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物典型
自福斯特始，創造極具個性、富於魅力的性格，成為小說人物塑造的首要訴求。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典型，他們絕不是這種性格當中的“頭一個”，卻必然應和著某種時代文化心理，且從某種層麵上反應出“時代性格”。
作為本世紀異軍突起的一大新興文學派別，南派小說中的典型（或即將成為典型的）人物自也必然成為新一代青年人性格、心理與文化訴求的映射。在此，本文予以《盜墓筆記》中典型人物為例，對此作出初步闡述。
1、不變的追尋者——吳邪
吳邪是《盜墓筆記》係列的主人公，連接《藏海花》、《沙海》、《十年》、《極海聽雷》等故事的線索人物，盜墓世家老九門中三門吳家第三代獨子，在父輩無形關照下與地下生意完全間隔，大學畢業後繼承家中在杭州西泠印社旁的古董鋪吳山居。這種清閑平淡的小市民日子在2003年的冬末被打破，金萬堂帶來一份戰國帛書拓本，吳邪在三叔吳三省樓下與張起靈擦身而過，從此一步步被迫踏入這個圈子的中心。
他所體現出的典型性格，首先是“變化”。
作為一個被驀然卷入事件中心的平凡人，他單純、他軟弱、他猶豫、他惜命、他敏感、他善良、他有好奇心，這些最為尋常的特質使得他與盤根錯雜的地下圈子格格不入，顯得怪異可笑。隨著故事的發展，三叔失蹤，潘子身死，解雨臣被牽製，張起靈離開，他被徹徹底底地剝去所有保護，赤裸地暴露在覆滅九門兩代的勢力麵前。十年時間，他在掙紮中一步步成為他最不希望成為的那類人，他嘴賤、他陰鬱、他不畏死、他冷淡、他狠硬、他神經質，在他生命裏停留過又離開的所有人，全部幽靈般附著在他的性格之上，這個曾經溫潤如水的少年，以最決絕的態度開始了嚴密到可怕的反擊——這便是他的“變化”。
這是一種出於環境壓製而做出的“被迫改變”，所映射的是新世紀青年人普遍存在的生存狀況。他們的上一代或兩代大多帶有苦痛與創傷的記憶，因而在成長中他們被刻意與“苦難”隔絕，接受完整的教育，習慣眾星捧月。然而當上一代的保護者離開，孑然一人突入社會，才能發現所謂人生的麵目與十餘年來所被教授的截然不同，它醜惡、它可怖、它驚險卻也精彩。在這種急劇變化的環境中，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開始改變，他們自吳邪身上看出的，是一種“無可奈何”，吳邪的性格在表層趨向於兩個極端，借由第一人稱的代入，他們自身的辛酸苦楚被重新咀嚼並放大。
然而這種“不得已”的變化，是青年人產生共情的緣由，卻並非他們喜愛這個人物的緣由。在吳邪身上，真的難得可貴的絕非“變化”，而是“不變”的部分。前者使他作為一個平凡人被接受，後者使他成為特征化的“這一個”而被記得。
他變得現實了、成熟了，但“在所有可以成為他人生拐點的地方，他都保持了自己的良知，即使他最後帶著一張窮凶極惡的麵具，他的內心還是吳邪。他可以有很多的小奸小惡，可以有很多的小道德問題，但在他麵臨最大的抉擇的時候，他永遠還是那個希望所有人都好的吳邪。[20]”
將自我代入人物的新一代青年人由此尋找到了慰藉。他們並不畏懼外界的打磨，他們需要的，是有人來告訴他們，你的本心沒有改變，在你前進時，變化的不是自己，而是旁人的眼光。
“吳邪，是一個很難形容的人。如果一定要說，我想說：他其實，就是一個普通人。但這並不代表他不偉大，正因為是普通人，所經曆的這一切，才讓人那麽佩服。[21]”吳邪這個人物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為他映射出新世紀青年人最普遍的性格，且如他們所希冀的憑借自身對本心的堅守，在理性中留存了絕對的善念。
