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知縣卻沒有侯俊铖那麽樂觀，眉間微微皺起，猶豫了一陣，還是出聲提醒道：“侯掌營，小官出自商戶之家，家裏兩代經商，工商之事，小官也算是知曉一二，工商看似得利豐厚，但那是建立在壟斷的基礎上，辦工興商風險很大，一有波折很容易血本無歸。”
“故而一般的小民若不是無地可種，是絕不會投入工商的行當，侯掌營想要大興工商，需要備好一大筆的錢糧準備投入，就像侯掌營之前所說的商號一般，商號的借貸抹平了農戶種田的成本，侯掌營想要大興工商，同樣需要抹平那些商販工坊的成本，還得做好很長一段時間虧本的準備，這筆錢不是小數目，農家的借貸與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侯俊铖點點頭表示同意，工廠設備不是地裏長的，有技術的工人也不是樹上結的，都需要一定的時間去積累，這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如果不是什麽人無我有的產業，在技術水平和產品質量超過別人以前，必然是長期虧本的。
商業則更為脆弱，這個時代沒有什麽財產保護、商業法規之類保護商販的律法規定，商場之上的競爭是極為激烈且無底線的，更別說有再多的錢，在暴力麵前也是不堪一擊的，官府缺錢了，上麵的權貴動不了，下麵的貧民刮不到油水，便時常朝著中間這些有錢無勢的商賈下手，勒捐雜稅無所不用其極。
故而如今這個時代的大商大賈要麽就是有權貴和朝廷背景的“官商”，要麽就是千方百計搭上官麵關係，替官員權貴充當白手套的工具。
在如今這個時代，買地收租、放高利貸、培養自家子弟考取功名，或者投資窮苦的讀書人才是最賺錢、最穩定的生意，即便是鄭芝龍那樣的海賊王，靠著海貿賺取暴利，每年進項過百萬，都選擇上岸買地、送兒子去國子監讀書。
現在的士人其實也差不多，顧炎武早年以擅於治財而聞名，他治財的手段便是每遊曆一處便考察當地的田土產出購置田地房屋，黃宗羲主張“工商皆本”，可黃家卻是餘姚一等一的豪紳地主。
說白了，經營工商無利可圖，而且收益還不穩定，若是沒有堅實的後盾全力支持，沒有前期的大量投入，百姓官紳寧願守著田土過日子。
“後盾問題不用考慮，經營就是後盾，至於前期的投入嘛……”侯俊铖輕聲念叨了幾句，抬頭問道：“邱知縣，你說咱們紅營自己鑄幣造錢如何？”
“難！”邱知縣毫不猶豫的說道：“中土自古以來便缺銀少銅，金銀銅料都自海外輸入，實際上就控製在江南那些豪族官紳手中，也就是控製在朝廷的手中，侯掌營的紅營如今還能以山賊為偽裝，可日後若是席卷吉安府，還能藏得住嗎？必然是要在朝廷那裏露底的，朝廷掐斷金銀銅料的輸入江西的商道，侯掌營拿什麽去鑄錢呢？可銀錢這些東西，一天都缺不得。”
侯俊铖點點頭表示同意，經濟封鎖是對付根據地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滿清或許做不到後世民國和日本人那樣的嚴密程度，但侯俊铖不敢抱有任何僥幸的心理，必然是要往最嚴重的情況去做打算的。
“當然，如今有了新的情況，那便是滇銅的開采量越來越大，大有超級海外輸銅的趨勢……”邱知縣到底是商戶家庭出身，對錢財上的事很是敏銳：“小官在江蘇讀書之時，市麵上流行的都是倭銅鑄的錢，等小官考取功名當了官，卻發現江西等地的銅錢大多已經是滇銅所鑄，可見滇銅的開采量已經超越了海外輸入的倭銅，成了鑄錢的主要材料。”
