹹豐三年（1953年）廣西道的監察禦史叫章嗣衡他在上奏的皇帝書中說：山西太穀之孫姓富約兩千萬、曹姓、賈姓各四五百萬、平遙之侯姓、介休之張姓富各三四百萬、榆次之許姓、王姓聚族而居計各家有資本各千萬介休百萬之家以十計祁縣百萬之家以數十計。僅僅把以上奏折中提到的山西人的家產做一個簡單的加法數量就過了一億兩白銀這還僅僅是一個清朝官員親眼所見的數量如果把整個山西富戶的全部家產做一個詳盡的統計那得出的數字幾乎不可想象。這個數量甚至比當時國庫存銀還要多。這麽多有錢人在一段時間裏集中出現在一個地方這種現象在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上並不多見。那麽山西人是怎麽樣積累起如此龐大、數量驚人的財富呢？
這牽扯到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西北是一個非常遙遠的地方氣候也非常寒冷盡管清朝統治者來自於東北但是對西北還很陌生生態也不一樣在這種情況下清軍的後勤供應非常困難所以他們有一個非常聰明的政策就是那些戍邊將士們所有的用度通過一定的商業運作方式來解決你如果能夠解決的話我們朝廷給你們另外一種許諾比如賣鹽的許諾在這種情況下山西正是當其衝它的地理位置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我們中原統治的中心比如像北京還有其它地方一直到西北邊疆區的大通道山西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門戶。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山西票號跟清朝政府生了比較大的緊密關係它代替政府收解銀兩、匯兌而且它吸收了很多王公貴族大筆的存款。對於中國經濟展的貢獻比較顯著的應該票號方麵、金融方麵。因為金融的展是商品經濟展的一個階段性的標誌正是因為這樣它才有了信譽有了這種信用以後商業的規模才能擴大商業進程的範圍才能更加廣闊而這一點是從晉商開始的。一雙雙輕巧、靈活的手將這些綠色的嫩芽從枝頭采摘下來這些嫩芽經過加工之後將變成世界上最受歡迎的飲品—茶葉這種源於中國的植物傳入西方之後竟改變了許多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武夷山是中國最有名的茶葉產地之一每到新茶采摘的時候大量的客商都會匯集到這裏三百多年前來到這裏的商人中絕大多數都操著山西口音。絲綢之路衰落之後在歐亞大6上又形成了一道國際通道—茶葉之路。茶葉之路大的概念是從中國杭州、武夷山（現福建）、漢口附近的羊樓山、赤壁采集了茶葉主要是粗茶、磚茶。這種茶通過山西商人的組織在漢口以南一直是用船來運輸到了漢口起岸就是用高腳（駱駝、騾子）運到歸化城歸化城就是後來的張家口是一個大的集散地從這兩個地方重新組織大的駝隊把它編排、整編象軍隊式的那樣一種駝隊運到庫侖、蒙古西部的烏裏雅蘇台和科布多然後再往北走到達沙俄邊境城市恰克圖。事實上這條路的交易量很大。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時候（同治皇帝時期）通過恰克圖這一條路線不包括海拉爾和塔爾巴哈台光中間這一條路線的交易量占俄國的出口貿易的4o%占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量、進口出口貿易總量分別是18%、16%是通過恰克圖市場進入俄國然後進入歐洲市場的。
自清康熙初平定葛爾丹叛亂後經由內外蒙古和新疆的對俄羅斯及歐洲的貿易進一步活躍起來滿州裏、恰克圖、塔爾巴哈台都是很重要的市場。比如在恰克圖通過蒙古草原有一條中國通向歐洲的商路即南方物質經長江、運河的水路到河南的周口、賒旗鎮經過清化—澤州—潞安—子洪口—晉中—太原—雁門關—黃花墚—殺虎口—歸化—庫倫（恰克圖）—伊爾庫茨克—新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由1768年葉卡捷林娜二世統治時期訂立的條約規定下來的貿易是以恰克圖為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活動中心……”大約在1845—1847年以前平均每年從這裏輸走茶葉4萬箱左右“1852年卻達175ooo箱”。此外還有“少量的糖、棉花、生絲和絲織品……俄國人則付出數量大致相等的棉織品和毛織品再加上少量的俄國皮革精致的金屬製品、毛皮以及鴉片。買賣貨物的總價值（按照所公布的賬目來看貨物定價都不高）竟達15oo萬美元以上的巨額”“運往恰克圖供應1855年集市的茶葉不下112ooo箱”。“由於這種貿易的增長位於俄國境內的恰克圖就由一個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點展成一個相當大的城市了。它變成了這一帶邊區的府榮幸地駐上了一位軍事指揮官和一位民政官。同時恰克圖和距離它約9oo英裏的北京之間最近建立了直接的、定期的郵政交通來傳遞公文”（馬克思：《俄國的對華貿易》《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7頁）。恰克圖市場在1723年（雍正初年）的商品交換額大約為1oo萬盧布左右1765年前後（乾隆中期）增至2oo萬盧布左右到1795年（乾隆末年）達到3oo萬盧布以上1796-192o年（嘉慶年間）增至6oo萬盧布以上道光鹹豐年間持續增加以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為例經山西商人之手輸往恰克圖的商品僅茶葉一項達12萬箱（每箱1oo磅）。這一年從俄國輸入的商品有：各種毛皮123萬張各種毛呢11ooo匹天鵝絨117萬張亞麻布57萬俄尺羽紗2.6萬俄尺。據統計資料道光朝是恰克圖市場的繁榮時期。這個時期俄國對華貿易占其對外貿易總額的4o％-6o％19世紀4o年代貿易額有時過6o％據《中俄貿易之統計的研究》1844年中國對俄商品輸出入分別占全國商品輸出入總額的16％和19％。對俄貿易僅次於英國占第二位。1821-185o年中國方麵向俄輸出每年約在8oo萬盧布上下。俄國對華貿易的差額是由一種白銀的粗製品以“工藝品”的名義來支付的因為當時俄國禁止輸出白銀。而這種粗糙的“工藝品”大部分是俄國從漢堡或萊茵河上的法蘭克福輸入的稱為漢堡銀其成色很高被山西吸收後鑄成元寶銀投入國內金融市場。據估計在公元184o年以前的兩個世紀裏中國最終從世界各地獲得了大約6oooo噸白銀。
