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會兒說他正常，一會兒說他不正常，到底正常不正常啊？”蕭朗被淩漠說暈了。
“精神正常、心理不正常。”淩漠說，“精神和心理是兩碼事，心理不正常導致的犯罪，是有意識的、主動的，是應該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的。”
“通過這些資料，可以判斷杜舍是在一兩年前就有準備地偽裝成一個精神病人嗎？”蕭望說。
“證據效力確實弱了一點，但是這份精神病鑑定也不夠完善。”淩漠說，“很多疑點沒有排除，就做出限製刑事責任能力的結論，有失公允。”
“你看，你看，剛還說我不講法治，你現在也不講法治。”蕭朗說，“你說，一個非法採集來的‘證據’怎麽能和有法律效力的‘精神病學鑑定’比啊？”
“確實，鑑定意見是法定的證據類型，而董樂搜集、整理的這些都不能算。”淩漠說，“但是，即便是法定的證據類型，它也畢竟隻是‘意見’，而不是‘結論’。對於‘意見’，一旦受到質疑，就應該爭取做到‘釋疑’，這是執法人員應該做的。如果沒有做到，那才是不講法治。就拿這一份精神病學鑑定來說，杜舍作案可以為母‘報仇’，這就是有明確的社會功利性，這本就是最大的疑點。我說過，精神病人作案的最大特徵應該是沒有社會功利性，而有社會功利性的作案就不應該認為是精神病人作案。李玫瑾教授也曾說過，我們的刑法裏，‘司法精神病學鑑定’應該改為‘刑事責任能力鑑定’，因為司法鑑定的關鍵不在於這個人是不是有病，而是他是否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現在我們的司法精神病學鑑定就存在很大的問題，鑑定人一般都是‘有鑑定資質’的精神科醫生，鑑定的手段一般就是麵晤。他們可能更關注於‘病’，而不去考慮社會功利性。如果有人精心偽裝，完全是有可能逃脫法網的。還有，當鑑定人麵對資料的矛盾之時，比如麵晤的結果是還比較正常，但是送檢的資料顯示他有病，很多鑑定人甚至會選擇用‘限製刑事責任能力’的折中方法來下達意見。這就無法體現法律的公正了。”
“那你也隻是質疑啊，你也沒有依據證明杜舍是完全刑事責任能力。”蕭朗道。
“是，我的意思是說，對於影響判決的關鍵證據，是必須反覆論證的。”淩漠說，“然而這個案子並沒有。有些檢察官和法官認為，自己要對案件負責，所以能不殺就不殺，即便錯了，也不至於牽涉人命，責任就沒有那麽大。但是，他們沒有想到的是，不充分論證的後果，不僅僅是正義沒有得到伸張，反而刺激有危險心結的人犯了更多的案子，連累了更多無辜的群眾。”
“所以唐老師也和你是一樣的意見嗎？”蕭望看著淩漠的眼睛，問道。
淩漠的眼神黯淡了下去，他說：“我在跟著老師學習的時候，總是聽他強調精神病學鑑定、心理分析的一些理論。現在想起來，才知道老師之所以強調我剛才說的那些，可能都是源於此案。”
“哦，這第三個文件夾裏，都是案件卷宗呢。”程子墨打開了第三個名為“file”的文件夾，說，“有杜舍他媽殺人的案件卷宗，還有董樂殺人的案件卷宗。”
“葉鳳媛故意殺人案，我們之前已經聽姥爺詳細地說過了，所以我們還是來看看董樂故意殺人案的卷宗吧。”淩漠說。
隨著一張張卷宗頁翻拍照片呈現在大屏幕上，董樂故意殺人案的具體情節、調查經過和審判結果逐漸清晰了起來。
1994年8月，杜舍因故意殺人罪，但因限製刑事責任能力而被南安市中級人民法院減輕判處無期徒刑，並強製精神病治療。當時因為南安市監獄關於強製精神病治療的條件有限，省司法廳決定協調押解杜舍赴東北的金寧監獄進行服刑並強製治療。
畢竟此案涉及守夜者組織，在公安部的協調之下，省司法廳將此次押解任務以機密件的形式抄送給守夜者組織一份。當然，這種級別的機密件，也僅僅在守夜者組織高層——傅元曼和蕭聞天之間可以傳閱。
雖然僅僅押送一名犯人轉移，不足以興師動眾，但是傅元曼還是有些放心不下。所以，在傅元曼的爭取下，蕭聞天和朱力山作為守夜者組織的派員，協助司法部門完成此次押送任務。
因為路途遙遠，為防不測，司法部門決定選用三名精幹力量，乘坐飛機押解杜舍。確實，飛機上不著天、下不著地，應該是最安全的押解方式了。為了防止引起恐慌，或者給杜舍製造混亂逃脫的機會，本次押運屬秘密押解。
雖然此次行動全程保密，又有五名押解人員，整個押解過程也就幾個小時，看起來並不會有太大的問題。但是，事實證明，最終還是出現了問題，而且是大問題。
押解行動開始是很順利的。雖然在當時飛機安檢不如現在這麽嚴格，但是想帶什麽危險物品上飛機還是很難的，而且是高空飛行，所以在整個飛行過程中應該不會出現什麽問題。下了飛機，就有司法係統的接應人員。可是，偏偏在這飛行的兩個小時中卻出現了問題。
當時，為了進一步保證安全，選擇的是一班晚班飛機。晚班飛機乘客人少，隻有一百人不到。飛機滑行、起飛、進入預定航道，一切都是那麽順利和自然。一直繃緊了神經的蕭聞天在此刻，算是徹底放鬆下來了。畢竟是晚上，飛行一個多小時後，他在身邊的朱力山的鼾聲中也感受到了困意，意識開始模糊了起來。
