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時秦淮河


    那一段時間,曾國藩還跑了很多地方,他先後去了明孝陵、燕子磯、下關、靈穀寺一帶。每次出門閑遊,曾國藩總帶著他幕府中的文人,比如說他文章的“四大弟子”薛福成、張裕釗、吳汝綸、黎庶昌,此外還有俞樾、吳嘉賓、王闓運、王定安、張文虎、張穆、何秋濤等。隻有跟文人在一起遊山玩水,曾國藩覺得還有點意思,那些鐵板著臉的將軍是不喜歡山水的,跟他們在一起,隻能給他們分配任務交代事情。曾國藩慧眼識人,他手下的這些文人,都是些才情過人的可造之才:一方麵聰明過人,另一方麵又懂情懂理。曾國藩不太喜歡那些放浪形骸的狂狷之人,或者愚蠢笨拙的酸腐文人。曾國藩一直很得意的是,自己的手中貯藏著一批經天緯地之才,這些人才高八鬥,後來都成了晚清的著名學者。曾國藩最喜歡的,就是跟他們聊天了,天馬行空,神遊八極。有時候,曾國藩把自己對作文的理解,一一地傳達給他們,也仔細地聆聽著他們對於古詩文的認識。每當他們談到精彩之時,曾國藩總是頻頻頷首,這些後生的確可畏啊。無論是在文章學還是在辦事的幹練程度上,這些年輕人都是一把好手。隻可惜的是,他們處在這樣一個文化斷裂的時代,大勢已去,不確定的因素太多,誰又能保證以後的生活不顛沛流離呢?


    吳汝綸


    現在,我們要換一種方式,冷靜地觀察曾國藩的身前左右了——如果說,對一個人的認識和判斷尚不清晰的話,那麽,看看他的朋友,以及他的身前左右,就可以基本下結論了——對於曾國藩,同樣也是如此——可以說,在曾國藩的整個生命和事業中,環繞在他身前左右的幕僚,起到了異常積極的作用。從某種程度上,曾國藩之所以有巨大的成就,在很多事情上決策正確,並且能在晚清之際,在文化和政治上成為漢人巨擘,這跟曾國藩擁有一支精明能幹的智囊團有關。曾國藩的幕府,無論是從人數,還是從人員結構來看,都堪稱晚清第一幕府。曾國藩一直算是“愛才如命”,每到一個地方,曾國藩最感興趣的一件事,就是在當地搜羅優秀人才。他總是公開張榜,讓那些自以為是人才的人來大帳毛遂自薦。與撚軍作戰期間,曾國藩在其所出“告示”中還特別列有“詢訪英賢”一條,昭告遠近,希望自薦或舉薦人才。“四大弟子”之一的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後,上《萬言書》打動了曾國藩,從而進入了曾氏幕府,成為曾國藩以後在洋務運動和外交上的得力助手。曾國藩有一雙鷹隼似的慧眼,識人無數,有著驚人的洞察力和判斷力。很多時候,曾國藩隻要稍稍觀察這個人的麵相和氣質,問幾句不鹹不淡的話,就基本可以斷定這個人有沒有過人之處,是不是自己需要的人才。曾國藩從不管那些毛遂自薦的人有沒有功名,是不是名門正派;他要的,就是那種有真才實學,並且能為己所用的人。當然,曾國藩在用人中,最重要的要求是良好的品行。在曾國藩看來,一個人有沒有良好的品行,是他今後能不能進一步成器的關鍵所在。


    不僅如此,曾國藩在與人談話、通信時,一有機會,總是細細詢問其地、其軍、其部是否有人才,一旦發現,如獲至寶,千方百計調到自己身邊。他幕府中不少幕僚都是通過朋友或幕僚推薦:方宗誠、陳艾由吳廷棟推薦;李善蘭由郭嵩燾推薦;李善蘭又薦張文虎、容閎入幕……優秀的人往往氣味相通、惺惺相惜。這樣,得到一位人才,就可能招募到更多的人才。對於招徠人才,曾國藩自有一套心得,他概括為八個字:“廣收、慎用、勤教、嚴繩”。在曾國藩看來,當今社會不是沒有人才,真正的人才大都淹沒在民間,有的饑寒交迫,有的受辱於人。要像伯樂發現千裏馬一樣,去發現這些人。曾國藩組建湘軍之初,諸如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李續宜、王錱、楊嶽斌、彭玉麟等,都來自民間,有的是落魄書生,有的是農夫,有的是下層軍士。曾國藩慧眼識才,提拔他們,重視他們,使他們施展才華,直至成為一匹千裏馬。


