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5章 陝商
大明，盛世從太子監國開始 作者：物語000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偌大的客廳中，前來賀壽的鹽商和鹽官們醜態百出，連太監馬安自己懷裏也抱著一個美女，上下其手……
揚州最大的鹽商之一，陝西鹽商張家家主想到即將上繳巨額商稅，他輕輕推開身邊歌女，對馬安拱手說道：
“幹爹，商稅已經正式開始收了，我們一年要損失數十萬兩白銀，您能不能讓征收商稅官員手下留情，到時我們絕不會讓您老人家吃虧……”
馬安愛財，但他並不傻，神武皇帝為了征收商稅斬殺數萬士紳和富商，那時他嚴令鹽商不得參加抗議騷亂，鹽商才因此逃過一劫。
現在讓他出頭繼續偷稅，馬安是絕對不會做的。
他已經吃的足夠多了，一旦被神武皇帝發現，到此錢財兩款不說，小命都難保。
馬安聞言，頓時眼睛一瞪罵道：
“住口，你是要銀子還是要命，難道忘記神武皇帝大開殺戒了嗎？你們已經吃的太飽了，應該看清如今形勢。
從今以後，你們所有人必須足額繳稅，不然等待你們的肯定是神武皇帝的屠刀，甚至還會和你們算總賬，到時所有人都難逃一劫。
咱家今日醜話說到前麵，若有人貪心不足繼續偷稅，一旦被錦衣衛查到，你們就自生自滅，決不能連累咱家。
不然咱家將聯合所有利益相關者，斷其家族生路。甚至不排除滅其三族的可能，都記住了嗎？”
馬安一席話，頓時讓鹽商們開始瑟瑟發抖，他們有錢不錯，可老太監權勢滔天，想要滅他們鹽商家族，完全沒有難道。
讓鹽商老實繳稅，其實不是老太監突然良心發現，而是他擔心鹽商偷稅會連累到自己。
馬安府上銀子兩輩子都花不完，老太監想安穩生活，他不想繼續冒險了……
眾人急忙起身上前施禮：
“大人放心，小人一定老實繳稅，不會連累您老人家！”
馬安陰冷目光再次掃過眾人，緩緩說道：
“記住，都給咱家老實點，千萬不要節外生枝，咱家累了，你們都回去吧！”
平日高高在上的鹽商們見揚州守備太監不爽，他們一句話都不敢多說，紛紛躬身施禮準備離去。
鹽商是有錢，但揚州鎮守太監更厲害，可以說在揚州能呼風喚雨，連兩淮鹽運使和巡鹽禦史都敢得罪大太監……
徽商們都狠狠瞪兩眼陝西鹽商，特別是剛才亂說話的那位巨富，他們發誓一旦這貨遇到什麽困難，絕對會落井下石搞死此人。
此時鹽商基本上以陝商和徽商為主，當然也有少數一些晉商。
本來晉商在揚州的勢力也不小，至少比起步較晚的徽商厲害。
可是神武皇帝打掉八大晉商後，讓晉商勢力已經在揚州失去地位，反而被徽商取代……
那時朱慈烺還未控製南方，也知道兩淮鹽業水很深，並未讓皇家集團介入食鹽行業。
其實在明清兩代，陝西可謂中國商業巨頭，他們集中起來的財富遠超八大皇商所在的晉商和徽商。
隻是晉商和徽商與建奴政權走的比較近，所以後來很多人隻知道晉商和徽商，而對陝商反而不太熟悉。
不是作者水文，既然寫到這裏了，就想介紹一下，根據跟讀情況，這一章也就賺幾塊錢而已，作者打字一個小時……
明朝中前期，陝西商幫崛起於涇渭之濱，興盛於廣陵故地，號稱全國各大商幫中成名最早、資格最老者。
然而“其興也勃，其亡也忽”。
明中葉以後，晉商和徽商大舉湧至揚州經營鹽業，至清朝初年，力壓西商，形成壟斷。
