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小夥子發出一聲嘲笑。撅起的嘴唇把黑痣頂得快跑進鼻孔裏去了:“我們的上輩人沒養成說實話的習慣,下筆更得打折扣。《天安門詩抄》裏有幾首詩是名詩人寫的?甭說文學,中國將來的事都指不上他們!”他抓起酒瓶,把自己和旁邊幾個人的杯子都斟滿。


    “劉海,“你說話留點分寸,別動不動叫駕‘上輩人’,我爸爸在這裏呢!” 簡鬆用他成人般的粗嗓音嗚嚕嗚嚕的說。


    唇上有痣的劉海抬手使勁拍一下自己的腦袋說:“小的該死,觸犯伯父,罰酒一杯!”說著把剛斟滿的一杯酒倒入腹中。


    白髮紅顏的簡山川笑嗬嗬聽著這些年輕人直率、大膽、純真又狂妄的談論,神情不免時露驚愕,時顯惶惑。老年人的天職之一似乎是訓戒年輕人。但他們剛剛從十年囚禁中解脫出來,腦袋麻木不靈,生活的急轉彎弄得他們更是頭暈目眩。轉折時期總是屬於年輕人的。當青年人帶著活脫脫的朝氣和所向披靡的勇氣衝擊生活、衝擊傳統、衝擊多年來被視為不可逾越的老化了的經驗時。老年人不免瞠目結舌,好象騎在一匹豪放不羈的馬背上,一時真有點駕馭不住了。


    劉海給酒精刺激得有些衝動難禁,他大聲說:


    “簡老伯,我可向來是尊敬您的。但中國將來要有希望,思想上必需平等。如果總是年紀大的當教師,年輕人隻能豎著耳朵聽,隻準點頭,不準搖頭。國家隻能走向衰老。過去中國是個老年人的國家,今後應當成為年輕人的國家。”


    簡梅叫著:“去你的,我聽爸爸的。”她伸出胳膊摟著簡山川瘦削的肩膀。


    “我們也要相信自己。”一個青年鄭重其事地說:“我們是在生活的旋渦裏滾著長大的,對生活的理解並不比老年人淺薄。”


    “如果每個人都不相信自己,最後都成了沒有能動性的‘螺絲釘’了。”另一個女青年說。


    簡梅聽了這話,眸子閃閃發光:


    “我同意你們的看法。我剛才是誠心氣劉海,不叫這傢夥太狂。我認為,人就是人,不能有腦袋而沒頭腦,創造生活不但需要雙手,更需要有創造性的頭腦。”


    劉海端起酒來說:


    “簡梅,別看你氣我,我一直是佩眼你的!在你這幾句話裏,我看到了中國的希望。”


    “她曾經就是一個希望。”我說。


    簡梅知道我指什麽而言,她瞥向屋角,那裏的鋼琴沒了,空蕩蕩隻有一片投進來的陽光和窗影。她的聲音變得深沉:“過去的希望沒了,希望在將來,來--” 她忽然使自己的聲調升高二度,好似提高自己的情緒,“為將來幹杯,為我們自己幹杯!幹杯!”


    為將來--多麽壯闊又空泛,為自己--多麽目信又自傲。簡梅卻高興極了。她已經喝得兩頰泛紅,仍然要大家舉起杯來一起盡興幹掉。她仿佛還很滿足自己此刻的位置--她是這間小屋和這幾個人的中心。


    幾個杯子叮叮噹噹碰在一起。好象幾顆熱烘烘的心碰在一起。心仿佛也斟滿酒,醉醺醺了。在酒意朦朧中,我感到,我們好象回到了一九五三年,一九四九年,一九一九年,那些真實、赤誠、獻身的年代。那時代的一切都是自發的,非人為的,因此充滿魅力;生活有希望,心中有信念,哪怕這信念中有幻想色彩,希望中有虛構成份。為它死,嘴角也含笑。即使你將來由於過失成為生活棄兒,錯怪它欺騙了你。但人的一生中,趕上這樣一次,也不枉來此一世呢!


