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讓學員更多時間掌控飛機，以及臨近危險的飛行教學，讓跟隨孫義成升空學習的學員成長很快。加上孫義才每次滯空時間又長，往往其他教官在飛第二名學員了，孫義成還在和第一位學員在天上飛，無形中讓這些學員空感更多體驗更深刻。孫義成離開機場前，跟隨他升空的那四名學員，基本上能夠在飛機起飛和降落時親自駕駛了，單飛的時間指日可待。
時間轉眼就來到了一九三九年的十二月，嚴寒的冬季裏，山西發生了一件震驚全國的大事件----“晉西事變”。晉綏軍一部勾結日偽，進攻cpc軍隊和八路軍後方醫院，慘殺八路軍傷員和地方群眾一千多人。
第二戰區一位最高指揮官在一次軍事會議上說過： “生存就是一切，抗戰隻是手段”、“抗戰與和平是個政治問題，不能說主張抗戰就對，主張和平就不對。”為了自己投降妥協做準備，而要投降，山西境內的八路軍就是他最大的障礙。
“晉西事變”爆發不久，又發生了“隴東事件”,國民黨頑固派軍隊在隴東地區製造的反共摩擦事件，先後襲擊八路軍，捕殺共產黨員和抗日軍民。同時，國民黨集結大批軍隊於隴東及其件近地區，伺機對延安發動軍事進攻。
這就是川渝政府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為了應對國民黨政府可能對延安根據地的軍事進攻，一九三九年底，延安高層領導決定，加強延安地區的軍事力量，充實在延安的八路軍警備部隊。
根據這一部署，八路軍總部決定從華北地區的一二零、一二九師(一一五師主力已經東調山東了)部隊中抽調一部分部隊回到陝北，保衛中央領導的安全。
經過八路軍總部和兩個師的師領導商議，很快要西調的部隊就由師首長報到了總部。一二零師賀師長抽調的部隊是三五九旅，一支老革命部隊，而一二九師劉師長報上來的部隊番號，卻很讓總部領導們吃驚。
劉師長他們報上來的部隊竟然是冀南軍區第六軍分區的第十四團，一支戰鬥力強悍卻是新組建的部隊(和老紅軍組成的部隊相比較而言)，這讓總部領導很是差異。
要知道，負責警備延安，保衛中央領導的部隊，上級領導最看重的可不是部隊的戰鬥力，而是政治素質。
三五九旅作為一支老紅軍老革命出身的部隊，那是經受過各種考驗的，對黨無比忠誠的部隊，部隊裏麵普通的戰士，基本上都是經曆過兩萬五千裏長征的紅軍戰士。
反觀六分區的部隊，成立時間才不過三四年，在革命隊伍中絕對算得上是童子軍，是後起之秀。
一二九師領導給出的理由是，陝北我軍人數已經不少，唯獨缺乏一支真正能打仗的強軍部隊。六分區的部隊，雖然是新部隊，但戰鬥力強悍，且戰士們基本上也都是貧苦百姓的孩子，對黨和人民同樣無比忠誠，到了延安他們可以作為我軍的一把利刃，哪裏最需要他們就可以到哪裏去。
一二九師領導的另外一個意思就是，陝北八路軍雖然多，但沒有一支真正意義上能打的部隊，政治過硬，軍事同樣過硬才行。三五九旅可以作為政治過硬的代表，那十四團就是軍事過硬的第一，兩支部隊在一起可以相互呼應，更好完成保衛延安的工作。
總部領導認為劉師長他們的建議很有道理，於是就將要調動的部隊上報中央，沒想到延安很快就做出了回複，同意總部和下麵部隊的意見，一二零師第三五九旅和冀南軍區第十四團兩支部隊，不日出發，西調陝北。
師領導調六分區部隊去陝北，這個決定其實也是大出軍區宋司令意料的，孫義成更是沒有想到，最後再三確認，才明白師領導這是認真的。