    曾國藩的幕府中,有政治人才、外交人才、科技人才、文化人才四大類。政治人才是曾國藩幕府的主體。這些人在跟隨曾國藩立下功勞之後,很多人迅速升遷,成為朝廷大員或地方官吏,從而形成了晚清政局中舉足輕重的勢力集團。值得一提的是,曾國藩對於自己的幕僚,總是全力保舉,有時甚至一保再保,不止一次。曾國藩的手下,共出了二十六名督撫與堂官、五十二名三品以上的大員,以及難以計數的道、府、州、縣官員。曾國藩所保舉的幕僚,人員之眾、次數之多、升遷之快、官職之高,在中國幕府史上都是罕見的。這些幕僚在成為地方大員之後,大多精明能幹,有很多在後來成為叱吒風雲的人物,其中,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丁日昌、薛福成、彭玉麟、劉銘傳等,在晚清史上,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一段時間中,晚清地方大員中,竟有三分之二的人出自曾國藩的幕府。由此,可以看出曾國藩的影響力。


    除了政治和軍事人才,曾國藩在幕府中還收納了許多科技和外交人才。這一行為,是很有超前眼光的,說明曾國藩已有了這方麵的意識,想做一些前人沒有做的事情。在曾國藩之前,清朝政府還沒有和外國建立近代意義上的外交關係:從郭嵩燾擔任第一任駐英公使開始,近代的外交活動才算逐漸展開。清朝最初的外交家,多與曾國藩有密切關係:除了郭嵩燾,曾國藩的長子曾紀澤曾任駐德、駐俄公使,在維護祖國的尊嚴和民族利益上做出了巨大貢獻;著名外交家薛福成、黎庶昌、陳蘭彬等,都曾經是曾國藩的幕僚。在科技人才的培養上,曾國藩同樣慧眼獨具。近代中國科技史上有名的幾位科學家,都曾在曾國藩的幕府中長期擔任職務:李善蘭是近代中國的數學先驅,在曾國藩幕府中一共待了八年,不但為曾國藩創立的江南製造局解決了許多實際問題,還翻譯了許多西方數學著作,為中國的近代數學發展奠定了基礎;另外一位數學家華蘅芳,也一直在曾國藩幕府中,從事著科技研究和槍炮製造工作;除此之外,還有被稱為中國近代化學之父的徐壽,徐壽和兒子徐建寅同在曾國藩幕府中很多年,在辦洋務、設立工廠方麵,起到了很關鍵的作用。


    薛福成


    曾國藩與自己的幕僚就這樣建立了很深的情誼。曾國藩不僅僅從自己的私人俸祿中向他們支付酬金,對於他們,也幾乎無話不談。尤其是自己的一些心腹,曾國藩並不像其他大臣一樣諱莫如深。這一點,從曾國藩幕僚趙烈文的《能靜居日記》中就可以看出。在這本日記中,趙烈文詳細記錄了他與曾國藩的數次談話內容。從這些談話中,可以清楚看到曾國藩對當時的政治形勢瞭然於胸,對於中國的前途極度擔憂。


    1867年7月21日晚,曾國藩與趙烈文單獨在一起時,曾國藩憂心忡忡地對趙烈文說:北京來人所講的,說都城那裏的景況非常惡劣,時常出現縱火搶劫之類的案子,而市集店鋪間乞丐成群,甚至有的婦女也裸身沒有褲子穿。黎民百姓的家財耗盡、境況窘迫,恐怕會有變故發生。這該怎麽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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