    迷人的一九七九年嗬!一可能由於我喝了簡梅的祝福酒,不久就全家遷回北京,我在報社重新領到記者證。經過嚴峻的歲月,記者的社會責任感變得鄭重和分明,它使這記者證變得象鐵製的一般沉重。


    這期間,簡梅和簡鬆正努力從黑龍江調回北京。他們來找我研究。我在報社,報社是一個長著一張巨嘴和十萬個耳朵的大腦袋。消息靈通,聯繫麵廣,能夠幫助他們。我也願意幫助簡梅,是不是這樣就可以多接觸她?我模糊而幸福地感到,她對我有種好感;是好感還是一種信賴?她知道我是個音樂迷,幾次從簡山川那裏搞到來華演出的維也納、費城、波士頓等交響樂音樂會珍貴難得的入場券,並陪我去看。此後這姐弟倆的戶口都弄回北京來,連鋪蓋捲兒也從遙遠的地方運回來了,她家裏一切懸留的問題都已解決。十年劫難裏查抄去的東西和扣發的薪金一律發還。有如寒飆吹盡,這株幾乎斷絕的樹重新又蔥籠起來。生活把能發還的都發還了,無法還的則永遠欠著。比如欠她死掉的媽媽,欠她可能放出光華的音樂生涯,還欠她什麽?光陰?當然不僅僅是光陰。十年正常而良好的生活,會使她獲得多少寶貴的精神積累。但她現在還看不到,也不當做一回事。生活陡然的轉機帶給她的快樂暫時壓倒一切。可是當生活象潮水那樣平靜下去之後,她會茫然地將這一切尋找。有些也許還能找到,有些永遠給流逝的時光衝去……如何補償?她大概想也沒想。


    雖然她和弟弟都回到北京。他們沒有學歷,沒有特長,心氣很高,卻無所適從,找不到如意的工作,也不知什麽工作如意,她漸漸苦惱起來。我又成了她減除苦惱的幫手。但是,在別人唾液裏溶化掉的苦惱,轉瞬會在自己心裏重新凝聚而成。何況她的苦惱象濃煙一樣摸不清,趕不散,緊緊籠罩著她。


    起先,她對我勸慰的話點頭稱是,漸漸默不作聲,後來她拿話反駁我。心情愈冷漠,對世事議論起來就愈苛刻。我們便開始了一種新的談話方式:辯論。我心裏清楚,她把我當做對立麵,好發泄胸中鬱悶。有時我故意刺激她,為了使她在泄掉鬱氣之後可以痛快一些。鬥嘴使我們沒有忌諱地交換和交鋒思想,關係反而更接近了……


    簡鬆呢?簡鬆好象沒有這麽多苦惱。他整天玩玩樂樂。家裏富裕,沒有迫使他快去工作的壓力。他聽音樂、跳舞、郊遊、滑冰、遊泳,還養隻小狗。一幫朋友互相找來找去,比我這個上班工作的人還忙。他過得挺快活。


    有一次,簡鬆來報社找我。說同他一起插隊的一個青年寫篇小說,想通過我的介紹在報上發表。閑聊半天,最後竟落到一個使我十分難堪的話題上。這就是他來找我的真正目的?


    “你喜歡我的姐姐嗎?”他問得過於直截了當。


    我碰到真正的難題,真難回答。


    “我看得出你喜歡她。”他又補充一句,“她也喜歡你!”


    聽到後一句話,我的心跳了。我一張能言善辯的嘴巴忽然不靈了。這天的話全都叫這個平日裏不好言語的小夥子說了:


    “請你回答我,你是否能保證我姐姐的幸福?你必須回答我,因為我必須對她負責。前些年我能在黑龍江活下來,全靠著她。她太善良、太能幹、太會照顧人了。她必須找一個可靠的人一起生活,我才放心。哎,你怎麽不說話?”


    我仍舊沒答話。對一個人幸福的保證,是件份量太重的事,我不敢輕易作答。


    他卻不等我開口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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