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的意義呀,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該怎麽說呢?


    這種感覺說不出來


    我沒有亂說真的就是說不出來。


    相傳,上古伏羲時,黃河流經今河南孟津縣一帶,有龍馬浮出水麵,伏羲根據其背上“河圖”,演成八卦,後來成為《周易》的起源。


    另有傳說,大禹治水時,洛水之畔有神龜背馱“洛書”而出,大禹以此定九章之法,劃天下為九州。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這些古老的傳說見載於先秦文獻《尚書》《周易》中。盡管河圖洛書的故事帶有抽象化和神秘化的特征,但說明先民將河洛作為中華文化的源頭之一。


    河洛地區,以洛陽盆地為中心,位於黃河及其支流洛河(古稱洛水)交匯之處。西周初年營建洛邑時,周公說:“此天下之中也。”


    ▲河南省地形圖。


    01


    考古發現,“中國”一詞,最早是指河洛地區,即成周洛邑一帶。


    1965年,一件出土於陝西寶雞的西周早期青銅尊流落民間,被當地的廢品回收站收購。博物館工作人員偶然間發現了它,趕緊將其收回。後來,有位青銅器專家在清理上麵的鏽斑時,發現了尊內的12行銘文,因其中有“何尊”字樣,便稱之為“何尊”。


    何尊銘文穿越了三千年時空,講述西周初年的河洛往事,其大意是說:


    周成王在位時,在河洛營建成周都邑,對其父武王進行祭祀。周成王在京宮大室對宗族小子“何”進行訓誥,講到何的的先父曾追隨周文王,而周文王受上天之命統治萬民,周武王滅商後,又在河洛地區告祭於天,以此地作為天下的中心。何一家因功受賞,作尊紀念,以示榮耀。


    何尊銘文中有一句:“餘其宅茲中國,自之乂民。”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中國”一詞在文物上留下的最早痕跡。


    周人以河洛為“天下之中”的普遍認識,並非出於主觀臆斷。


    當年武王伐紂、統一河洛之後,為如何統治商的故地而憂慮得夜不能寐。於是,為了宣告自己對“中國”的統治,周武王派宗室周公、召公前往洛水、伊水之畔勘察地形,營建成周洛邑,作為周朝新都,並把象征王權的九鼎遷到洛邑。


    周公來到河洛,在嵩山附近的陽城(今登封市告成鎮)設置了一座測影台,立圭表,測日影,才得出結論:河洛是當時的“天下之中”。


    到了東周時期,河洛地區成為周王室東遷的庇護所,周王室在成周西麵三十餘裏處建了一座東周王城。


    古人發現,夏商周三代定都於河洛,《史記》有句話,“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而今人經過考古發掘,發現在西起澗河、東至偃師的洛水之濱,長僅幾十公裏的距離內,排列著五大都城遺址,包括二裏頭(夏王城)遺址、偃師商城遺址、東周王城遺址、漢魏洛陽城遺址與隋唐洛陽城遺址,號稱“五都薈洛”。


    ▲五都薈洛示意圖。


    從地理形勢來看,河洛地區以古都洛陽為中心,西起華山,東至滎陽,北依太行山南麓,南達秦嶺東段支脈外方山南麓的汝、潁流域。


    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在這片土地上傳承,閱盡世間滄桑,數千年來人才輩出。


    漫長的歲月中,“中國”的概念從河洛向周邊緩緩延伸,綿延到滔滔江海、戈壁荒原,直到成為東方泱泱大國的名稱。


    ▲天子駕六馬坑,發掘於洛陽周王城廣場。“天子駕六”,為古代禮製的一種,指天子出行用六匹馬拉的馬車。


    02


    春秋戰國時期,周天子名存實亡,周王室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政治上的分崩離析卻孕育了百家爭鳴的文化發展,河洛地區成為諸多思想家活躍的舞台。


    道家的老子,前半生為周王室作守藏史,在洛邑掌藏國家圖籍。


    有一次,孔子從齊魯遠道而來,向老子學習周禮。


    老子對孔子說:“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這幾句話的意思是告訴孔子,君子要審時度勢才能成功,否則就會勞累而行,就像老道的商人深藏不露,而心懷大德的君子,也大智若愚。


    他希望孔子“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誌”,因為這些“皆無益於子之身”。


    孔子帶著弟子們回去後,在半路上說:“天上的鳥,我知道它能飛;水中的魚,我知道它能遊;地上的野獸,我知道它能奔跑。至於龍我就無從得知了,據說龍乘風雲即可上天,我今天見到老子,他就像龍一樣啊!”