蘇州是大運河邊上的一座城市也是山西商人轉運茶葉時由水路轉入6路的重要碼頭為了能有個稍事休整的地方山西商人在運河的邊上蓋起了這座會館山西商人的這個不經意的舉動為後世的中國留下一座占地麵積最廣、規模最為龐大的古代會館建築群可以想像幾百年前穿著長袍馬褂的山西商人們就是坐在這裏從容地調度著運河上、長江上南來北往的商船精心地計算著買賣的盈虧。好多的商人到某地經商而且在那個地方貿易額占得比例很大在這種條件下才產生會館商人才會出錢湊起蓋會館把會館弄得富麗堂皇很有聲望代表山西商人的一個標誌。在後世的民國元年美國駐天津領事館有一個調查這個調查給各個會館的其中山西的會館席董事他給美國領事回了一個報告說由於山西商人在鹽業、典當、錢業、顏料、紙業這些行業商號眾多不可數計所以無法統計。到了後世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一台由十六個農民抬著的轎子慢悠悠地走進山西中部的一座縣城這座縣城的名字叫太穀坐在轎子中的是時任大漢銀行董事長孔祥熙的新婚妻子她的名字叫宋藹齡這次旅行是他們婚後第一次回到孔祥熙的故鄉從上海出時宋藹齡下了很大的決心因為她聽說那裏的生活是艱苦的、原始的但當旅行結束時這位新娘驚奇地現了一種她前所未聞的生活。1973年美國傳記作家羅比.尤恩森用這樣的語言描述了宋藹齡當時的感受：在這次艱苦的旅行結束時她現了一種前所未聞、最奢侈的生活。因為一些重要的銀行家住在太穀所以這裏常被稱為中國的華爾街。十九世紀很多西方國家駐華領事在商務報告中都提到了山西人開設的金融企業—票號。駐漢口的英國領事說漢口商人與外埠業務往來多由富裕的山西票號占先它的作用幾乎與英國銀行一樣。駐上海的英國領事也用了類似的語言描述山西票號。它們的信用度很高與內地各省的匯兌業務以及中國人對通商口岸交易所簽的票據全部都經過山西票號。據後世史料顯示山西票號極盛時期是從19oo年－191o年那時候大的票號存款在七八百萬兩小的有二三百萬兩這時候他們盈利數額很大也可以說是山西票號極盛的時期。在光緒32年的時候據全國最大的票號日升昌所屬的14個分號統計每個分號平均年匯兌量是231萬而日升昌分號總共有4oo餘家一家32o多萬那就是八億多兩。梳理綿延萬裏的商業血脈調度上億兩白銀需要的不僅僅是精打細算或節衣縮食這樣的小聰明而要靠一種氣吞萬裏、俯視天下的大智慧真正讓人們驚歎的是在交通、通訊、法律、政策都不具備的條件下山西商人竟然已經以一種和現代企業製度非常接近的組織模式、管理方法來經營著他們的事業。
後世的清末俄國駐中國領事館的一位官員鮑戈亞夫斯基提到山西商人時用了這樣的話：有些商行掌握了整省的貿易其辦法就是把某一地區的所有商人都招來入股因此在中國早已有了美國托拉斯式企業的成熟樣板。當時另一位西方人、德國著名的旅行家李希霍芬男爵在談到山西商人時也拋開了日爾曼民族傳統的嚴肅和拘謹：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業精神有無比優越的計算智能有達的數量意識和金融才華。後世的1912年這一年是民國元年。1o月28日晚6時在北京城一座頗為雅致的飯館裏一群山西商界的頭麵人物正在宴請一位特殊的客人客人的名字叫梁啟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山西商人之所以設宴歡迎梁啟是因為他們正在醞釀一個十分大膽的計劃由他們出麵籌備組織中華民國的中央銀行山西商人們希望借助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推動這項計劃的實施。即使拿後世的眼光看由商人出麵組建中央銀行也顯得過於大膽。因為中央銀行是國家的金融中樞它的一舉一動都會對國計民生產生巨大的影響。但梁啟並沒有覺得山西商人的想法不切實際不僅如此他還認為當時中國唯一能做成這件事的恰恰正是山西商人。在演講中他說：鄙人在海外十餘年對於外人批評吾國商業能力常無辭以對獨至此有曆史有基礎能繼續達之山西商業鄙人常自誇於世界人之前。
山西商人資本中的貨幣經營資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號。票號又叫票莊或匯兌莊是一種專門經營匯兌業務的金融機構。在票號產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購和貿易全要靠現銀支付在外地賺了錢捎寄老家也得靠專門的鏢局把現銀運送回去不僅開支很大費時誤事而且經常生差錯。這就迫使外出經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尋求新的辦法。相傳平遙縣“西玉成顏料莊”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設有分莊總經理叫雷履泰。“西玉成”北京分莊經常為在北京的山西同鄉辦理北京與平遙、四川或天津之間的現金兌撥。比如平遙商人在北京把現金交給“西玉成”那麽“西玉成”北京分莊就寫信給平遙“西玉成”總號讓匯款人在平遙領取現金。這種異地撥兌開始隻限於在親朋好友之間進行並不收費。後來要求撥兌的人越來越多在雙方同意的原則下出一定手續費就可辦理。這位雷經理很聰明現這是一個生財之道於是改設“日升昌”兼營匯兌業務果然營業很旺盛。接著他就放棄了顏料生意專門經營匯兌業務這就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家票號。以後他們調查了山西商人貿易的地點選派精悍的夥伴先後在天津、張家口、沈陽、蘇州、上海、廈門、廣州、桂林、重慶、長沙等地開設匯兌分號招攬生意。由於這種匯兌在此處交款彼處用錢手續簡單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匯款以外還有政府及官員來托辦匯兌事宜。隨著資本的增加通匯地點越來越大利潤也越來越多。接著又吸收現款放貸款“日升昌”的生意一派興旺。看到這種景象山西商人紛紛學習“日升昌”的經驗投資票號從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號。到鴉片戰爭前夕山西票號大約有八家。太平天國起義後清政府的財政更加困難山西票號也由起初為封建商人服務轉向清政府。為了承攬清政府對外活動款項匯兌等國際業務票號商人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祁縣合盛元票號總經理賀洪如就在日本神戶、東京、橫濱、大阪都開設分支機構平遙的永泰裕票號在印度加爾各答開設分號。此時的山西票號真可說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了。
山西商人資本的展不僅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貨幣資財讓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回家鄉而且促進了山西手工業的展促進了全國商品物資的交流加快了中國自然經濟解體和商品經濟展的進程。清乾隆年間山西商人王廷煜投資開采銅礦劉永和投資開采龍門煤礦使商業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明朝官營解鹽生產征鹽戶到鹽池服役做工叫做“鹽丁”。鹽丁另立戶籍世代相起實際上是封建國家的工奴生活痛苦萬狀經常抗工逃亡生產效率極低這表明落後的生產關係已經不能適應生產力展的需要。1648年清政府廢除“鹽丁”製把解鹽生產改官營為民營交給商人自行澆曬。第二年又把鹽池分為五百一十三號規定一戶商人經營一號逐一登記。這種經營解鹽生產的“坐商”自籌資金雇人撈鹽每產鹽一百引（二百四十斛為一引）其中七十引要納稅一引折合白銀三錢二分另外三十引不納稅抵作商人工本費。坐商對鹽池雖然沒有所有權但是卻有占有權和使用權他們隻要向政府納稅就可獲得一號鹽池經營生產。坐商雇傭工人的工資以其技術高低來決定按年支付實際上已構成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坐商就是早期的資本家鹽工則就是近代鹽池產業工人的前身。當時鹽池有2oooo多名工人生產規模巨大過了歐洲早期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水平。