新世紀青年人的靈肉裏流淌著水一樣的時代性格，溫潤如玉、幹淨無邪，但在嚴酷的寒冬裏，最沒有形態的水，也會變成堅固的冰。[22]
吳邪的另一個關鍵詞是“追尋”。
《盜墓筆記》係列是一個以吳邪為中心的關於“追尋”的故事，《謎海歸巢》以前，所追尋者為吳三省，《陰山古樓》直至最後，其所尋者為張起靈。與這一代的大多數年輕人一樣，他們的成長都是由對上一代的追尋與探究開始的。隨著這種探究的深入，他們逐漸發覺父輩並非無所不能，他們有自身的“情非得已”與“力不從心”，甚至是陰暗與缺陷，於是，在終於達成諒解之後，他們的目光大多落在同輩的佼佼者身上。
雖然吳邪所謂“追尋”，更多落於字麵的意義，即更加趨近於尋找，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十年之後的他，身上的確帶有三叔與張起靈的影子，這種“追尋”便也確實涵括了抽象的意義。
吳邪的成長，是從“追尋”到“淡化追尋”再到成為他人追尋者的過程。從二十餘歲的“小三爺”，到四十不惑的“吳老板”，這個角色同時承載著青年人自身與他們父輩的被追隨者的特質，也因此成為新一代所推崇的人物典型。
2、永恒的守護者——張起靈
如果說吳邪成為典型人物是因為“真實”：所有人都能找到自己與他的契合點，那麽張起靈便是因其“理想”：你絕不是這樣的人，窮盡一生你也找不到這樣的人。
他是帕克洛特羅斯，是死而不僵的張家分崩離析後被強行推上神壇承擔一切的犧牲品，他甘願承擔一切卻遙遙不見後繼之人；他是薛西弗斯，他經曆了漫長的歲月，生命的全部意義就是承擔他“守護終極”的責任，這個責任與山腳的巨石同樣荒誕而可笑，他一次次失敗，一次次重新來過，直至遍體鱗傷，“他生命中有過很多重要的人，但沒一個能重要過他的宿命[23]”；他是天授唱詩人，因張家遺傳的“失魂症”而時常失去記憶，然而作為族長的責任、需要承擔的宿命，卻恍若魔咒，無法忘卻，起靈不是他的名字，而是一個職位：撤出靈位，扶棺入葬，他沒有屬於自己的過去與未來。
張起靈這個人物，更加趨近於一種神話原型，他擁有超人的體能、超人的壽命、超人的意誌，在《盜墓筆記》係列的最後獨自背負一切進入雪山腹地，與古希臘傳統悲劇英雄如出一轍。故而我見，張起靈這個人物之所以在這一代人中享有如此聲名，首先便是因為青年人對“崇高”與“英雄人物”與生俱來的趨向性。
但文學作品中從來不乏英雄。英雄可以引發同情與崇敬，卻不足以成為典型。使張起靈成為張起靈，而並非《盜墓筆記》中的“薛西弗斯”的，是他的神性對人性的回歸。
從張起靈的角度來說，《盜墓筆記》亦是一個“追尋”的故事。從追尋記憶與宿命，到追尋存在的意義，他從一個自我犧牲的神佛，向人間回落，開始思忖個人的價值；與此同時，也從“他人即地獄[24]”的桎梏中解脫出來，開始生澀地建立與他人的聯係，至此，他所守護的不再是一個虛妄的“終極”，而是自我，是身側活生生的“他們”。
站在故事最後的他，仍舊淡然、靜默，但他已並非不會欣喜、不會悲痛，在這個理想型的人物身上，青年們尋找到了情感上的切合點，於是憐惜與敬佩匯融為熱愛，使“張起靈”由一個職位變為一個特指，終於具有了他自身的意義。
南派小說重視對人物的全方位塑造，南派作家不是作品世界的“創造者”而是“複述者”，“隻要先建立一個場景，比如說大雨，把這些人物放到這個情景中去，他們會走到各自的位子上，做他們應該做的事情[25]”。畢竟，促使南派三叔提筆寫下第一個字的，就是大仲馬那場獻於一個火槍手的慟哭啊。
一個時代，固然需要以思想“道夫先路”、在形式上除舊布新的文學，但為人物而笑、為人物而哭、為人物而進行的創作，又如何不是一種赤誠的“文道”呢？
