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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散文集之混亂年代的複雜人性 作者：梅毅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自惠皇失政，難起蕭牆。骨內相殘，黎元塗炭，胡塵驚而天地聞，亂兵接而宮廟墮，支屬肇其禍端，戎羯乘其間隙，悲夫！”倘使晉武帝後繼者為一平庸守業常主，所有這些王爺大可以善始善終，拱列晉室。即使哪個懷有狼子野心，在大一統的皇權下麵也隻能做太平順王。
西晉是中國歷史上沒有亡於農民起義的少數幾個政權之一。雖然經學的衰落，玄學、佛教的興起和少數民族內遷成為西晉政權削弱的重要幹擾來源，但其真正的滅亡原因則是八王互攻而造成的內部混亂和崩塌。
法國哲學家巴斯卡兒說過，“進步的事業必須被進步所取代”。福兮禍兮。雖然西晉的滅亡造成了一百餘年間中國南北方的極大社會動盪，各個政權你方唱罷我登場，但也在中國歷史上達成破天荒的頭等大事，中華國家第一次在中國各民族的“兄弟之戰”中最大限度地加速了民族大融合，胡族文化滌盪沖洗了漢族原有文化中過時的糟粕和餘渣，在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中添加了新鮮的活力因子，並為日後隋、唐的大一統奠定了豐厚的思想基礎和心理積澱。
紛亂大偽之世，卻生出那麽多英雄、豪傑、騷客、jian雄、懦夫，共同合演了一世盛大的世間戲。與台上之戲不同，台上戲是先離後合，世間戲卻先合後離，辛酸處處，血跡斑斑。“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這是信仰的世紀，也是懷疑的世紀；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我們擁有一切，我們一無所有，我們直下天堂，我們直落地獄……”——英國大文豪狄更斯這一段話，形容“八王之亂”前後的西晉社會再恰當不過。
但是，魏晉的風流餘脈，不僅僅是潘嶽的“河陽一縣花”，不僅僅是陸機的“顧影淒自憐”，不僅僅是張華的“居歡惜夜促”，不僅僅是左思的“高眄邈四海”，千姿百態，五色紛呈，最終，我們謹以也是那個時代偉大英豪的劉琨所作詩來作終結，抒其幽幽嘆惋、暮路英雄之意：
“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朱實隕勁風，繁榮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輈。何意百鍊鋼，化為繞指柔！”
“道”與“心” 文 / 梅毅
——小論莊子與禪宗的共通之處
莊與禪是中國古代藝術哲學中兩大神奇而綺麗的瑰寶。它們對於中國古代藝術的發展，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二者既有相通之處，又有不同之點。辨明兩者的關係，對於了解和掌握古代藝術哲學大有裨益。從其產生來看，莊子哲學是中華本土的產物，禪宗則是印度佛學傳入中土之後，由中國士大夫加以改造吸收之後而成的一個佛教變宗。從真正意義上講，禪宗的產地是中國，隻有當禪進入中國士階層的精舍書齋之後，它才成為具有哲學意義的並具備無形體係的禪宗。
莊子哲學的“道”與禪宗的“心”具有相近之處，在莊子哲學中，“道”是宇宙的本體，是一個無限的概念。由“道”而產生了天地萬物，“道”本身是萬物之源，是終極，在時間上無始無終，在空間上無邊無際。“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上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莊子·大宗師》）。而且，這個“道”是“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何芒乎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子·天下》）。“道”雖如此恢宏博大，神秘莫測，但又不是主宰和統治人的東西，而是一種能賦予人以幸福和力量的東西。人如果獲得了“道”，即獲得了無限和自由。
同樣，禪宗的“心”也是一種神秘而“芴漠”的東西，“心”不是指肉體的心，而是一種哲學理念。禪宗的“心”所包容的也是一種自由和無限，也就是說，從“本心”出發，欲達到超越經驗的內心自悟，最終達到存在的本源，獲取對宇宙與人生的總體性根本認識，這種境界，即禪宗的“梵我合一”。所謂“梵我合一”，亦即“我心就是一切”的世界觀。以此而論，在追求無限與自由這種境界的意義上，莊禪有共同的旨趣。
“自然無為”“與任運隨緣”
莊子的“自然無為”
在莊子哲學中，“自然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是“道”的根本特性。在他的言談著述中，對“自然無為”的溢美之辭隨處可見。“吾師乎！吾師乎！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莊子·大宗師》），莊子進而認為一切人為有意的東西都會導致傷損“自然”的後果，他以馬為喻，說道：
“馬，蹄可以踏霜雪，毛可以禦寒；食糙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台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夫馬陸居則食糙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而蹄子，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詭銜竊轡。則馬之知而態至盜者，伯樂之罪也。”（《莊子·馬蹄》）