從明朝官辦“鹽工”逃亡到坐商經營“居民踴躍赴工”看這是一個深刻的曆史性轉變顯示出新的生產關係適應和促進生產力展的積極作用。山西商人資本不論是商品經營資本還是貨幣經營資本一般都不是資本的擁有者（即商業資本家）直接從事經營活動多數是由財東（商業資本家）出白銀若幹委托一個自己信賴的、精明能幹的人當掌櫃（相當於經理）從事某項經營活動。財東把資金運用權、人員調配權、業務經營權交給掌櫃獨立自主地從事經營活動。定期結帳一次由掌櫃向財東匯報經營成果。如果財東滿意就繼續任用財東信不過就可以辭退。這種資本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實行經理負責製的方式再加上以後實行的人身股製度促使經營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職工的利益和企業的利益結合在一起促進了管理人才的出現提高了經營效益這在中國企業史上是有積極意義的。早在元代運城鹽池就設有鹽商子弟學校叫做“運城鹽運使司學”。清代在包頭城也有山西商人自辦的子弟學校。馳名中外的旅蒙商“大盛魁”商號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設有本企業的訓練機構從晉中招收十五、六歲的男青年騎駱駝經過歸化、庫倫到科布多接受蒙語、俄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及商業常識的訓練一般為半年然後分配到各分號跟隨老職工學習業務。這種重視提高職工業務素質的辦法就是現在來看也是很有遠見卓識的。山西商人先創造了民間匯兌業務、轉帳和清算中心先創造了類似中央銀行的同業公會都顯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幹和創造能力。山西商人最先打入國際金融市場表現了他們敢於向新的領域開拓的風姿。
在明清以來長達三個世紀的商業革命中中國經濟卷入了國際化浪潮。在這場國際貿易中中國的白銀貨幣淨流入這意味著中國的商品淨輸出。中國商業革命與中國明清各大商幫的關係是密切的是各大商幫推動了中國商業革命。在明清時代中國商業、手工業迅展異地販運貿易十分活躍已經形成了許多商幫如山西幫、徽州幫、陝西幫、廣東幫、山東幫、洞庭幫、江右幫、寧波幫、金華幫、紹興幫、福建幫等等其中山西幫活動舞台最大資力最強。山西商品經營資本的展分離出來了貨幣經營資本其主要組織形式為當鋪、錢莊、印局、賬莊、票號等金融企業遍布全國各地乃至亞歐一些國家。外國人把這些金融機構統稱山西銀行。中國的金融革命與山西票號的關係是密切的是山西票號或稱山西銀行推動了中國的金融革命啟動了中國經濟國際化的閥門。中國明清商業革命和金融革命與歐洲的商業革命和金融革命是平行展的。公元15oo年以前歐洲和中國一樣還是農業社會甚至農業水平比中國還低。經過15oo年到175o年的商業革命和金融革命歐洲各國先後生了工業革命走進了工業社會現在進入了後工業經濟時代。在中國經濟社會展中曾經創造了世界農業經濟時代的輝煌也曾經創造了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時期的商業革命和金融革命的偉大業績而工業經濟社會的曙光卻遲遲不能露出地平線讓歐洲走在了前頭而且距離越拉越大。造成這一曆史事實的原因從戊戌變法到後世的21世紀已經討論了一百多年大家公認的主要有兩點：先歐洲多了一場文藝複興運動這是一場針對落後的農業社會的思想解放運動是對神權的清算是對人權的張揚是對科學的祟尚進而造成*人性的解放和技術的進步、保護和推廣加上商業革命和金融革命所帶來的國際交流、資本積累和企業組織製度的創新工業的進步是不可以阻擋的。而中國的建立在農業社會基礎上的封建倫理和沒有經過衝擊和升華的傳統儒教思想長期占居主流社會和統治地位沒有得以清算自然人的解放、社會的開放就很難天朝帝國居高臨下商人階層無法進入主流社會。其次由於上述原因決定的社會製度和經濟製度的創新中國始終比歐洲艱難分散多元的歐洲小國的經濟社會製度創新顯然要比權力高度集中的大國經濟社會的製度創新要容易得多。清朝晚期沒有可能為中國經濟社會製度創新提供任何條件。沒有人和思想的解放就沒有經濟社會製度的創新沒有經濟社會製度的創新就沒有工業革命的環境和條件。
**********************************************************************晉商中的幾大家
喬家：
喬氏家族的第一代創業人喬貴由小本生意起家從闖蕩口外的小夥計成長為壟斷包頭商業的大財東包頭城至今仍流傳著“先有複盛公後有包頭城”的俗語。喬氏家族的產業在第二代創業人喬致庸手中繼續揚光大達到鼎盛商行、銀號開到了京津、東北、長江流域。徐珂《清稗類鈔》中估計喬家共有資產四五百萬兩事實上喬家的各類動產、不動產加起來應該有數千萬兩之巨大約相當於現代的近百億資產這在當時的生產力展水平和經濟條件下是一個難以置信的天文數字。
渠家：
渠家祖先以行走於長治、祁縣之間的“貨郎挑”起家到清朝乾嘉年間展成為晉中八大富戶之一。渠家開設的長源川、長裕川兩大茶莊從兩湖采辦紅茶販銷於西北各地及蒙古、俄國他們還開設有“三晉源”、“百川通”票號。徐珂《清稗類鈔》中估計渠家共有資產三四百萬兩事實上遠遠不止此數傳說僅“旺財主”渠源湞的一個銀窯內就藏有白銀三百萬兩。
獲得“五個一工程獎”的電視連續劇《昌晉源票號》即是根據渠家的故事改編片中反映了三晉源票號的經營以及渠源湞、渠本翹父子在思想、觀念上的激烈衝突。渠源湞是一個傑出的商業天才但性格古怪他的曾孫渠川因此將這部小說定名為《金魔》。與父親終生未能化解矛盾的渠本翹堅持了自己的選擇走科舉之路步入仕途成為著名的愛國商人、教育家。
渠家從渠氏第十七代源字輩進入鼎盛渠家十七世有著名的三大財主：田喜財主、旺財主、金財主。他們在祁縣古城東半城建有十幾個大院千餘間房屋占地三萬多平方米人稱“渠半城”。
曹家：
曹家先祖原居太原晉祠明洪武年間遷至太穀。曹家的興盛始於明末闖關東的曹三喜到道光、鹹豐年間達到鼎盛64o餘座鋪麵遍布大江南北雇員37ooo餘人資產高達12oo萬兩白銀。從商業業績而言曹氏家族在晉商豪門中是較為突出的一家生意一直做到了俄羅斯、日本、朝鮮。曹家的興盛曆經二三百年而長盛不衰二十世紀初的亂世由於國家銀行排擠、俄國革命、辛亥革命、蒙古革命、日寇侵華以及子孫吸毒的影響才走向衰落。
曹家雖然偏居鄉間但生活極為奢侈糜費常領全省風氣之先。早在192o年曹家就購買了一輛美製汽車而當時連山西督軍閻錫山都不曾有此待遇。不久曹家又購買了電機安裝了電燈電話均為全省家。曹家老夫人“喜婆兒”出殯時耗銀十萬兩動用64人抬棺。目前仍保存於曹家大院內的“百壽大屏風”、“金火車頭鍾”等珍品可以讓遊客感受到曹家過去的豪奢那座金火車頭鍾據說是慈禧太後抵押西行借款之物。
為保護家眷及財產安全曹家多年來一直聘用當地形意拳高手做為保鏢此後又組建了護院武裝在光緒年間人數多達五百到了民國初年曹家仍有家兵三百武器精良並配有統一服裝聘請軍官教練每逢三、六、九日還要進城與官軍一起操練。
日寇侵占太穀後曹氏家族逃亡日寇動用兩輛卡車用四十餘天時間將曹家珍寶財產掠奪一空部分彩繪上的金粉也被刮走。
王家：
靜升王氏為太原王氏後裔元代皇慶年間曆經兩次遷移之後定居靜升至今已近七百年。靜升王氏以耕作和磨製黑豆豆腐開始由農及商由商到官終於在清代中葉展成為富甲一方、聲名顯赫、人丁逾千的靈石四大家族之一。
王家傳至第十四世王謙受、王謙和兄弟時清廷因征討吳三桂叛亂急需軍馬已經開始從事牲畜販賣的王家兄弟獻上24匹良馬此舉不僅使他們得到了康熙皇帝?