自福斯特始，創造極具個性、富於魅力的性格，成為小說人物塑造的首要訴求。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典型，他們絕不是這種性格當中的“頭一個”，卻必然應和著某種時代文化心理，且從某種層麵上反應出“時代性格”。
作為本世紀異軍突起的一大新興文學派別，南派小說中的典型（或即將成為典型的）人物自也必然成為新一代青年人性格、心理與文化訴求的映射。在此，本文予以《盜墓筆記》中典型人物為例，對此作出初步闡述。
1、不變的追尋者——吳邪
吳邪是《盜墓筆記》係列的主人公，連接《藏海花》、《沙海》、《十年》、《極海聽雷》等故事的線索人物，盜墓世家老九門中三門吳家第三代獨子，在父輩無形關照下與地下生意完全間隔，大學畢業後繼承家中在杭州西泠印社旁的古董鋪吳山居。這種清閑平淡的小市民日子在2003年的冬末被打破，金萬堂帶來一份戰國帛書拓本，吳邪在三叔吳三省樓下與張起靈擦身而過，從此一步步被迫踏入這個圈子的中心。
他所體現出的典型性格，首先是“變化”。
作為一個被驀然卷入事件中心的平凡人，他單純、他軟弱、他猶豫、他惜命、他敏感、他善良、他有好奇心，這些最為尋常的特質使得他與盤根錯雜的地下圈子格格不入，顯得怪異可笑。隨著故事的發展，三叔失蹤，潘子身死，解雨臣被牽製，張起靈離開，他被徹徹底底地剝去所有保護，赤裸地暴露在覆滅九門兩代的勢力麵前。十年時間，他在掙紮中一步步成為他最不希望成為的那類人，他嘴賤、他陰鬱、他不畏死、他冷淡、他狠硬、他神經質，在他生命裏停留過又離開的所有人，全部幽靈般附著在他的性格之上，這個曾經溫潤如水的少年，以最決絕的態度開始了嚴密到可怕的反擊——這便是他的“變化”。
這是一種出於環境壓製而做出的“被迫改變”，所映射的是新世紀青年人普遍存在的生存狀況。他們的上一代或兩代大多帶有苦痛與創傷的記憶，因而在成長中他們被刻意與“苦難”隔絕，接受完整的教育，習慣眾星捧月。然而當上一代的保護者離開，孑然一人突入社會，才能發現所謂人生的麵目與十餘年來所被教授的截然不同，它醜惡、它可怖、它驚險卻也精彩。在這種急劇變化的環境中，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開始改變，他們自吳邪身上看出的，是一種“無可奈何”，吳邪的性格在表層趨向於兩個極端，借由第一人稱的代入，他們自身的辛酸苦楚被重新咀嚼並放大。
然而這種“不得已”的變化，是青年人產生共情的緣由，卻並非他們喜愛這個人物的緣由。在吳邪身上，真的難得可貴的絕非“變化”，而是“不變”的部分。前者使他作為一個平凡人被接受，後者使他成為特征化的“這一個”而被記得。
他變得現實了、成熟了，但“在所有可以成為他人生拐點的地方，他都保持了自己的良知，即使他最後帶著一張窮凶極惡的麵具，他的內心還是吳邪。他可以有很多的小奸小惡，可以有很多的小道德問題，但在他麵臨最大的抉擇的時候，他永遠還是那個希望所有人都好的吳邪。[20]”
將自我代入人物的新一代青年人由此尋找到了慰藉。他們並不畏懼外界的打磨，他們需要的，是有人來告訴他們，你的本心沒有改變，在你前進時，變化的不是自己，而是旁人的眼光。
“吳邪，是一個很難形容的人。如果一定要說，我想說：他其實，就是一個普通人。但這並不代表他不偉大，正因為是普通人，所經曆的這一切，才讓人那麽佩服。[21]”吳邪這個人物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為他映射出新世紀青年人最普遍的性格，且如他們所希冀的憑借自身對本心的堅守，在理性中留存了絕對的善念。
