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文龍還告訴孫綱，新的國家成立後，大清朝的“捐納”製度，一定得想辦法廢掉。(純手打文字站
這個“捐納”對孫綱來倒是不陌生，所謂“捐納”，其實就是花錢買官，即使在後世，這也不是什麽新鮮事。
花錢買官的“捐納”製度，在明朝就有，滿清王朝入關後沿襲晚明體製，準許漢人捐銀穀換取貢監功名或親屬封典。但向政府捐錢輸穀，便可買到中央政府郎官（正副司長）以下，地方政府道員（地級專員）以下的中低級文官實缺，當始於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平定三藩之亂”開始之際。當時稱作“暫行事例”。但因為戰爭規模不斷擴大，軍費猛增，黃河淮河決口導致南糧北運中斷，而旱澇地震造成的哀鴻遍野如果不采取措施及時救濟的話，災民一旦暴動，將無法收施，在財政困難的情況下，於是清廷開始“廣開捐納”。後來隻要每當政府需要“額外收入”時，就臨時求助於賣官鬻爵的辦法，而太平天國起義被鎮壓下去之後，這個臨時性的製度就演變成了一項長期措施。
這種“權錢交易”的“捐納”製度，曆來為有識之士所痛恨，但因為“現象”過於普遍，有清一代，根本沒有人能拿出解決辦法來。
從馬文龍的，孫綱這才知道，“捐納”製度可以是滿清帝國官僚體製的一大資源，到了晚清時期可是主要資源了。
至遲從康熙中葉起，因為滿洲八旗子弟已經成為了地地道道的“寄生族群”，所謂的“科舉取士”也難以製造維係滿清帝國體製所需的“能員幹吏”，因而清廷不得不從世職、科甲以外的“異途”汲取人才。而囿於傳統和“祖製”，清廷尋求異途人才，隻能乞靈於中世紀的“市場機製”。即“權錢交易”。而清朝地各位皇帝實行“捐納”，出和歸宿大都是為了緩解天災**導致的突性財政困難，並非是真的為了尋覓異途人才（或許雍正皇帝是個例外）。而直到晚清，民間學識兼備的人才士子，仍然多半鄙視捐班，不惜耗費生命追求正途出身。
清代的捐納，包括常捐即捐貢監、虛銜、加級、記錄和封典等，大捐即借口賑災、河工、軍需等開例的實官捐（據珍妃也參與過這種事），出資捐輸者主要是土豪富商或在職乃至已革官員。無不把捐資作為交換權力的條件。清代的捐班於是成為**官僚的同義語，即使正途出身而被迫輸銀補缺地官員，也無不痛詆捐納體製。
甚至於可以這麽，貫穿全清一代而漸成主流的捐納製度，到了乾隆晚期其實就已經成為滿清王朝的自殺機製孫綱明白馬文龍的意思，別人不，他一開始能進入北洋水師供職。不僅僅是因為自己的才幹被李鴻章和丁汝昌所賞識，而是馬家幫他花了銀子的緣故，再加上李鴻章和丁汝昌的保舉，他這才一路“官運亨通扶搖直上”地。
在當時，即使是科舉正途出身的官員，上任後也要“輸銀補捐”，孫綱上任後的“捐”大都是馬家幫著補的，所以馬老爺子對此事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
當年為了扶保女婿，才不得已出此下策。而對這個“捐納”製度馬文龍在心裏其實是非常痛恨的，現在清朝滅亡，新的國家剛剛建立，他希望，自己的女婿能把這個和“**”劃等號的“捐納”製度埋葬掉。
孫綱明白了老人地心意，表示一定不辜負老人的期望，堅決想辦法把這些“積弊”想方設法革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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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剛過，孫綱就現。自己以後恐怕得在北京上班了。
為了讓國家能夠盡快的步入正常的展軌道。李鴻章他們在極短的時間內在前清的體製基礎上建立了新的行政係統。上任伊始，孫綱就向政務院提出過中國官僚行政係統存在的問題，李鴻章和張之洞等人對此也是所知甚深，認為是當務之急，需要馬上解決，於是在政務院進行了集體討論，又征求了一下各省代表地意見，在此基礎上。確定了“華夏共和國”地新行政係統。
根據擬定的新製度。“華夏共和國”的最高行政機構為“政務院”，“政務院”下設的國家行政機構則是在清朝原先的行政機構基礎上加以變動形成的。為了讓各個官署以及主管官員職責明確，改變原先封建行政係統職權不清，相互掣肘的狀態，“使事有專責”，把原來的“吏”、“禮”、“兵”、“刑”、“戶”、“工”六部增加到了十六個，並改變了名稱，主管國家財政地“戶部”變為“度支部”，主管軍事地“兵部”變為“軍務部”，“工部”變為“工業部”、“農業部”、“商業部”，“刑部”變為“司法部”，“吏部”和“禮部”保留原來的名稱不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為“外務部”，新增“鐵路部”、“礦務部”、“郵傳部”、“交通部”、“民政部”、“監察部”和“警務部”。
在各部成立地同時，合並取消了一些清代重複設置的官署，象取消內閣和軍機處，收權力歸政務院；太常寺、光祿寺和鴻臚寺等官署都被並入了禮部；原先的兵部、練兵處、太仆寺、全國督辦軍務處、海軍衙門都統統歸入了軍務部，這在中國曆史上，可以是前所未有的措施。