孫義成心底下其實是不希望上級調自己部隊去延安的，一來他知道抗戰時期國軍也好，日本人也好，都是沒有進攻過陝北的，部隊去了那裏也是閑待著，浪費邊區政府的糧食。
二來他覺得自己的部隊政治覺悟和其他八路軍相比，還是要差一點，萬一出點什麽問題那影響可就太大了，但上級既然下了命令，那就得服從，就得執行。
和孫義成相比，詹政委才是對這個決定最高興的六分區領導。調六分區部隊去保衛延安，那意味著六分區部隊政治覺悟高，上級領導重視，也意味著他這個政委工作做的好，是領導從另一個方麵對他成績的肯定。
經過六分區幾位領導商議，最後在孫義成的提議下，決定派溫良才的十四團去執行這個任務。
派十四團去，孫義成也是想了又想之後的決定。
八個團裏，新一團和新二團這兩個團肯定是不能去的。剩下從十二團到十七團，十二團團長蔣金德，十三團團長王子海，這兩個人雖然已經從抗大分校學習回來了，兩人現在也入了黨，是共產黨員了，但他們之前是在國軍那邊服役的，根不正，所以不可能讓他們去。
十六、十七團的團長趙誌齊、李同海兩人資曆又太淺，最後隻能從十四、十五兩個團裏挑一個了。這兩個團的團長都是從八路軍老部隊調來的，真正的老紅軍，兩人的資曆擺在那裏，拉出去不會有人有意見。
最後經過孫義成提名，幾位領導表決後就讓溫良才的十四團去陝北執行這次任務。
這是一次政治意義大於軍事意義的任務，所以孫義成和詹政委兩人都要親自帶領部隊過去，不是重要不重要的，而是態度問題。
十二月二十六日，十四團一千六百餘名戰士離開磁武根據地，西進山西，沿孫義成他們去延安抗大學習時走的那條道路，前往延安。在十四團之前，石梁的特戰大隊已經早幾天出發，一是給大部隊探路清除障礙，二是孫義成說自己的部隊要去延安，怎麽也得給領導們帶一些禮物，特戰大隊就是“尋找”禮物的部隊。
時間轉眼就來到了一九三九年的十二月，嚴寒的冬季裏，山西發生了一件震驚全國的大事件----“晉西事變”。晉綏軍一部勾結日偽，進攻cpc軍隊和八路軍後方醫院，慘殺八路軍傷員和地方群眾一千多人。
第二戰區一位最高指揮官在一次軍事會議上說過： “生存就是一切，抗戰隻是手段”、“抗戰與和平是個政治問題，不能說主張抗戰就對，主張和平就不對。”為了自己投降妥協做準備，而要投降，山西境內的八路軍就是他最大的障礙。
“晉西事變”爆發不久，又發生了“隴東事件”,國民黨頑固派軍隊在隴東地區製造的反共摩擦事件，先後襲擊八路軍，捕殺共產黨員和抗日軍民。同時，國民黨集結大批軍隊於隴東及其件近地區，伺機對延安發動軍事進攻。
這就是川渝政府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為了應對國民黨政府可能對延安根據地的軍事進攻，一九三九年底，延安高層領導決定，加強延安地區的軍事力量，充實在延安的八路軍警備部隊。
根據這一部署，八路軍總部決定從華北地區的一二零、一二九師(一一五師主力已經東調山東了)部隊中抽調一部分部隊回到陝北，保衛中央領導的安全。
經過八路軍總部和兩個師的師領導商議，很快要西調的部隊就由師首長報到了總部。一二零師賀師長抽調的部隊是三五九旅，一支老革命部隊，而一二九師劉師長報上來的部隊番號，卻很讓總部領導們吃驚。