以至於後來一般人提及揚州鹽商曆史，大都“隻知有徽，不知山陝”了，當年秦晉聯手大戰徽幫的往事，更幾近湮沒無聞。
明太祖朱元璋率義軍推翻元朝後，敗走漠北的蒙古殘餘勢力，仍對中原虎視眈眈，伺機反撲，西北一帶少數民族離心傾向也不斷增長。
新興的明帝國，不得不把三分之二的財政收入，花在西北邊防建設上。
沿長城設九個邊鎮以拱衛關中，保護京師，其中固原、寧夏、延綏、甘肅四鎮便在陝西境內。
後又設三邊總督駐節固原，統率軍隊20餘萬，戰馬10餘萬匹。
負責東起延綏皇甫川、西至嘉峪關、西南至洮岷，綿延數千裏的邊防區。
但邊地苦寒，人煙稀少，數量龐大的邊防軍，每年耗糧以萬千石計，需布數十萬匹。
如此多軍需物資，自內地調運費時費力，民多怨言，政府財政也不堪重負。
明洪武三年，朱元璋采納謀臣建議，實施“食鹽開中”新政，將實施千年之久的政府食鹽專賣製度網開一麵。
允許民間商人向邊關輸送糧食，換取食鹽經銷的許可證，鹽引。
大約30斤糧食可換一份鹽引，而且是當時質量最好、最能賺錢的淮鹽引。
朝廷國退民進，讓利於民，淮鹽價貴，商多趨之，邊防軍需難題一舉解決。
而坐享地利的陝西商人，得益最多，自此冒起。
陝西八百裏秦川，沃野千裏，自古為中國糧食主產區。
如明永樂年間，陝西官倉存糧近1100萬石，足夠支付駐防官軍俸糧三年。
萬曆年間，全國260個府中，按稅糧多寡排名，西安府僅次於號稱糧倉的鬆江府，位列第四。
如此看來，輸糧換鹽引的食鹽開中法，等於是為陝西商人量身定做的傾斜政策。
一時間，關中產糧區的農民們，紛紛掀起了進城經商、賣糧販鹽的熱潮。
相比之下，山西曆來缺糧，山西商人要享受“食鹽開中”政策，隻有推著獨輪車到山東買糧，再販運邊關，買糧換引大費周折。
而徽州遠離邊塞，山高路遠，徽州商人更無力參與其中。
這也是明朝初年陝商比晉商、徽商起步較早的重要原因。
自此，留在西北邊塞種糧食，已失去經濟上的意義。
陝西商人和山西商人一起，紛紛來到運河沿岸的兩淮食鹽轉運樞紐揚州，成為專業鹽商。
據記載，當年會集揚州的陝西商人不下500人。
聲顯赫者有“三原之梁，涇陽之張、郭，西安之申，潼關之張，兼籍故土，實皆居揚”。
這標誌著一個衝出潼關、走向全國的陝西商幫開始成型。
正是在揚州，他們與蓄勢已久、雄心勃勃的徽州鹽商狹路相逢了。
在明代，作為鹽商的陝西商人，實力曾淩駕於山西商人之上，其老家是三原縣、涇陽縣、綏德州等地。
聚集揚州的陝西鹽商，出於保護自身共同利益的需要，出資修建了陝西會館。
後來為了對付徽商的競爭，又與山西鹽商合資共建山陝會館。
那時候，山陝商人實力仍然強橫，徽商不時要從他們手中購買鹽引。
山陝會館，獨自建在靠近運河的大東門東關老街。
而徽州及湖南、江西、嶺南等商幫會館，紮堆於新興市場小東門一帶，反映出商幫勢力興起先後的曆史軌跡。
常住揚州的陝西商人不僅經營淮鹽，還將業務擴展到典當、布匹、皮貨、煙酒等行業。
但既占地利、又得人和的徽商異軍突起，咄咄逼人，且因其“左儒右賈”的傳統。
他們文化水平普遍較高，動輒喜歡發起訴訟，與山陝商人屢屢發生商業衝突。
明朝末年揚州有名的商籍之爭，實際上正是山陝商人與徽商之間，在商場積怨的一次大爆發。
在鹽商雲集的淮安、揚州二府，山陝商人因是外省入戶定居而獲朝廷特批擁有“商籍”。