??褒揚同時受命為清軍籌集軍馬糧草獲得可觀的經濟回報。王謙受還參加過康熙皇帝的千叟宴禦賜龍頭拐杖一把。王謙受後來以2ooo兩白銀為兒子王夢簡捐了一個五品官王家由此邁出由商而官的第一步。此後王家通過正途科考、異途捐保和祖德蔭襲三種方式先後有52人被典封官職。
靜升王家和許多大家族一樣曆經艱苦創業和鼎盛輝煌之後也逃脫不了興衰起落的必然規律。王家的衰敗始於道光年間部分王家後人染上鴉片癮之後淪落為偷兒、乞丐。王家先被出賣的是紅門堡內的部分宅院異姓主人遷入之後堡門門匾上的“合堡同宗”四字也不得不改為“合堡同德”。此後高家崖以964兩紋銀易主孝義祠以2ooo吊銅錢賤賣。抗戰爆後王家碩果僅存、資財依舊雄厚的王飲讓一支匆匆將各地資產變賣後舉家南遷。自此這個輝煌一時的名門望族曆經6oo餘年的創業與興盛之後終於煙消雲散僅僅成為一方土地上的曆史話題。
常家：
常氏祖先在明代由太穀遷居車輞以牧羊為生八世祖常威身背褡褳遠赴張家口走上了經商的道路。先祖的牧羊鞭、常威的褡褳後來供奉於常氏宗祠內與常萬達的名言“視有若無視盈若虛”一起被常家子孫尊崇了二百年。常威之子常萬（王已）、常萬達學有所成之後成為父親的得力助手兄弟兩先後創立了“十大德”、“十大玉”2o個商號開辟了由福建武夷山至俄羅斯的數萬裏國際貿易通道“茶葉之路”成為屈一指的晉商“外貿世家”。常氏家族鼎盛之際擁有員工千餘人駱駝上萬峰獨占中俄茶葉貿易的四成在乾隆年間是當之無愧的全國第一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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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勢力得到進一步展。明代全國較大的商業城市有33個山西就有太原、平陽、蒲州（永濟）三處。這時山西商人的資本積累已相當可觀：“平陽、澤、潞富豪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明代末期山西商人已進入了東北地區1618年努爾哈赤占領撫順時對在撫順的山西等地的大商人寫了“七大恨”命令他們退回山海關內可見當時山西商人已經和後金進行著貿易活動。清兵入關後蒙古地區歸入清王朝統治歸代城商業開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進入外蒙古草原貿易。從此東北的鬆遼平原和內外蒙古草原就成為山西商人販運貿易的新市場。當時蒙漢貿易必須經過張家口和殺虎口（後改歸化城）俗稱東口和西口。張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業是祁縣人範家開設的“興隆魁”這個商業性的企業有職員1ooo人左右是清代中國對外蒙和俄國貿易的第二大型企業。在對蒙貿易的西口—殺虎口山西的行商經常在大青山和西營一帶貿易並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顧獲得了很高的利潤。這些行商會說蒙語的被稱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開辦的“大盛魁”從業人員達六、七千人人們曾形容“大盛魁”的財產能用五十兩重的銀元寶從庫倫到北京鋪一條路。在寧夏著名的大商號多是萬榮、平遙、榆次、臨猗一帶的山西商人開辦寧夏的名藥材枸杞半數掌握在山西人開的“慶泰亨”手中。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寧為根據地活動於各州縣。在北京糧食米麵行多是祁縣人經營；油鹽酒店多是襄陵人經營；紙張商店多是臨汾和襄陵人經營；布行多為翼城人經營鮮魚口以西有布巷全為翼城人；到了後世的21世紀初的北京還留有招牌的大商號“都一處”、“六必居”、“樂仁堂”等都是浮山、臨汾等山西商人創和經營。此外山西商人還到四川、雲南、貴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廣東等地貿易和經商。廣州的濠畔街多數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廣生遠”、“廣懋興”、“廣益義”等實際都是山西人在廣州開設的企業。由海上出口茶葉比如運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產地收購運往廣州由潮幫商人從山西商人手中購進再轉運南洋的。至於長江中下遊一帶揚州的鹽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長江口出海與日本的貿易也數山西人最為活躍。除了國內貿易外山西商人還開拓了國外市場我國從6路對俄貿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個俄國城市都有過山西人開辦的商號或分號。在朝鮮、日本山西商人的貿易也很活躍榆次常家從中國輸出夏布從朝鮮輸入人參被稱作“人參財主”；介休範家幾乎壟斷了對日本的生銅進口和百貨輸出。在清朝統治期間能夠興旺達二百餘年的商業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聶家、太穀的曹家祁縣的喬家、渠家平遙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臨汾的亢家萬榮的潘家陽城的楊家等等。他們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貸者又是大地主都擁有極為雄厚的資本。
山西商人經營商品之多、投入資金之多、從業人員之多在其它所有的商幫裏麵都是屈一指的。晉商控製了幾個重要的行業比如金融業完全由晉商來控製還有一些顏料業也在晉商手裏控製他們在當時商人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從南自香港、加爾各答北到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東起大阪、神戶、長崎、仁川西到塔爾巴哈台、伊犁、喀什噶爾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跡。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俄語同北方少數民族和俄國人對答如流。可以說從蒙古草原上的駱駝商隊到吳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計價核算從呼倫貝爾的醋味到貴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釀造叫賣。