劉師長他們報上來的部隊竟然是冀南軍區第六軍分區的第十四團，一支戰鬥力強悍卻是新組建的部隊(和老紅軍組成的部隊相比較而言)，這讓總部領導很是差異。
要知道，負責警備延安，保衛中央領導的部隊，上級領導最看重的可不是部隊的戰鬥力，而是政治素質。
三五九旅作為一支老紅軍老革命出身的部隊，那是經受過各種考驗的，對黨無比忠誠的部隊，部隊裏麵普通的戰士，基本上都是經曆過兩萬五千裏長征的紅軍戰士。
反觀六分區的部隊，成立時間才不過三四年，在革命隊伍中絕對算得上是童子軍，是後起之秀。
一二九師領導給出的理由是，陝北我軍人數已經不少，唯獨缺乏一支真正能打仗的強軍部隊。六分區的部隊，雖然是新部隊，但戰鬥力強悍，且戰士們基本上也都是貧苦百姓的孩子，對黨和人民同樣無比忠誠，到了延安他們可以作為我軍的一把利刃，哪裏最需要他們就可以到哪裏去。
一二九師領導的另外一個意思就是，陝北八路軍雖然多，但沒有一支真正意義上能打的部隊，政治過硬，軍事同樣過硬才行。三五九旅可以作為政治過硬的代表，那十四團就是軍事過硬的第一，兩支部隊在一起可以相互呼應，更好完成保衛延安的工作。
總部領導認為劉師長他們的建議很有道理，於是就將要調動的部隊上報中央，沒想到延安很快就做出了回複，同意總部和下麵部隊的意見，一二零師第三五九旅和冀南軍區第十四團兩支部隊，不日出發，西調陝北。
師領導調六分區部隊去陝北，這個決定其實也是大出軍區宋司令意料的，孫義成更是沒有想到，最後再三確認，才明白師領導這是認真的。
孫義成心底下其實是不希望上級調自己部隊去延安的，一來他知道抗戰時期國軍也好，日本人也好，都是沒有進攻過陝北的，部隊去了那裏也是閑待著，浪費邊區政府的糧食。
二來他覺得自己的部隊政治覺悟和其他八路軍相比，還是要差一點，萬一出點什麽問題那影響可就太大了，但上級既然下了命令，那就得服從，就得執行。
和孫義成相比，詹政委才是對這個決定最高興的六分區領導。調六分區部隊去保衛延安，那意味著六分區部隊政治覺悟高，上級領導重視，也意味著他這個政委工作做的好，是領導從另一個方麵對他成績的肯定。
經過六分區幾位領導商議，最後在孫義成的提議下，決定派溫良才的十四團去執行這個任務。
派十四團去，孫義成也是想了又想之後的決定。
八個團裏，新一團和新二團這兩個團肯定是不能去的。剩下從十二團到十七團，十二團團長蔣金德，十三團團長王子海，這兩個人雖然已經從抗大分校學習回來了，兩人現在也入了黨，是共產黨員了，但他們之前是在國軍那邊服役的，根不正，所以不可能讓他們去。
十六、十七團的團長趙誌齊、李同海兩人資曆又太淺，最後隻能從十四、十五兩個團裏挑一個了。這兩個團的團長都是從八路軍老部隊調來的，真正的老紅軍，兩人的資曆擺在那裏，拉出去不會有人有意見。
最後經過孫義成提名，幾位領導表決後就讓溫良才的十四團去陝北執行這次任務。
這是一次政治意義大於軍事意義的任務，所以孫義成和詹政委兩人都要親自帶領部隊過去，不是重要不重要的，而是態度問題。
十二月二十六日，十四團一千六百餘名戰士離開磁武根據地，西進山西，沿孫義成他們去延安抗大學習時走的那條道路，前往延安。在十四團之前，石梁的特戰大隊已經早幾天出發，一是給大部隊探路清除障礙，二是孫義成說自己的部隊要去延安，怎麽也得給領導們帶一些禮物，特戰大隊就是“尋找”禮物的部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