新世紀青年人的靈肉裏流淌著水一樣的時代性格，溫潤如玉、幹淨無邪，但在嚴酷的寒冬裏，最沒有形態的水，也會變成堅固的冰。[22]
吳邪的另一個關鍵詞是“追尋”。
《盜墓筆記》係列是一個以吳邪為中心的關於“追尋”的故事，《謎海歸巢》以前，所追尋者為吳三省，《陰山古樓》直至最後，其所尋者為張起靈。與這一代的大多數年輕人一樣，他們的成長都是由對上一代的追尋與探究開始的。隨著這種探究的深入，他們逐漸發覺父輩並非無所不能，他們有自身的“情非得已”與“力不從心”，甚至是陰暗與缺陷，於是，在終於達成諒解之後，他們的目光大多落在同輩的佼佼者身上。
雖然吳邪所謂“追尋”，更多落於字麵的意義，即更加趨近於尋找，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十年之後的他，身上的確帶有三叔與張起靈的影子，這種“追尋”便也確實涵括了抽象的意義。
吳邪的成長，是從“追尋”到“淡化追尋”再到成為他人追尋者的過程。從二十餘歲的“小三爺”，到四十不惑的“吳老板”，這個角色同時承載著青年人自身與他們父輩的被追隨者的特質，也因此成為新一代所推崇的人物典型。
2、永恒的守護者——張起靈
如果說吳邪成為典型人物是因為“真實”：所有人都能找到自己與他的契合點，那麽張起靈便是因其“理想”：你絕不是這樣的人，窮盡一生你也找不到這樣的人。
他是帕克洛特羅斯，是死而不僵的張家分崩離析後被強行推上神壇承擔一切的犧牲品，他甘願承擔一切卻遙遙不見後繼之人；他是薛西弗斯，他經曆了漫長的歲月，生命的全部意義就是承擔他“守護終極”的責任，這個責任與山腳的巨石同樣荒誕而可笑，他一次次失敗，一次次重新來過，直至遍體鱗傷，“他生命中有過很多重要的人，但沒一個能重要過他的宿命[23]”；他是天授唱詩人，因張家遺傳的“失魂症”而時常失去記憶，然而作為族長的責任、需要承擔的宿命，卻恍若魔咒，無法忘卻，起靈不是他的名字，而是一個職位：撤出靈位，扶棺入葬，他沒有屬於自己的過去與未來。
張起靈這個人物，更加趨近於一種神話原型，他擁有超人的體能、超人的壽命、超人的意誌，在《盜墓筆記》係列的最後獨自背負一切進入雪山腹地，與古希臘傳統悲劇英雄如出一轍。故而我見，張起靈這個人物之所以在這一代人中享有如此聲名，首先便是因為青年人對“崇高”與“英雄人物”與生俱來的趨向性。
但文學作品中從來不乏英雄。英雄可以引發同情與崇敬，卻不足以成為典型。使張起靈成為張起靈，而並非《盜墓筆記》中的“薛西弗斯”的，是他的神性對人性的回歸。
從張起靈的角度來說，《盜墓筆記》亦是一個“追尋”的故事。從追尋記憶與宿命，到追尋存在的意義，他從一個自我犧牲的神佛，向人間回落，開始思忖個人的價值；與此同時，也從“他人即地獄[24]”的桎梏中解脫出來，開始生澀地建立與他人的聯係，至此，他所守護的不再是一個虛妄的“終極”，而是自我，是身側活生生的“他們”。
站在故事最後的他，仍舊淡然、靜默，但他已並非不會欣喜、不會悲痛，在這個理想型的人物身上，青年們尋找到了情感上的切合點，於是憐惜與敬佩匯融為熱愛，使“張起靈”由一個職位變為一個特指，終於具有了他自身的意義。
南派小說重視對人物的全方位塑造，南派作家不是作品世界的“創造者”而是“複述者”，“隻要先建立一個場景，比如說大雨，把這些人物放到這個情景中去，他們會走到各自的位子上，做他們應該做的事情[25]”。畢竟，促使南派三叔提筆寫下第一個字的，就是大仲馬那場獻於一個火槍手的慟哭啊。
一個時代，固然需要以思想“道夫先路”、在形式上除舊布新的文學，但為人物而笑、為人物而哭、為人物而進行的創作，又如何不是一種赤誠的“文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