其子弟可入讀淮揚二府的學校，每年還有7個不用回原籍參加科舉考試的名額。
而徽商的家鄉徽州與淮揚同屬南直隸省，按規定，其子弟不得在當地上學。
明崇禎五年，經徽商聯名上書，巡查兩淮鹽政的官員上書，請求凡鹽商子弟均可就地入學，獲得皇帝批準。
但這無形中損害了原有學籍的山陝商人的利益，引起大家鼓噪。
恰好時任揚州知府又是山西人，支持同鄉的抗議，此政策遂緩行。
到了崇禎十六年（1643年），徽商舊事重提，“西人複大喧嘩，爭訟不已”，終於又不了了之。
直到建奴麻子年間，經徽商多方運作，建奴才特許在揚州商籍下增加7個名額，讓徽商子弟就地參加科舉考試。
“商籍之爭”，曆經明清兩朝，前後達數十年之久，西商先勝後敗，徽商終償所願。
其實也折射出在此期間，陝、晉、徽三大商幫在揚州實力對比的盛衰變化。
崇禎十七年3月，李自成率大順軍攻入北京，逼得安徽鳳陽人崇禎皇帝朱由檢上吊自殺。
但鎮守遼東的明將吳三桂旋即引清兵入山海關，擊敗大順軍。
這次改朝換代的戰爭，給揚州帶來了滅頂之災。
第二年5月，多爾袞率軍南下圍揚州城，明將史可法堅守城池達半月之久，殺傷清軍甚眾。
城破後，史可法被俘就義，多爾袞為報複大開殺戒，造成“揚州十日”慘劇，民眾死80萬。
揚州城中西商、徽商及各地商人亦難幸免，有明一代兩淮鹽業興盛帶來的商業繁華，毀於一旦。
入清以後，建奴亦思恢複經濟民生，以穩固統治，而鹽稅數額巨大，兩淮鹽業的複興自然是重中之重。
為躲避戰火退走的鹽商陸續再聚揚州，揚州鹽業達到又一高峰。
極盛之時，每年經揚州運銷的鹽達160多萬引，僅鹽課一項便占全國財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當時食鹽從海濱鹽場經揚州轉運到各省市場，價格可漲10倍以上。
據估算，乾隆三十七年，揚州鹽商每年賺銀1500萬兩以上，繳納鹽課600萬兩以上，占全國鹽稅六成左右。
這一年，中國的經濟總量為全世界的32%，而揚州鹽商提供的鹽稅就占了全世界經濟總量的8%。
不過，此時的揚州鹽業，已是徽商的天下。
曾經緊密合作的陝西商人與山西商人之間貌合神離，陝商在揚州迅速衰落，隻剩下大約十幾家鹽商，不能稱幫，難成氣候。
從陝商自身情況看，遷居揚州成為專業鹽商後，他們雖憑長期積累的財力一度壓製後起的徽商。
可畢竟遠離故土，西北內陸與比鄰江南的淮揚，民風商俗差異太大，很難真正融入當地，而近水樓台的徽商卻不存在這個障礙。
陝西鹽商受挫於徽幫，無奈退出揚州鹽業市場，卻並未從此消沉。
同樣飽受明末戰亂蹂躪的四川，給了他們另起爐灶的機會。
明末張獻忠大西軍入川，與建奴激戰三年，戰火所及，生靈塗炭，川中人口大減。
清初大量陝西人南下墾荒，形式“秦人填四川”的移民潮。
頭戴皮瓜帽，身披錢搭子的陝西商人，也相繼入川創業。
陝商最初在四川創辦錢莊、典當行和商號以積累資本，時人記述稱“川省正經字號皆屬陝幫”。
陝商以“借地入股”方式介入川中井鹽生產，“川省井鹽投資秦人占十之七八”。
一舉成為左右自貢鹽場的大型鹽商資本集團，聞名後世的自貢鹽業，可以說是陝商一手促成的。
此時的陝商不光經營鹽業，足跡也不限於四川一地。
他們意識到銀錢業是最賺錢的生意，把錢莊、當鋪開遍了四川、甘肅大地。