無怪有人說：“凡是有雞鳴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山西商人活動過的地方遺址到了後世的21世紀仍然到處可以看到：甘肅的老西廟、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銅鼎、江蘇揚州的亢園、安徽毫州的花戲樓大都是山西商人創建的；安徽雉河集（渦陽）的山西會館曾經是撚軍起義的源地；著名的貴州茅台酒是17o4年山西鹽商雇杏花村汾酒廠工人和當地釀造工人共同創的。以山西商人字號命名的城市街巷也是如此：張家口的日升昌巷、包頭的複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寧武巷等等無怪在東北流傳著“先有曹家號後有朝陽縣”在內蒙流傳著“先有複盛西後有包頭城”在西北流傳著“先有晉益老後有西寧城”的諺語。山西商人經商的地域之廣人數之多確實是相當可觀的。晉商能夠在全國呼風喚雨也就是他們抓住了明清時期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這麽一個曆史性的機遇這樣才使得晉商的足跡遍布全國各地。蘇州明清兩朝的商業都市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這裏是中國最富庶的地區人們可以想像到的最奢侈的享受、最精致的生活都可以從這裏找到。在後世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當這座城市的人們準備建立一個戲曲博物館時他們選擇的館址竟然是一座當年山西商人修建的會館之所以做出這樣的選擇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座精美的戲台。會館並不是山西商人主要的活動場所這裏隻是他們聽戲、聊天、聯絡鄉情的地方。著名學者餘秋雨在講到這件事時說：蘇州也算富庶繁華的了沒想到山西人輕輕鬆鬆來蓋了個會館就把風光占盡要找一個南方戲曲演出的最佳舞台作為文物永久保存找來找去竟在人家山西人的一個臨時俱樂部裏找到了。會館不論如何精美都隻是當時的山西人偶爾盤徊稍稍放鬆一下的地方他們居家過日子的地方又是什麽樣子的呢？
在山西平遙民居這樣的院子在很多山西縣城中幾乎隨處可見而昔日這些院子的主人即使在縣城中都不是什麽有名的人物正是這種普通更加襯托出一種氣度當高聳的屋脊、厚實的院牆密密匝匝地擠成一片時這樣的規模就匯成一個再明顯不過的象征—富裕。當大多數中國普通百姓還居住在土坯壘成的房舍裏的時候山西人已經把自己的生存環境提升到一個令後世數十年後的人們都羨慕的境界。1822年當時中國最著名的文化思想家龔自診為了緩解內地日益嚴重的人口壓力、穩固邊疆的政局曾向皇帝建議將內地的人口大量向西北地區遷移但龔自診認為這個政策不適用於兩個地方：一是江浙因為這裏的居民太柔弱經不起西北的風沙；另一個地方就是山西因為這個地方太富裕了沒有人願意去西北吃苦。在談到山西的富庶時龔自診用了這樣一個詞—海內最富。海內最富的標誌體現在這幾個方麵：第一、固定資產。在固定資產方麵實力強盛像著名的喬家、渠家、王家、冀家等等各有固定資產三五百萬、六七百萬、甚至上千萬兩白銀由此足見其富。第二、他們的流動資金豐厚也各有上千萬兩白銀。第三、從山西城鎮經濟展中尤其是晉中一帶一個縣城的展市肆繁華不下江南誠如美國學者所談的太穀是中國的華爾街諸多的票號、商號這在過去也是比較少見的。鹹豐三年（1953年）廣西道的監察禦史叫章嗣衡他在上奏的皇帝書中說：山西太穀之孫姓富約兩千萬、曹姓、賈姓各四五百萬、平遙之侯姓、介休之張姓富各三四百萬、榆次之許姓、王姓聚族而居計各家有資本各千萬介休百萬之家以十計祁縣百萬之家以數十計。僅僅把以上奏折中提到的山西人的家產做一個簡單的加法數量就過了一億兩白銀這還僅僅是一個清朝官員親眼所見的數量如果把整個山西富戶的全部家產做一個詳盡的統計那得出的數字幾乎不可想象。這個數量甚至比當時國庫存銀還要多。這麽多有錢人在一段時間裏集中出現在一個地方這種現象在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上並不多見。那麽山西人是怎麽樣積累起如此龐大、數量驚人的財富呢？
這牽扯到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西北是一個非常遙遠的地方氣候也非常寒冷盡管清朝統治者來自於東北但是對西北還很陌生生態也不一樣在這種情況下清軍的後勤供應非常困難所以他們有一個非常聰明的政策就是那些戍邊將士們所有的用度通過一定的商業運作方式來解決你如果能夠解決的話我們朝廷給你們另外一種許諾比如賣鹽的許諾在這種情況下山西正是當其衝它的地理位置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我們中原統治的中心比如像北京還有其它地方一直到西北邊疆區的大通道山西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門戶。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山西票號跟清朝政府生了比較大的緊密關係它代替政府收解銀兩、匯兌而且它吸收了很多王公貴族大筆的存款。對於中國經濟展的貢獻比較顯著的應該票號方麵、金融方麵。因為金融的展是商品經濟展的一個階段性的標誌正是因為這樣它才有了信譽有了這種信用以後商業的規模才能擴大商業進程的範圍才能更加廣闊而這一點是從晉商開始的。一雙雙輕巧、靈活的手將這些綠色的嫩芽從枝頭采摘下來這些嫩芽經過加工之後將變成世界上最受歡迎的飲品—茶葉這種源於中國的植物傳入西方之後竟改變了許多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武夷山是中國最有名的茶葉產地之一每到新茶采摘的時候大量的客商都會匯集到這裏三百多年前來到這裏的商人中絕大多數都操著山西口音。絲綢之路衰落之後在歐亞大6上又形成了一道國際通道—茶葉之路。茶葉之路大的概念是從中國杭州、武夷山（現福建）、漢口附近的羊樓山、赤壁采集了茶葉主要是粗茶、磚茶。這種茶通過山西商人的組織在漢口以南一直是用船來運輸到了漢口起岸就是用高腳（駱駝、騾子）運到歸化城歸化城就是後來的張家口是一個大的集散地從這兩個地方重新組織大的駝隊把它編排、整編象軍隊式的那樣一種駝隊運到庫侖、蒙古西部的烏裏雅蘇台和科布多然後再往北走到達沙俄邊境城市恰克圖。事實上這條路的交易量很大。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時候（同治皇帝時期）通過恰克圖這一條路線不包括海拉爾和塔爾巴哈台光中間這一條路線的交易量占俄國的出口貿易的4o%占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量、進口出口貿易總量分別是18%、16%是通過恰克圖市場進入俄國然後進入歐洲市場的。