    孔子見老子,兩位偉大的思想家惺惺相惜,儒道兩家的思想也相互交融。後來,老子棄官而去,騎青牛出函穀關,留下五千餘字《道德經》,從此飄然歸隱。


    戰國時期,韓國公子韓非成為法家學派的集大成者。韓非早年求學於儒家的荀子,平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


    韓非著有《韓非子》,集法家法術勢三者於一身,其政治理想是建立一個統一的君主集權國家,以“法”作為治國的根本。他的著作流傳到秦國後,得到了秦王嬴政的關注。


    當時,秦軍東出,首當其衝的就是占據河洛地區的韓國。韓非見韓國日漸衰敗,幾度諫言韓王,呈上富國強兵之法,但得不到韓國重用。


    秦王嬴政讀過韓非的書後欽佩不已,對大臣李斯說:“嗟乎,吾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李斯是韓非的老同學,十分忌憚韓非的才能。


    後來,韓非從河洛入秦,雖然得以覲見秦王,卻遭到李斯等人讒言陷害,下獄而死。韓非雖死,他的法家思想卻流傳下來,影響此後曆代王朝的統治者。


    先秦時期,是河洛文化的形成時期。這一時期的河洛地區,從擁有人類文明社會形成的三大標誌——城池、青銅器和文字,到王朝崛起,定鼎中國,再到諸侯林立,百家爭鳴,成為中國先秦曆史的典型代表區域。


    03


    秦人東進吞並河洛之後,在此地設三川、河內、河東等郡。始皇帝嬴政一統天下,修建馳道,這條“東窮燕齊”的高速公路從河洛地區穿過,滎陽附近的黃河岸邊修建起了當時黃河上規模最大的轉運倉——敖倉,將關東地區的糧食源源不斷地運往關中。


    西漢建立之後,河洛作為“天下之中”,政治地位迅速上升。漢高祖劉邦平定天下後,本來定都於洛陽,後來聽從婁敬與張良的建議,才確定了定都關中長安的大計。


    漢代文學家揚雄對這段曆史有過評述:“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挽,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


    齊人婁敬是最早勸說劉邦遷都關中的人,他因為此功被賜姓改名劉敬。


    婁敬當時對劉邦說,關中之地被山帶河,有四塞之固,即便出現危急情況,也有百萬之眾可以備戰,又有肥沃富裕的土地,當真是“天府之國”啊!如果大漢進入關中建都,擁有秦國的故地,就是“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


    劉邦的老部下多是關東人,仍勸劉邦建都洛陽:“洛陽東有成皋,西有崤澠,背靠黃河,朝向伊、洛二水,足以支撐其險要。”


    但謀士張良進言道:“洛陽雖然也有險固,但地方狹小,不過數百裏,容易四麵受敵,且土地不肥沃,此非用武之地。關中左有崤函,右有隴蜀,沃野千裏,南部連接富饒的巴蜀,北方毗鄰胡人的牧場,可阻擋三方來犯之敵,獨以一麵牽製東方的諸侯。天下平定後,關中可以利用黃河和渭水的水道來輸送糧食,供應京師。這就是所謂‘金城千裏,天府之國’。婁敬說得對啊!”


    史書記載,劉邦聽完張良的話後,當天就從洛陽移駕長安。


    曆史上不少能人智士認為,河洛的戰略地位不如關中。


    ▲西漢時期司隸部。


    實際上,河洛也有號稱“天下治亂之候”的地理位置,其四麵環山,西有崤山、中條山,南有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東有淇山、嵩山等多座高山;北麵是黃河,黃河南岸的邙山成為天然屏障,正好使洛陽免於黃河水患的侵擾。


    總體上看,洛陽地勢西高東低,境內山川丘陵交錯,地勢複雜多樣。


    山河拱戴之下,河洛地區作為古代的交通樞紐,控製著南北向的晉楚孔道與東西向的豫西走廊,構成一個十字架狀的水陸交通大動脈。


    針對河洛的地利,宋人李格非說:“挾崤澠之險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先受兵……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洛陽名園記》)


    西漢以前,周武王伐紂克殷、秦始皇統一六國,以及楚漢戰爭,都有控製河洛的戰略目標。得中原者,往往可得天下。


    在劉邦遷都關中二百年後,東漢的建立者漢光武帝劉秀再度將漢室江山托付於河洛。東漢以洛陽為都,將政治中心轉移到了河洛,開創了光武中興、明章之冶的盛世,但到東漢中後期,陷入外戚與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的亂局。


    ▲洛陽白馬寺。


    漢代的河洛地區在一場血與火的災禍中走向落幕。


    東漢初平元年(190年),占據洛陽的軍閥董卓脅迫漢獻帝遷都長安。


    入主洛陽時,董卓廢帝改立,獨攬大權,他的士兵入室劫掠,殘害百姓,董卓本人還奸汙公主,暴虐群臣,京城內外人人自危。董卓不懂經濟,卻非要當“懂王”,毀壞漢朝使用已久的五銖錢,收取洛陽及長安的銅器鑄成更小的錢,導致物價飛漲。


    遷都之時,董卓的軍隊又對洛陽進行了徹底的破壞,“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饑餓寇掠,積屍盈路。卓自屯留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裏內無複孑遺。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已下塚墓,收其珍寶”。


    董卓死後,長安發生動亂,漢獻帝在部分大臣的護送下返回洛陽,隻見洛陽城滿目蒼夷,宮室被燒毀殆盡,百官隻能在荊棘之間艱難求食,有的被活活餓死,有的被亂軍所殺。


    天下之中的河洛,既要承載王朝興盛時的榮光,也要忍受王朝沒落時的苦痛。


    三國時期,曹魏建都洛陽,河洛一帶免於戰亂,得到恢複發展,洛陽、河內、河東、弘農等郡縣,都是曹魏屯田的重要地區。


    然而,曹魏的政權最終被河洛地區門閥勢力的代表司馬氏篡奪。西晉初年,晉朝的達官貴族生活荒淫、競相奢侈,司馬家族的宗室內部勾心鬥角、互相攻伐,最終釀成了八王之亂與永嘉之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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