且組織嚴密，辦事認真，又實行低息經營策略，讓利以吸引地方上眾多公私客戶。
加上這些省區民風儉樸，“十當九贖，不願當死”，陝西錢商遂聚攏了巨額財富，一度掌握著四川及蘭州、西寧等地的金融命脈。
如成都一地，就有陝西三原、涇陽兩縣人開的當鋪48家。
清代蘭州七家最大的錢莊中，有四家是西安、三原老字號在當地開的分店，後來錢莊衍化成金店，幾乎清一色由陝西商人控製。
至於茶葉、布業、皮貨、藥材、水煙、木業等等，都是陝商涉足的大宗行業。
尤其是西南、西北市場，明清兩代，幾乎都是陝商或山陝商人的天下。
同樣失意於揚州的山西商人，幾乎就此完全退出了鹽業。
由於山西接近京師，在滿清統一全國過程中，山西商人又以財力資助，頗得新朝廷歡心。
順治初年，清政府將山西旅居蒙古富商範永鬥召為內務府皇商。
並他賜田產於張家口，委托其往來關內外，負責為皇家采購皮貨等物資。
晉商得到朝廷額外恩寵，後來轉營票號，涉足金融，上演了另一段商業傳奇故事。
而立足長江三角洲的徽商，則獨領江南經濟風騷，勢力之大，一時無人能及。
19世紀中葉，曾經勢同水火、後來各據一方的陝商與徽商，幾乎同時遭到兵災浩劫，自此走向衰落。
長達十四年的太平天國戰爭，主要在長三角一帶展開。
太平軍與清軍反複拉鋸，戰況慘烈，徽幫中人命且不保，何談經商？
他們紛紛拋棄產業，撤回徽州老家躲避戰亂，商業元氣難免大傷。
同治六年，陝甘發生大規模回民起義，陝西商人最為集中的渭北各縣如三原、涇陽等，遭受重創，各家富室大戶，幾乎徹底被掃蕩。
隨後，左宗棠等率百萬清兵入陝征剿十餘年，派糧征餉、捐資助剿，讓陝商數百年積累的巨量財富，旦夕之間，消耗殆盡。
加上顧念鄉土的在外陝商紛紛變賣產業，攜資回來重建家園，各地陝商經營業務停頓。
輝煌數百年的一代雄商，竟然從此一蹶不振，以至於漸為世人所遺忘。
揚州最大的鹽商之一，陝西鹽商張家家主想到即將上繳巨額商稅，他輕輕推開身邊歌女，對馬安拱手說道：
“幹爹，商稅已經正式開始收了，我們一年要損失數十萬兩白銀，您能不能讓征收商稅官員手下留情，到時我們絕不會讓您老人家吃虧……”
馬安愛財，但他並不傻，神武皇帝為了征收商稅斬殺數萬士紳和富商，那時他嚴令鹽商不得參加抗議騷亂，鹽商才因此逃過一劫。
現在讓他出頭繼續偷稅，馬安是絕對不會做的。
他已經吃的足夠多了，一旦被神武皇帝發現，到此錢財兩款不說，小命都難保。
馬安聞言，頓時眼睛一瞪罵道：
“住口，你是要銀子還是要命，難道忘記神武皇帝大開殺戒了嗎？你們已經吃的太飽了，應該看清如今形勢。
從今以後，你們所有人必須足額繳稅，不然等待你們的肯定是神武皇帝的屠刀，甚至還會和你們算總賬，到時所有人都難逃一劫。
咱家今日醜話說到前麵，若有人貪心不足繼續偷稅，一旦被錦衣衛查到，你們就自生自滅，決不能連累咱家。
不然咱家將聯合所有利益相關者，斷其家族生路。甚至不排除滅其三族的可能，都記住了嗎？”
馬安一席話，頓時讓鹽商們開始瑟瑟發抖，他們有錢不錯，可老太監權勢滔天，想要滅他們鹽商家族，完全沒有難道。
讓鹽商老實繳稅，其實不是老太監突然良心發現，而是他擔心鹽商偷稅會連累到自己。
馬安府上銀子兩輩子都花不完，老太監想安穩生活，他不想繼續冒險了……
眾人急忙起身上前施禮：
“大人放心，小人一定老實繳稅，不會連累您老人家！”
馬安陰冷目光再次掃過眾人，緩緩說道：