自清康熙初平定葛爾丹叛亂後經由內外蒙古和新疆的對俄羅斯及歐洲的貿易進一步活躍起來滿州裏、恰克圖、塔爾巴哈台都是很重要的市場。比如在恰克圖通過蒙古草原有一條中國通向歐洲的商路即南方物質經長江、運河的水路到河南的周口、賒旗鎮經過清化—澤州—潞安—子洪口—晉中—太原—雁門關—黃花墚—殺虎口—歸化—庫倫（恰克圖）—伊爾庫茨克—新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由1768年葉卡捷林娜二世統治時期訂立的條約規定下來的貿易是以恰克圖為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活動中心……”大約在1845—1847年以前平均每年從這裏輸走茶葉4萬箱左右“1852年卻達175ooo箱”。此外還有“少量的糖、棉花、生絲和絲織品……俄國人則付出數量大致相等的棉織品和毛織品再加上少量的俄國皮革精致的金屬製品、毛皮以及鴉片。買賣貨物的總價值（按照所公布的賬目來看貨物定價都不高）竟達15oo萬美元以上的巨額”“運往恰克圖供應1855年集市的茶葉不下112ooo箱”。“由於這種貿易的增長位於俄國境內的恰克圖就由一個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點展成一個相當大的城市了。它變成了這一帶邊區的府榮幸地駐上了一位軍事指揮官和一位民政官。同時恰克圖和距離它約9oo英裏的北京之間最近建立了直接的、定期的郵政交通來傳遞公文”（馬克思：《俄國的對華貿易》《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7頁）。恰克圖市場在1723年（雍正初年）的商品交換額大約為1oo萬盧布左右1765年前後（乾隆中期）增至2oo萬盧布左右到1795年（乾隆末年）達到3oo萬盧布以上1796-192o年（嘉慶年間）增至6oo萬盧布以上道光鹹豐年間持續增加以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為例經山西商人之手輸往恰克圖的商品僅茶葉一項達12萬箱（每箱1oo磅）。這一年從俄國輸入的商品有：各種毛皮123萬張各種毛呢11ooo匹天鵝絨117萬張亞麻布57萬俄尺羽紗2.6萬俄尺。據統計資料道光朝是恰克圖市場的繁榮時期。這個時期俄國對華貿易占其對外貿易總額的4o％-6o％19世紀4o年代貿易額有時過6o％據《中俄貿易之統計的研究》1844年中國對俄商品輸出入分別占全國商品輸出入總額的16％和19％。對俄貿易僅次於英國占第二位。1821-185o年中國方麵向俄輸出每年約在8oo萬盧布上下。俄國對華貿易的差額是由一種白銀的粗製品以“工藝品”的名義來支付的因為當時俄國禁止輸出白銀。而這種粗糙的“工藝品”大部分是俄國從漢堡或萊茵河上的法蘭克福輸入的稱為漢堡銀其成色很高被山西吸收後鑄成元寶銀投入國內金融市場。據估計在公元184o年以前的兩個世紀裏中國最終從世界各地獲得了大約6oooo噸白銀。
蘇州是大運河邊上的一座城市也是山西商人轉運茶葉時由水路轉入6路的重要碼頭為了能有個稍事休整的地方山西商人在運河的邊上蓋起了這座會館山西商人的這個不經意的舉動為後世的中國留下一座占地麵積最廣、規模最為龐大的古代會館建築群可以想像幾百年前穿著長袍馬褂的山西商人們就是坐在這裏從容地調度著運河上、長江上南來北往的商船精心地計算著買賣的盈虧。好多的商人到某地經商而且在那個地方貿易額占得比例很大在這種條件下才產生會館商人才會出錢湊起蓋會館把會館弄得富麗堂皇很有聲望代表山西商人的一個標誌。在後世的民國元年美國駐天津領事館有一個調查這個調查給各個會館的其中山西的會館席董事他給美國領事回了一個報告說由於山西商人在鹽業、典當、錢業、顏料、紙業這些行業商號眾多不可數計所以無法統計。到了後世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一台由十六個農民抬著的轎子慢悠悠地走進山西中部的一座縣城這座縣城的名字叫太穀坐在轎子中的是時任大漢銀行董事長孔祥熙的新婚妻子她的名字叫宋藹齡這次旅行是他們婚後第一次回到孔祥熙的故鄉從上海出時宋藹齡下了很大的決心因為她聽說那裏的生活是艱苦的、原始的但當旅行結束時這位新娘驚奇地現了一種她前所未聞的生活。1973年美國傳記作家羅比.尤恩森用這樣的語言描述了宋藹齡當時的感受：在這次艱苦的旅行結束時她現了一種前所未聞、最奢侈的生活。因為一些重要的銀行家住在太穀所以這裏常被稱為中國的華爾街。十九世紀很多西方國家駐華領事在商務報告中都提到了山西人開設的金融企業—票號。駐漢口的英國領事說漢口商人與外埠業務往來多由富裕的山西票號占先它的作用幾乎與英國銀行一樣。駐上海的英國領事也用了類似的語言描述山西票號。它們的信用度很高與內地各省的匯兌業務以及中國人對通商口岸交易所簽的票據全部都經過山西票號。據後世史料顯示山西票號極盛時期是從19oo年－191o年那時候大的票號存款在七八百萬兩小的有二三百萬兩這時候他們盈利數額很大也可以說是山西票號極盛的時期。在光緒32年的時候據全國最大的票號日升昌所屬的14個分號統計每個分號平均年匯兌量是231萬而日升昌分號總共有4oo餘家一家32o多萬那就是八億多兩。梳理綿延萬裏的商業血脈調度上億兩白銀需要的不僅僅是精打細算或節衣縮食這樣的小聰明而要靠一種氣吞萬裏、俯視天下的大智慧真正讓人們驚歎的是在交通、通訊、法律、政策都不具備的條件下山西商人竟然已經以一種和現代企業製度非常接近的組織模式、管理方法來經營著他們的事業。
後世的清末俄國駐中國領事館的一位官員鮑戈亞夫斯基提到山西商人時用了這樣的話：有些商行掌握了整省的貿易其辦法就是把某一地區的所有商人都招來入股因此在中國早已有了美國托拉斯式企業的成熟樣板。當時另一位西方人、德國著名的旅行家李希霍芬男爵在談到山西商人時也拋開了日爾曼民族傳統的嚴肅和拘謹：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業精神有無比優越的計算智能有達的數量意識和金融才華。後世的1912年這一年是民國元年。1o月28日晚6時在北京城一座頗為雅致的飯館裏一群山西商界的頭麵人物正在宴請一位特殊的客人客人的名字叫梁啟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山西商人之所以設宴歡迎梁啟是因為他們正在醞釀一個十分大膽的計劃由他們出麵籌備組織中華民國的中央銀行山西商人們希望借助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推動這項計劃的實施。即使拿後世的眼光看由商人出麵組建中央銀行也顯得過於大膽。因為中央銀行是國家的金融中樞它的一舉一動都會對國計民生產生巨大的影響。但梁啟並沒有覺得山西商人的想法不切實際不僅如此他還認為當時中國唯一能做成這件事的恰恰正是山西商人。在演講中他說：鄙人在海外十餘年對於外人批評吾國商業能力常無辭以對獨至此有曆史有基礎能繼續達之山西商業鄙人常自誇於世界人之前。