“精神正常、心理不正常。”淩漠說，“精神和心理是兩碼事，心理不正常導致的犯罪，是有意識的、主動的，是應該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的。”
“通過這些資料，可以判斷杜舍是在一兩年前就有準備地偽裝成一個精神病人嗎？”蕭望說。
“證據效力確實弱了一點，但是這份精神病鑑定也不夠完善。”淩漠說，“很多疑點沒有排除，就做出限製刑事責任能力的結論，有失公允。”
“你看，你看，剛還說我不講法治，你現在也不講法治。”蕭朗說，“你說，一個非法採集來的‘證據’怎麽能和有法律效力的‘精神病學鑑定’比啊？”
“確實，鑑定意見是法定的證據類型，而董樂搜集、整理的這些都不能算。”淩漠說，“但是，即便是法定的證據類型，它也畢竟隻是‘意見’，而不是‘結論’。對於‘意見’，一旦受到質疑，就應該爭取做到‘釋疑’，這是執法人員應該做的。如果沒有做到，那才是不講法治。就拿這一份精神病學鑑定來說，杜舍作案可以為母‘報仇’，這就是有明確的社會功利性，這本就是最大的疑點。我說過，精神病人作案的最大特徵應該是沒有社會功利性，而有社會功利性的作案就不應該認為是精神病人作案。李玫瑾教授也曾說過，我們的刑法裏，‘司法精神病學鑑定’應該改為‘刑事責任能力鑑定’，因為司法鑑定的關鍵不在於這個人是不是有病，而是他是否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現在我們的司法精神病學鑑定就存在很大的問題，鑑定人一般都是‘有鑑定資質’的精神科醫生，鑑定的手段一般就是麵晤。他們可能更關注於‘病’，而不去考慮社會功利性。如果有人精心偽裝，完全是有可能逃脫法網的。還有，當鑑定人麵對資料的矛盾之時，比如麵晤的結果是還比較正常，但是送檢的資料顯示他有病，很多鑑定人甚至會選擇用‘限製刑事責任能力’的折中方法來下達意見。這就無法體現法律的公正了。”
“那你也隻是質疑啊，你也沒有依據證明杜舍是完全刑事責任能力。”蕭朗道。
“是，我的意思是說，對於影響判決的關鍵證據，是必須反覆論證的。”淩漠說，“然而這個案子並沒有。有些檢察官和法官認為，自己要對案件負責，所以能不殺就不殺，即便錯了，也不至於牽涉人命，責任就沒有那麽大。但是，他們沒有想到的是，不充分論證的後果，不僅僅是正義沒有得到伸張，反而刺激有危險心結的人犯了更多的案子，連累了更多無辜的群眾。”
“所以唐老師也和你是一樣的意見嗎？”蕭望看著淩漠的眼睛，問道。
淩漠的眼神黯淡了下去，他說：“我在跟著老師學習的時候，總是聽他強調精神病學鑑定、心理分析的一些理論。現在想起來，才知道老師之所以強調我剛才說的那些，可能都是源於此案。”
“哦，這第三個文件夾裏，都是案件卷宗呢。”程子墨打開了第三個名為“file”的文件夾，說，“有杜舍他媽殺人的案件卷宗，還有董樂殺人的案件卷宗。”
“葉鳳媛故意殺人案，我們之前已經聽姥爺詳細地說過了，所以我們還是來看看董樂故意殺人案的卷宗吧。”淩漠說。
隨著一張張卷宗頁翻拍照片呈現在大屏幕上，董樂故意殺人案的具體情節、調查經過和審判結果逐漸清晰了起來。
1994年8月，杜舍因故意殺人罪，但因限製刑事責任能力而被南安市中級人民法院減輕判處無期徒刑，並強製精神病治療。當時因為南安市監獄關於強製精神病治療的條件有限，省司法廳決定協調押解杜舍赴東北的金寧監獄進行服刑並強製治療。
畢竟此案涉及守夜者組織，在公安部的協調之下，省司法廳將此次押解任務以機密件的形式抄送給守夜者組織一份。當然，這種級別的機密件，也僅僅在守夜者組織高層——傅元曼和蕭聞天之間可以傳閱。
雖然僅僅押送一名犯人轉移，不足以興師動眾，但是傅元曼還是有些放心不下。所以，在傅元曼的爭取下，蕭聞天和朱力山作為守夜者組織的派員，協助司法部門完成此次押送任務。
因為路途遙遠，為防不測，司法部門決定選用三名精幹力量，乘坐飛機押解杜舍。確實，飛機上不著天、下不著地，應該是最安全的押解方式了。為了防止引起恐慌，或者給杜舍製造混亂逃脫的機會，本次押運屬秘密押解。
雖然此次行動全程保密，又有五名押解人員，整個押解過程也就幾個小時，看起來並不會有太大的問題。但是，事實證明，最終還是出現了問題，而且是大問題。
押解行動開始是很順利的。雖然在當時飛機安檢不如現在這麽嚴格，但是想帶什麽危險物品上飛機還是很難的，而且是高空飛行，所以在整個飛行過程中應該不會出現什麽問題。下了飛機，就有司法係統的接應人員。可是，偏偏在這飛行的兩個小時中卻出現了問題。
當時，為了進一步保證安全，選擇的是一班晚班飛機。晚班飛機乘客人少，隻有一百人不到。飛機滑行、起飛、進入預定航道，一切都是那麽順利和自然。一直繃緊了神經的蕭聞天在此刻，算是徹底放鬆下來了。畢竟是晚上，飛行一個多小時後，他在身邊的朱力山的鼾聲中也感受到了困意，意識開始模糊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