“記住，都給咱家老實點，千萬不要節外生枝，咱家累了，你們都回去吧！”
平日高高在上的鹽商們見揚州守備太監不爽，他們一句話都不敢多說，紛紛躬身施禮準備離去。
鹽商是有錢，但揚州鎮守太監更厲害，可以說在揚州能呼風喚雨，連兩淮鹽運使和巡鹽禦史都敢得罪大太監……
徽商們都狠狠瞪兩眼陝西鹽商，特別是剛才亂說話的那位巨富，他們發誓一旦這貨遇到什麽困難，絕對會落井下石搞死此人。
此時鹽商基本上以陝商和徽商為主，當然也有少數一些晉商。
本來晉商在揚州的勢力也不小，至少比起步較晚的徽商厲害。
可是神武皇帝打掉八大晉商後，讓晉商勢力已經在揚州失去地位，反而被徽商取代……
那時朱慈烺還未控製南方，也知道兩淮鹽業水很深，並未讓皇家集團介入食鹽行業。
其實在明清兩代，陝西可謂中國商業巨頭，他們集中起來的財富遠超八大皇商所在的晉商和徽商。
隻是晉商和徽商與建奴政權走的比較近，所以後來很多人隻知道晉商和徽商，而對陝商反而不太熟悉。
不是作者水文，既然寫到這裏了，就想介紹一下，根據跟讀情況，這一章也就賺幾塊錢而已，作者打字一個小時……
明朝中前期，陝西商幫崛起於涇渭之濱，興盛於廣陵故地，號稱全國各大商幫中成名最早、資格最老者。
然而“其興也勃，其亡也忽”。
明中葉以後，晉商和徽商大舉湧至揚州經營鹽業，至清朝初年，力壓西商，形成壟斷。
以至於後來一般人提及揚州鹽商曆史，大都“隻知有徽，不知山陝”了，當年秦晉聯手大戰徽幫的往事，更幾近湮沒無聞。
明太祖朱元璋率義軍推翻元朝後，敗走漠北的蒙古殘餘勢力，仍對中原虎視眈眈，伺機反撲，西北一帶少數民族離心傾向也不斷增長。
新興的明帝國，不得不把三分之二的財政收入，花在西北邊防建設上。
沿長城設九個邊鎮以拱衛關中，保護京師，其中固原、寧夏、延綏、甘肅四鎮便在陝西境內。
後又設三邊總督駐節固原，統率軍隊20餘萬，戰馬10餘萬匹。
負責東起延綏皇甫川、西至嘉峪關、西南至洮岷，綿延數千裏的邊防區。
但邊地苦寒，人煙稀少，數量龐大的邊防軍，每年耗糧以萬千石計，需布數十萬匹。
如此多軍需物資，自內地調運費時費力，民多怨言，政府財政也不堪重負。
明洪武三年，朱元璋采納謀臣建議，實施“食鹽開中”新政，將實施千年之久的政府食鹽專賣製度網開一麵。
允許民間商人向邊關輸送糧食，換取食鹽經銷的許可證，鹽引。
大約30斤糧食可換一份鹽引，而且是當時質量最好、最能賺錢的淮鹽引。
朝廷國退民進，讓利於民，淮鹽價貴，商多趨之，邊防軍需難題一舉解決。
而坐享地利的陝西商人，得益最多，自此冒起。
陝西八百裏秦川，沃野千裏，自古為中國糧食主產區。
如明永樂年間，陝西官倉存糧近1100萬石，足夠支付駐防官軍俸糧三年。
萬曆年間，全國260個府中，按稅糧多寡排名，西安府僅次於號稱糧倉的鬆江府，位列第四。
如此看來，輸糧換鹽引的食鹽開中法，等於是為陝西商人量身定做的傾斜政策。
一時間，關中產糧區的農民們，紛紛掀起了進城經商、賣糧販鹽的熱潮。
相比之下，山西曆來缺糧，山西商人要享受“食鹽開中”政策，隻有推著獨輪車到山東買糧，再販運邊關，買糧換引大費周折。
而徽州遠離邊塞，山高路遠，徽州商人更無力參與其中。
這也是明朝初年陝商比晉商、徽商起步較早的重要原因。
自此，留在西北邊塞種糧食，已失去經濟上的意義。