山西商人資本中的貨幣經營資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號。票號又叫票莊或匯兌莊是一種專門經營匯兌業務的金融機構。在票號產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購和貿易全要靠現銀支付在外地賺了錢捎寄老家也得靠專門的鏢局把現銀運送回去不僅開支很大費時誤事而且經常生差錯。這就迫使外出經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尋求新的辦法。相傳平遙縣“西玉成顏料莊”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設有分莊總經理叫雷履泰。“西玉成”北京分莊經常為在北京的山西同鄉辦理北京與平遙、四川或天津之間的現金兌撥。比如平遙商人在北京把現金交給“西玉成”那麽“西玉成”北京分莊就寫信給平遙“西玉成”總號讓匯款人在平遙領取現金。這種異地撥兌開始隻限於在親朋好友之間進行並不收費。後來要求撥兌的人越來越多在雙方同意的原則下出一定手續費就可辦理。這位雷經理很聰明現這是一個生財之道於是改設“日升昌”兼營匯兌業務果然營業很旺盛。接著他就放棄了顏料生意專門經營匯兌業務這就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家票號。以後他們調查了山西商人貿易的地點選派精悍的夥伴先後在天津、張家口、沈陽、蘇州、上海、廈門、廣州、桂林、重慶、長沙等地開設匯兌分號招攬生意。由於這種匯兌在此處交款彼處用錢手續簡單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匯款以外還有政府及官員來托辦匯兌事宜。隨著資本的增加通匯地點越來越大利潤也越來越多。接著又吸收現款放貸款“日升昌”的生意一派興旺。看到這種景象山西商人紛紛學習“日升昌”的經驗投資票號從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號。到鴉片戰爭前夕山西票號大約有八家。太平天國起義後清政府的財政更加困難山西票號也由起初為封建商人服務轉向清政府。為了承攬清政府對外活動款項匯兌等國際業務票號商人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祁縣合盛元票號總經理賀洪如就在日本神戶、東京、橫濱、大阪都開設分支機構平遙的永泰裕票號在印度加爾各答開設分號。此時的山西票號真可說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了。
山西商人資本的展不僅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貨幣資財讓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回家鄉而且促進了山西手工業的展促進了全國商品物資的交流加快了中國自然經濟解體和商品經濟展的進程。清乾隆年間山西商人王廷煜投資開采銅礦劉永和投資開采龍門煤礦使商業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明朝官營解鹽生產征鹽戶到鹽池服役做工叫做“鹽丁”。鹽丁另立戶籍世代相起實際上是封建國家的工奴生活痛苦萬狀經常抗工逃亡生產效率極低這表明落後的生產關係已經不能適應生產力展的需要。1648年清政府廢除“鹽丁”製把解鹽生產改官營為民營交給商人自行澆曬。第二年又把鹽池分為五百一十三號規定一戶商人經營一號逐一登記。這種經營解鹽生產的“坐商”自籌資金雇人撈鹽每產鹽一百引（二百四十斛為一引）其中七十引要納稅一引折合白銀三錢二分另外三十引不納稅抵作商人工本費。坐商對鹽池雖然沒有所有權但是卻有占有權和使用權他們隻要向政府納稅就可獲得一號鹽池經營生產。坐商雇傭工人的工資以其技術高低來決定按年支付實際上已構成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坐商就是早期的資本家鹽工則就是近代鹽池產業工人的前身。當時鹽池有2oooo多名工人生產規模巨大過了歐洲早期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水平。從明朝官辦“鹽工”逃亡到坐商經營“居民踴躍赴工”看這是一個深刻的曆史性轉變顯示出新的生產關係適應和促進生產力展的積極作用。山西商人資本不論是商品經營資本還是貨幣經營資本一般都不是資本的擁有者（即商業資本家）直接從事經營活動多數是由財東（商業資本家）出白銀若幹委托一個自己信賴的、精明能幹的人當掌櫃（相當於經理）從事某項經營活動。財東把資金運用權、人員調配權、業務經營權交給掌櫃獨立自主地從事經營活動。定期結帳一次由掌櫃向財東匯報經營成果。如果財東滿意就繼續任用財東信不過就可以辭退。這種資本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實行經理負責製的方式再加上以後實行的人身股製度促使經營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職工的利益和企業的利益結合在一起促進了管理人才的出現提高了經營效益這在中國企業史上是有積極意義的。早在元代運城鹽池就設有鹽商子弟學校叫做“運城鹽運使司學”。清代在包頭城也有山西商人自辦的子弟學校。馳名中外的旅蒙商“大盛魁”商號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設有本企業的訓練機構從晉中招收十五、六歲的男青年騎駱駝經過歸化、庫倫到科布多接受蒙語、俄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及商業常識的訓練一般為半年然後分配到各分號跟隨老職工學習業務。這種重視提高職工業務素質的辦法就是現在來看也是很有遠見卓識的。山西商人先創造了民間匯兌業務、轉帳和清算中心先創造了類似中央銀行的同業公會都顯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幹和創造能力。山西商人最先打入國際金融市場表現了他們敢於向新的領域開拓的風姿。