侯俊铖有些訝異，這邱知縣確實是個人才，讓侯俊铖都懷疑他是不是也是後世穿越而來的了。
兩宋之前鑄錢主要使用的贛銅，但贛銅在北宋年間就已經開采枯竭，之後的元明大多都是自海外輸入銅料鑄錢，到隆萬年間實物稅崩解，加之商品供應匱乏、豪紳貴胄兼並嚴重，越來越多的百姓淪為赤貧，導致金銀銅錢向著權貴豪紳手中集中，官府缺乏金銀、市麵上流通的金銀銅錢也越來越少，由此催生了一條鞭法。
自隆慶開關之後，明代海貿愈發繁榮，海外輸入的金銀銅錢能撐起一條鞭法，可到了萬曆中後期，作為海外銅料主要輸入地的日本統一，德川幕府開始閉關鎖國、禁止銅料和金銀出口，而歐洲又爆發三十年戰爭，西方殖民者將殖民地的金銀運回國內供應戰事，建立在金銀銅錢之上的財稅體係便驟然崩潰了。
明末的財稅危機就是因為缺銀少銅的緣故，但明代的君臣對世界和金融沒有係統性的了解，他們理解不了問題的根源，不清楚為何這白銀銅料如下雨一般一陣有一陣沒，隻以為是有奸臣奸商作怪，所以萬曆便到處派礦監，天啟崇禎則是年年的加派，反倒更加破壞了明朝的財稅體係和稅基。
但到了清代情況卻發生了變化，明末雲南爆發的奢安之亂、沙普之亂，然後是大西軍入滇、清軍入滇，將雲南的土司殺了個七七八八，暴力的完成了“改土歸流”，不僅徹底改變了雲南的人口結構，讓漢人成為雲南的主體民族，而且還讓原本掌握在土司手裏的銅礦握在了朝廷的手中。
自清初開始滇銅便逐步取代了倭銅，從明代年產量十五萬斤暴增至一千萬斤，讓清廷手裏有了足夠的貨幣供應，清廷也是在此基礎上才能完成明代一條鞭法沒有完成的後續改革，施行攤丁入畝的政策。
“如今的滇銅自然是掌握在吳三桂手中，以侯掌營和船山先生的關係，從雲南搞些滇銅來鑄錢並非難事……”邱知縣眯著雙眼，朝著湖南的方向看去：“可侯掌營，紅營和吳三桂之間難道就能永遠合作下去嗎？”
“故而一般的小民若不是無地可種，是絕不會投入工商的行當，侯掌營想要大興工商，需要備好一大筆的錢糧準備投入，就像侯掌營之前所說的商號一般，商號的借貸抹平了農戶種田的成本，侯掌營想要大興工商，同樣需要抹平那些商販工坊的成本，還得做好很長一段時間虧本的準備，這筆錢不是小數目，農家的借貸與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侯俊铖點點頭表示同意，工廠設備不是地裏長的，有技術的工人也不是樹上結的，都需要一定的時間去積累，這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如果不是什麽人無我有的產業，在技術水平和產品質量超過別人以前，必然是長期虧本的。
商業則更為脆弱，這個時代沒有什麽財產保護、商業法規之類保護商販的律法規定，商場之上的競爭是極為激烈且無底線的，更別說有再多的錢，在暴力麵前也是不堪一擊的，官府缺錢了，上麵的權貴動不了，下麵的貧民刮不到油水，便時常朝著中間這些有錢無勢的商賈下手，勒捐雜稅無所不用其極。
故而如今這個時代的大商大賈要麽就是有權貴和朝廷背景的“官商”，要麽就是千方百計搭上官麵關係，替官員權貴充當白手套的工具。
在如今這個時代，買地收租、放高利貸、培養自家子弟考取功名，或者投資窮苦的讀書人才是最賺錢、最穩定的生意，即便是鄭芝龍那樣的海賊王，靠著海貿賺取暴利，每年進項過百萬，都選擇上岸買地、送兒子去國子監讀書。