陝西商人和山西商人一起，紛紛來到運河沿岸的兩淮食鹽轉運樞紐揚州，成為專業鹽商。
據記載，當年會集揚州的陝西商人不下500人。
聲顯赫者有“三原之梁，涇陽之張、郭，西安之申，潼關之張，兼籍故土，實皆居揚”。
這標誌著一個衝出潼關、走向全國的陝西商幫開始成型。
正是在揚州，他們與蓄勢已久、雄心勃勃的徽州鹽商狹路相逢了。
在明代，作為鹽商的陝西商人，實力曾淩駕於山西商人之上，其老家是三原縣、涇陽縣、綏德州等地。
聚集揚州的陝西鹽商，出於保護自身共同利益的需要，出資修建了陝西會館。
後來為了對付徽商的競爭，又與山西鹽商合資共建山陝會館。
那時候，山陝商人實力仍然強橫，徽商不時要從他們手中購買鹽引。
山陝會館，獨自建在靠近運河的大東門東關老街。
而徽州及湖南、江西、嶺南等商幫會館，紮堆於新興市場小東門一帶，反映出商幫勢力興起先後的曆史軌跡。
常住揚州的陝西商人不僅經營淮鹽，還將業務擴展到典當、布匹、皮貨、煙酒等行業。
但既占地利、又得人和的徽商異軍突起，咄咄逼人，且因其“左儒右賈”的傳統。
他們文化水平普遍較高，動輒喜歡發起訴訟，與山陝商人屢屢發生商業衝突。
明朝末年揚州有名的商籍之爭，實際上正是山陝商人與徽商之間，在商場積怨的一次大爆發。
在鹽商雲集的淮安、揚州二府，山陝商人因是外省入戶定居而獲朝廷特批擁有“商籍”。
其子弟可入讀淮揚二府的學校，每年還有7個不用回原籍參加科舉考試的名額。
而徽商的家鄉徽州與淮揚同屬南直隸省，按規定，其子弟不得在當地上學。
明崇禎五年，經徽商聯名上書，巡查兩淮鹽政的官員上書，請求凡鹽商子弟均可就地入學，獲得皇帝批準。
但這無形中損害了原有學籍的山陝商人的利益，引起大家鼓噪。
恰好時任揚州知府又是山西人，支持同鄉的抗議，此政策遂緩行。
到了崇禎十六年（1643年），徽商舊事重提，“西人複大喧嘩，爭訟不已”，終於又不了了之。
直到建奴麻子年間，經徽商多方運作，建奴才特許在揚州商籍下增加7個名額，讓徽商子弟就地參加科舉考試。
“商籍之爭”，曆經明清兩朝，前後達數十年之久，西商先勝後敗，徽商終償所願。
其實也折射出在此期間，陝、晉、徽三大商幫在揚州實力對比的盛衰變化。
崇禎十七年3月，李自成率大順軍攻入北京，逼得安徽鳳陽人崇禎皇帝朱由檢上吊自殺。
但鎮守遼東的明將吳三桂旋即引清兵入山海關，擊敗大順軍。
這次改朝換代的戰爭，給揚州帶來了滅頂之災。
第二年5月，多爾袞率軍南下圍揚州城，明將史可法堅守城池達半月之久，殺傷清軍甚眾。
城破後，史可法被俘就義，多爾袞為報複大開殺戒，造成“揚州十日”慘劇，民眾死80萬。
揚州城中西商、徽商及各地商人亦難幸免，有明一代兩淮鹽業興盛帶來的商業繁華，毀於一旦。
入清以後，建奴亦思恢複經濟民生，以穩固統治，而鹽稅數額巨大，兩淮鹽業的複興自然是重中之重。
為躲避戰火退走的鹽商陸續再聚揚州，揚州鹽業達到又一高峰。
極盛之時，每年經揚州運銷的鹽達160多萬引，僅鹽課一項便占全國財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當時食鹽從海濱鹽場經揚州轉運到各省市場，價格可漲10倍以上。
據估算，乾隆三十七年，揚州鹽商每年賺銀1500萬兩以上，繳納鹽課600萬兩以上，占全國鹽稅六成左右。