各省地方的行政機構，也都按照中樞行政機關的設置統一進行了改組，同時又產生了一個劃時代的機構，即“議政院”。
為了使國家能夠盡快的恢複秩序，李鴻章等“政務院”大佬每有所舉措，都事先和各省派來“共商國事”的代表進行廣泛磋商，征得大多數人同意之後再施行，“以求穩妥”，也就是各省代表經常列席政務院的會議，為了方便政務院的腦們更廣泛的向各省代表征求意見，有的外省代表幹脆提出來成立一個專門的機構，由各省代表組成，“凡有事則公決之，交由政務院準行”，這其實已經有些西方國家議會的意思在裏麵了。
李鴻章出訪過英國，曾對英國的議會製度有一定的了解，也十分讚賞，現在既然有人提出來，他立刻就表示了同意。
但張之洞卻有些擔心，畢竟，曾經是他的“學生”的梁啟以前不止一次的向他提出來過，中國“民智”未開，過早的設立“議會”一樣的機構，是“取亂之道”，所以他在政務院會議上就提出來了自己的擔憂，“任無識之民不明所以，對國之大政橫加幹議，恐於國有大害”，表示了反對。
張之洞的擔心也不是沒有道理，但另一位參政陳寶箴則指出，將要成立的“議政院”將由“各省公推之有識之士”組成，這些人大多是各省的地方紳士或民間極有威望的人士，他們的見識及學問是和普通老百姓不同的，他們這些人是聯結“上下之情”的紐帶，由這些人組成的“議政院”參與到國家政治當中，是不會出現象張之洞所擔心的那樣的情況的。
陳寶箴的觀得到了劉坤一、譚鍾麟和林紹年等人的支持，因為這幫人原先都是總督巡撫一類的封疆大吏，他們多年的從政經驗就已經告訴他們，地方督撫的權力再大，也不敢完全忽視地方紳士的意見，他們在行使自己的權力的時候，必須審慎行事，而不能隨意冒犯地方紳士，否則就會給自己招來相當大的麻煩（比如雲貴總督林紹年就不敢忽視“滇南王四”的意見），所以如果成立以地方紳士為主要代表的“議政院”的話，對國家來，應該是有很大好處的。
張之洞原先是湖廣總督，也知道這些，陳寶箴一他立刻就明白了陳寶箴的意思，因此也表示了同意，於是，帶有中國早期議會性質的“議政院”，也就這麽成立了。
陳寶箴還提議各省同時成立“谘議局”，做為地方政府的議政機構，由各省地方紳士公選代表參加，然後由“谘議局”公選代表進入國家中樞的“議政院”，參與國家政治討論，“使上下情相通，不至雍塞”。
對於這個建議，政務院的所有人都表示了同意，帶有中國早期地方立法機關性質的“谘議局”，也就此成立。
沒有了落後腐朽的滿清封建王朝的阻礙，中國現在呈現出的，已經是一番新的氣象了。
可進入了國家權力中樞的孫綱，看著新生的中國生的可喜變化，現在卻並沒有輕鬆的感覺。
俗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現在的孫綱可以位高權重，但權力大了的同時，也意味著自己身上的責任更大了。
因為，自己現在，是站在國家全局的高度來看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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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捐納”對孫綱來倒是不陌生，所謂“捐納”，其實就是花錢買官，即使在後世，這也不是什麽新鮮事。
花錢買官的“捐納”製度，在明朝就有，滿清王朝入關後沿襲晚明體製，準許漢人捐銀穀換取貢監功名或親屬封典。但向政府捐錢輸穀，便可買到中央政府郎官（正副司長）以下，地方政府道員（地級專員）以下的中低級文官實缺，當始於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平定三藩之亂”開始之際。當時稱作“暫行事例”。但因為戰爭規模不斷擴大，軍費猛增，黃河淮河決口導致南糧北運中斷，而旱澇地震造成的哀鴻遍野如果不采取措施及時救濟的話，災民一旦暴動，將無法收施，在財政困難的情況下，於是清廷開始“廣開捐納”。後來隻要每當政府需要“額外收入”時，就臨時求助於賣官鬻爵的辦法，而太平天國起義被鎮壓下去之後，這個臨時性的製度就演變成了一項長期措施。
這種“權錢交易”的“捐納”製度，曆來為有識之士所痛恨，但因為“現象”過於普遍，有清一代，根本沒有人能拿出解決辦法來。
從馬文龍的，孫綱這才知道，“捐納”製度可以是滿清帝國官僚體製的一大資源，到了晚清時期可是主要資源了。
至遲從康熙中葉起，因為滿洲八旗子弟已經成為了地地道道的“寄生族群”，所謂的“科舉取士”也難以製造維係滿清帝國體製所需的“能員幹吏”，因而清廷不得不從世職、科甲以外的“異途”汲取人才。而囿於傳統和“祖製”，清廷尋求異途人才，隻能乞靈於中世紀的“市場機製”。即“權錢交易”。而清朝地各位皇帝實行“捐納”，出和歸宿大都是為了緩解天災**導致的突性財政困難，並非是真的為了尋覓異途人才（或許雍正皇帝是個例外）。而直到晚清，民間學識兼備的人才士子，仍然多半鄙視捐班，不惜耗費生命追求正途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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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於可以這麽，貫穿全清一代而漸成主流的捐納製度，到了乾隆晚期其實就已經成為滿清王朝的自殺機製孫綱明白馬文龍的意思，別人不，他一開始能進入北洋水師供職。不僅僅是因為自己的才幹被李鴻章和丁汝昌所賞識，而是馬家幫他花了銀子的緣故，再加上李鴻章和丁汝昌的保舉，他這才一路“官運亨通扶搖直上”地。