在明清以來長達三個世紀的商業革命中中國經濟卷入了國際化浪潮。在這場國際貿易中中國的白銀貨幣淨流入這意味著中國的商品淨輸出。中國商業革命與中國明清各大商幫的關係是密切的是各大商幫推動了中國商業革命。在明清時代中國商業、手工業迅展異地販運貿易十分活躍已經形成了許多商幫如山西幫、徽州幫、陝西幫、廣東幫、山東幫、洞庭幫、江右幫、寧波幫、金華幫、紹興幫、福建幫等等其中山西幫活動舞台最大資力最強。山西商品經營資本的展分離出來了貨幣經營資本其主要組織形式為當鋪、錢莊、印局、賬莊、票號等金融企業遍布全國各地乃至亞歐一些國家。外國人把這些金融機構統稱山西銀行。中國的金融革命與山西票號的關係是密切的是山西票號或稱山西銀行推動了中國的金融革命啟動了中國經濟國際化的閥門。中國明清商業革命和金融革命與歐洲的商業革命和金融革命是平行展的。公元15oo年以前歐洲和中國一樣還是農業社會甚至農業水平比中國還低。經過15oo年到175o年的商業革命和金融革命歐洲各國先後生了工業革命走進了工業社會現在進入了後工業經濟時代。在中國經濟社會展中曾經創造了世界農業經濟時代的輝煌也曾經創造了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時期的商業革命和金融革命的偉大業績而工業經濟社會的曙光卻遲遲不能露出地平線讓歐洲走在了前頭而且距離越拉越大。造成這一曆史事實的原因從戊戌變法到後世的21世紀已經討論了一百多年大家公認的主要有兩點：先歐洲多了一場文藝複興運動這是一場針對落後的農業社會的思想解放運動是對神權的清算是對人權的張揚是對科學的祟尚進而造成*人性的解放和技術的進步、保護和推廣加上商業革命和金融革命所帶來的國際交流、資本積累和企業組織製度的創新工業的進步是不可以阻擋的。而中國的建立在農業社會基礎上的封建倫理和沒有經過衝擊和升華的傳統儒教思想長期占居主流社會和統治地位沒有得以清算自然人的解放、社會的開放就很難天朝帝國居高臨下商人階層無法進入主流社會。其次由於上述原因決定的社會製度和經濟製度的創新中國始終比歐洲艱難分散多元的歐洲小國的經濟社會製度創新顯然要比權力高度集中的大國經濟社會的製度創新要容易得多。清朝晚期沒有可能為中國經濟社會製度創新提供任何條件。沒有人和思想的解放就沒有經濟社會製度的創新沒有經濟社會製度的創新就沒有工業革命的環境和條件。
**********************************************************************晉商中的幾大家
喬家：
喬氏家族的第一代創業人喬貴由小本生意起家從闖蕩口外的小夥計成長為壟斷包頭商業的大財東包頭城至今仍流傳著“先有複盛公後有包頭城”的俗語。喬氏家族的產業在第二代創業人喬致庸手中繼續揚光大達到鼎盛商行、銀號開到了京津、東北、長江流域。徐珂《清稗類鈔》中估計喬家共有資產四五百萬兩事實上喬家的各類動產、不動產加起來應該有數千萬兩之巨大約相當於現代的近百億資產這在當時的生產力展水平和經濟條件下是一個難以置信的天文數字。
渠家：
渠家祖先以行走於長治、祁縣之間的“貨郎挑”起家到清朝乾嘉年間展成為晉中八大富戶之一。渠家開設的長源川、長裕川兩大茶莊從兩湖采辦紅茶販銷於西北各地及蒙古、俄國他們還開設有“三晉源”、“百川通”票號。徐珂《清稗類鈔》中估計渠家共有資產三四百萬兩事實上遠遠不止此數傳說僅“旺財主”渠源湞的一個銀窯內就藏有白銀三百萬兩。
獲得“五個一工程獎”的電視連續劇《昌晉源票號》即是根據渠家的故事改編片中反映了三晉源票號的經營以及渠源湞、渠本翹父子在思想、觀念上的激烈衝突。渠源湞是一個傑出的商業天才但性格古怪他的曾孫渠川因此將這部小說定名為《金魔》。與父親終生未能化解矛盾的渠本翹堅持了自己的選擇走科舉之路步入仕途成為著名的愛國商人、教育家。
渠家從渠氏第十七代源字輩進入鼎盛渠家十七世有著名的三大財主：田喜財主、旺財主、金財主。他們在祁縣古城東半城建有十幾個大院千餘間房屋占地三萬多平方米人稱“渠半城”。
曹家：
曹家先祖原居太原晉祠明洪武年間遷至太穀。曹家的興盛始於明末闖關東的曹三喜到道光、鹹豐年間達到鼎盛64o餘座鋪麵遍布大江南北雇員37ooo餘人資產高達12oo萬兩白銀。從商業業績而言曹氏家族在晉商豪門中是較為突出的一家生意一直做到了俄羅斯、日本、朝鮮。曹家的興盛曆經二三百年而長盛不衰二十世紀初的亂世由於國家銀行排擠、俄國革命、辛亥革命、蒙古革命、日寇侵華以及子孫吸毒的影響才走向衰落。
曹家雖然偏居鄉間但生活極為奢侈糜費常領全省風氣之先。早在192o年曹家就購買了一輛美製汽車而當時連山西督軍閻錫山都不曾有此待遇。不久曹家又購買了電機安裝了電燈電話均為全省家。曹家老夫人“喜婆兒”出殯時耗銀十萬兩動用64人抬棺。目前仍保存於曹家大院內的“百壽大屏風”、“金火車頭鍾”等珍品可以讓遊客感受到曹家過去的豪奢那座金火車頭鍾據說是慈禧太後抵押西行借款之物。
為保護家眷及財產安全曹家多年來一直聘用當地形意拳高手做為保鏢此後又組建了護院武裝在光緒年間人數多達五百到了民國初年曹家仍有家兵三百武器精良並配有統一服裝聘請軍官教練每逢三、六、九日還要進城與官軍一起操練。
日寇侵占太穀後曹氏家族逃亡日寇動用兩輛卡車用四十餘天時間將曹家珍寶財產掠奪一空部分彩繪上的金粉也被刮走。
王家：
靜升王氏為太原王氏後裔元代皇慶年間曆經兩次遷移之後定居靜升至今已近七百年。靜升王氏以耕作和磨製黑豆豆腐開始由農及商由商到官終於在清代中葉展成為富甲一方、聲名顯赫、人丁逾千的靈石四大家族之一。
王家傳至第十四世王謙受、王謙和兄弟時清廷因征討吳三桂叛亂急需軍馬已經開始從事牲畜販賣的王家兄弟獻上24匹良馬此舉不僅使他們得到了康熙皇帝?
??褒揚同時受命為清軍籌集軍馬糧草獲得可觀的經濟回報。王謙受還參加過康熙皇帝的千叟宴禦賜龍頭拐杖一把。王謙受後來以2ooo兩白銀為兒子王夢簡捐了一個五品官王家由此邁出由商而官的第一步。此後王家通過正途科考、異途捐保和祖德蔭襲三種方式先後有52人被典封官職。
靜升王家和許多大家族一樣曆經艱苦創業和鼎盛輝煌之後也逃脫不了興衰起落的必然規律。王家的衰敗始於道光年間部分王家後人染上鴉片癮之後淪落為偷兒、乞丐。王家先被出賣的是紅門堡內的部分宅院異姓主人遷入之後堡門門匾上的“合堡同宗”四字也不得不改為“合堡同德”。此後高家崖以964兩紋銀易主孝義祠以2ooo吊銅錢賤賣。抗戰爆後王家碩果僅存、資財依舊雄厚的王飲讓一支匆匆將各地資產變賣後舉家南遷。自此這個輝煌一時的名門望族曆經6oo餘年的創業與興盛之後終於煙消雲散僅僅成為一方土地上的曆史話題。
常家：
常氏祖先在明代由太穀遷居車輞以牧羊為生八世祖常威身背褡褳遠赴張家口走上了經商的道路。先祖的牧羊鞭、常威的褡褳後來供奉於常氏宗祠內與常萬達的名言“視有若無視盈若虛”一起被常家子孫尊崇了二百年。常威之子常萬（王已）、常萬達學有所成之後成為父親的得力助手兄弟兩先後創立了“十大德”、“十大玉”2o個商號開辟了由福建武夷山至俄羅斯的數萬裏國際貿易通道“茶葉之路”成為屈一指的晉商“外貿世家”。常氏家族鼎盛之際擁有員工千餘人駱駝上萬峰獨占中俄茶葉貿易的四成在乾隆年間是當之無愧的全國第一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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