這一年，中國的經濟總量為全世界的32%，而揚州鹽商提供的鹽稅就占了全世界經濟總量的8%。
不過，此時的揚州鹽業，已是徽商的天下。
曾經緊密合作的陝西商人與山西商人之間貌合神離，陝商在揚州迅速衰落，隻剩下大約十幾家鹽商，不能稱幫，難成氣候。
從陝商自身情況看，遷居揚州成為專業鹽商後，他們雖憑長期積累的財力一度壓製後起的徽商。
可畢竟遠離故土，西北內陸與比鄰江南的淮揚，民風商俗差異太大，很難真正融入當地，而近水樓台的徽商卻不存在這個障礙。
陝西鹽商受挫於徽幫，無奈退出揚州鹽業市場，卻並未從此消沉。
同樣飽受明末戰亂蹂躪的四川，給了他們另起爐灶的機會。
明末張獻忠大西軍入川，與建奴激戰三年，戰火所及，生靈塗炭，川中人口大減。
清初大量陝西人南下墾荒，形式“秦人填四川”的移民潮。
頭戴皮瓜帽，身披錢搭子的陝西商人，也相繼入川創業。
陝商最初在四川創辦錢莊、典當行和商號以積累資本，時人記述稱“川省正經字號皆屬陝幫”。
陝商以“借地入股”方式介入川中井鹽生產，“川省井鹽投資秦人占十之七八”。
一舉成為左右自貢鹽場的大型鹽商資本集團，聞名後世的自貢鹽業，可以說是陝商一手促成的。
此時的陝商不光經營鹽業，足跡也不限於四川一地。
他們意識到銀錢業是最賺錢的生意，把錢莊、當鋪開遍了四川、甘肅大地。
且組織嚴密，辦事認真，又實行低息經營策略，讓利以吸引地方上眾多公私客戶。
加上這些省區民風儉樸，“十當九贖，不願當死”，陝西錢商遂聚攏了巨額財富，一度掌握著四川及蘭州、西寧等地的金融命脈。
如成都一地，就有陝西三原、涇陽兩縣人開的當鋪48家。
清代蘭州七家最大的錢莊中，有四家是西安、三原老字號在當地開的分店，後來錢莊衍化成金店，幾乎清一色由陝西商人控製。
至於茶葉、布業、皮貨、藥材、水煙、木業等等，都是陝商涉足的大宗行業。
尤其是西南、西北市場，明清兩代，幾乎都是陝商或山陝商人的天下。
同樣失意於揚州的山西商人，幾乎就此完全退出了鹽業。
由於山西接近京師，在滿清統一全國過程中，山西商人又以財力資助，頗得新朝廷歡心。
順治初年，清政府將山西旅居蒙古富商範永鬥召為內務府皇商。
並他賜田產於張家口，委托其往來關內外，負責為皇家采購皮貨等物資。
晉商得到朝廷額外恩寵，後來轉營票號，涉足金融，上演了另一段商業傳奇故事。
而立足長江三角洲的徽商，則獨領江南經濟風騷，勢力之大，一時無人能及。
19世紀中葉，曾經勢同水火、後來各據一方的陝商與徽商，幾乎同時遭到兵災浩劫，自此走向衰落。
長達十四年的太平天國戰爭，主要在長三角一帶展開。
太平軍與清軍反複拉鋸，戰況慘烈，徽幫中人命且不保，何談經商？
他們紛紛拋棄產業，撤回徽州老家躲避戰亂，商業元氣難免大傷。
同治六年，陝甘發生大規模回民起義，陝西商人最為集中的渭北各縣如三原、涇陽等，遭受重創，各家富室大戶，幾乎徹底被掃蕩。
隨後，左宗棠等率百萬清兵入陝征剿十餘年，派糧征餉、捐資助剿，讓陝商數百年積累的巨量財富，旦夕之間，消耗殆盡。
加上顧念鄉土的在外陝商紛紛變賣產業，攜資回來重建家園，各地陝商經營業務停頓。
輝煌數百年的一代雄商，竟然從此一蹶不振，以至於漸為世人所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