在當時，即使是科舉正途出身的官員，上任後也要“輸銀補捐”，孫綱上任後的“捐”大都是馬家幫著補的，所以馬老爺子對此事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
當年為了扶保女婿，才不得已出此下策。而對這個“捐納”製度馬文龍在心裏其實是非常痛恨的，現在清朝滅亡，新的國家剛剛建立，他希望，自己的女婿能把這個和“**”劃等號的“捐納”製度埋葬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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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擬定的新製度。“華夏共和國”的最高行政機構為“政務院”，“政務院”下設的國家行政機構則是在清朝原先的行政機構基礎上加以變動形成的。為了讓各個官署以及主管官員職責明確，改變原先封建行政係統職權不清，相互掣肘的狀態，“使事有專責”，把原來的“吏”、“禮”、“兵”、“刑”、“戶”、“工”六部增加到了十六個，並改變了名稱，主管國家財政地“戶部”變為“度支部”，主管軍事地“兵部”變為“軍務部”，“工部”變為“工業部”、“農業部”、“商業部”，“刑部”變為“司法部”，“吏部”和“禮部”保留原來的名稱不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為“外務部”，新增“鐵路部”、“礦務部”、“郵傳部”、“交通部”、“民政部”、“監察部”和“警務部”。
在各部成立地同時，合並取消了一些清代重複設置的官署，象取消內閣和軍機處，收權力歸政務院；太常寺、光祿寺和鴻臚寺等官署都被並入了禮部；原先的兵部、練兵處、太仆寺、全國督辦軍務處、海軍衙門都統統歸入了軍務部，這在中國曆史上，可以是前所未有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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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使國家能夠盡快的恢複秩序，李鴻章等“政務院”大佬每有所舉措，都事先和各省派來“共商國事”的代表進行廣泛磋商，征得大多數人同意之後再施行，“以求穩妥”，也就是各省代表經常列席政務院的會議，為了方便政務院的腦們更廣泛的向各省代表征求意見，有的外省代表幹脆提出來成立一個專門的機構，由各省代表組成，“凡有事則公決之，交由政務院準行”，這其實已經有些西方國家議會的意思在裏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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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之洞的擔心也不是沒有道理，但另一位參政陳寶箴則指出，將要成立的“議政院”將由“各省公推之有識之士”組成，這些人大多是各省的地方紳士或民間極有威望的人士，他們的見識及學問是和普通老百姓不同的，他們這些人是聯結“上下之情”的紐帶，由這些人組成的“議政院”參與到國家政治當中，是不會出現象張之洞所擔心的那樣的情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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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之洞原先是湖廣總督，也知道這些，陳寶箴一他立刻就明白了陳寶箴的意思，因此也表示了同意，於是，帶有中國早期議會性質的“議政院”，也就這麽成立了。
陳寶箴還提議各省同時成立“谘議局”，做為地方政府的議政機構，由各省地方紳士公選代表參加，然後由“谘議局”公選代表進入國家中樞的“議政院”，參與國家政治討論，“使上下情相通，不至雍塞”。
對於這個建議，政務院的所有人都表示了同意，帶有中國早期地方立法機關性質的“谘議局”，也就此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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