現在的士人其實也差不多，顧炎武早年以擅於治財而聞名，他治財的手段便是每遊曆一處便考察當地的田土產出購置田地房屋，黃宗羲主張“工商皆本”，可黃家卻是餘姚一等一的豪紳地主。
說白了，經營工商無利可圖，而且收益還不穩定，若是沒有堅實的後盾全力支持，沒有前期的大量投入，百姓官紳寧願守著田土過日子。
“後盾問題不用考慮，經營就是後盾，至於前期的投入嘛……”侯俊铖輕聲念叨了幾句，抬頭問道：“邱知縣，你說咱們紅營自己鑄幣造錢如何？”
“難！”邱知縣毫不猶豫的說道：“中土自古以來便缺銀少銅，金銀銅料都自海外輸入，實際上就控製在江南那些豪族官紳手中，也就是控製在朝廷的手中，侯掌營的紅營如今還能以山賊為偽裝，可日後若是席卷吉安府，還能藏得住嗎？必然是要在朝廷那裏露底的，朝廷掐斷金銀銅料的輸入江西的商道，侯掌營拿什麽去鑄錢呢？可銀錢這些東西，一天都缺不得。”
侯俊铖點點頭表示同意，經濟封鎖是對付根據地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滿清或許做不到後世民國和日本人那樣的嚴密程度，但侯俊铖不敢抱有任何僥幸的心理，必然是要往最嚴重的情況去做打算的。
“當然，如今有了新的情況，那便是滇銅的開采量越來越大，大有超級海外輸銅的趨勢……”邱知縣到底是商戶家庭出身，對錢財上的事很是敏銳：“小官在江蘇讀書之時，市麵上流行的都是倭銅鑄的錢，等小官考取功名當了官，卻發現江西等地的銅錢大多已經是滇銅所鑄，可見滇銅的開采量已經超越了海外輸入的倭銅，成了鑄錢的主要材料。”
侯俊铖有些訝異，這邱知縣確實是個人才，讓侯俊铖都懷疑他是不是也是後世穿越而來的了。
兩宋之前鑄錢主要使用的贛銅，但贛銅在北宋年間就已經開采枯竭，之後的元明大多都是自海外輸入銅料鑄錢，到隆萬年間實物稅崩解，加之商品供應匱乏、豪紳貴胄兼並嚴重，越來越多的百姓淪為赤貧，導致金銀銅錢向著權貴豪紳手中集中，官府缺乏金銀、市麵上流通的金銀銅錢也越來越少，由此催生了一條鞭法。
自隆慶開關之後，明代海貿愈發繁榮，海外輸入的金銀銅錢能撐起一條鞭法，可到了萬曆中後期，作為海外銅料主要輸入地的日本統一，德川幕府開始閉關鎖國、禁止銅料和金銀出口，而歐洲又爆發三十年戰爭，西方殖民者將殖民地的金銀運回國內供應戰事，建立在金銀銅錢之上的財稅體係便驟然崩潰了。
明末的財稅危機就是因為缺銀少銅的緣故，但明代的君臣對世界和金融沒有係統性的了解，他們理解不了問題的根源，不清楚為何這白銀銅料如下雨一般一陣有一陣沒，隻以為是有奸臣奸商作怪，所以萬曆便到處派礦監，天啟崇禎則是年年的加派，反倒更加破壞了明朝的財稅體係和稅基。
但到了清代情況卻發生了變化，明末雲南爆發的奢安之亂、沙普之亂，然後是大西軍入滇、清軍入滇，將雲南的土司殺了個七七八八，暴力的完成了“改土歸流”，不僅徹底改變了雲南的人口結構，讓漢人成為雲南的主體民族，而且還讓原本掌握在土司手裏的銅礦握在了朝廷的手中。
自清初開始滇銅便逐步取代了倭銅，從明代年產量十五萬斤暴增至一千萬斤，讓清廷手裏有了足夠的貨幣供應，清廷也是在此基礎上才能完成明代一條鞭法沒有完成的後續改革，施行攤丁入畝的政策。
“如今的滇銅自然是掌握在吳三桂手中，以侯掌營和船山先生的關係，從雲南搞些滇銅來鑄錢並非難事……”邱知縣眯著雙眼，朝著湖南的方向看去：“可侯掌營，紅營和吳三桂之間難道就能永遠合作下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