馬本自然之物，自由馳騁於沃野，本性法天。可人（伯樂）卻以自己的意願約束破壞它的“自然”之性，驅之以役，束之以羈鞍，使馬的自由天性遭到毀壞。因此，莊子主張一切任其自然，隻有這樣，才能達到“天下有常然”。他進而又解釋說：“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莊子·駢拇》）莊子把“自然”當作人生最高的境界，認為“虛靜恬淡，寂寞無為”是“萬物之本”，人們如果能以此“自然無為”當作準則，就會達到最大的自由。莊子一生所讚美的“真人”、“聖人”、“神人”等等皆是因追循自然無為之道而達到絕對自由的典範。
莊子哲學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就是體現在自然的“無為”方麵。無為既是天地萬物的生成方式，也是作為萬物其一的人的存在方式和行為方式。在《知北遊》中，他這樣解釋：“天地有大而不言，四時而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進一步講，人在“無為”狀態才真正保持住人的本性：“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矢”（《庚桑捷》）由此可以推動，隻要產生“有為”的慾念，人的自然狀態肯定就會喪失掉，虛靜無為才能保持人的本真。
西晉是中國歷史上沒有亡於農民起義的少數幾個政權之一。雖然經學的衰落，玄學、佛教的興起和少數民族內遷成為西晉政權削弱的重要幹擾來源，但其真正的滅亡原因則是八王互攻而造成的內部混亂和崩塌。
法國哲學家巴斯卡兒說過，“進步的事業必須被進步所取代”。福兮禍兮。雖然西晉的滅亡造成了一百餘年間中國南北方的極大社會動盪，各個政權你方唱罷我登場，但也在中國歷史上達成破天荒的頭等大事，中華國家第一次在中國各民族的“兄弟之戰”中最大限度地加速了民族大融合，胡族文化滌盪沖洗了漢族原有文化中過時的糟粕和餘渣，在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中添加了新鮮的活力因子，並為日後隋、唐的大一統奠定了豐厚的思想基礎和心理積澱。
紛亂大偽之世，卻生出那麽多英雄、豪傑、騷客、jian雄、懦夫，共同合演了一世盛大的世間戲。與台上之戲不同，台上戲是先離後合，世間戲卻先合後離，辛酸處處，血跡斑斑。“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這是信仰的世紀，也是懷疑的世紀；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我們擁有一切，我們一無所有，我們直下天堂，我們直落地獄……”——英國大文豪狄更斯這一段話，形容“八王之亂”前後的西晉社會再恰當不過。
但是，魏晉的風流餘脈，不僅僅是潘嶽的“河陽一縣花”，不僅僅是陸機的“顧影淒自憐”，不僅僅是張華的“居歡惜夜促”，不僅僅是左思的“高眄邈四海”，千姿百態，五色紛呈，最終，我們謹以也是那個時代偉大英豪的劉琨所作詩來作終結，抒其幽幽嘆惋、暮路英雄之意：
“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朱實隕勁風，繁榮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輈。何意百鍊鋼，化為繞指柔！”
“道”與“心” 文 / 梅毅
——小論莊子與禪宗的共通之處
莊與禪是中國古代藝術哲學中兩大神奇而綺麗的瑰寶。它們對於中國古代藝術的發展，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二者既有相通之處，又有不同之點。辨明兩者的關係，對於了解和掌握古代藝術哲學大有裨益。從其產生來看，莊子哲學是中華本土的產物，禪宗則是印度佛學傳入中土之後，由中國士大夫加以改造吸收之後而成的一個佛教變宗。從真正意義上講，禪宗的產地是中國，隻有當禪進入中國士階層的精舍書齋之後，它才成為具有哲學意義的並具備無形體係的禪宗。
莊子哲學的“道”與禪宗的“心”具有相近之處，在莊子哲學中，“道”是宇宙的本體，是一個無限的概念。由“道”而產生了天地萬物，“道”本身是萬物之源，是終極，在時間上無始無終，在空間上無邊無際。“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上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莊子·大宗師》）。而且，這個“道”是“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何芒乎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子·天下》）。“道”雖如此恢宏博大，神秘莫測，但又不是主宰和統治人的東西，而是一種能賦予人以幸福和力量的東西。人如果獲得了“道”，即獲得了無限和自由。
同樣，禪宗的“心”也是一種神秘而“芴漠”的東西，“心”不是指肉體的心，而是一種哲學理念。禪宗的“心”所包容的也是一種自由和無限，也就是說，從“本心”出發，欲達到超越經驗的內心自悟，最終達到存在的本源，獲取對宇宙與人生的總體性根本認識，這種境界，即禪宗的“梵我合一”。所謂“梵我合一”，亦即“我心就是一切”的世界觀。以此而論，在追求無限與自由這種境界的意義上，莊禪有共同的旨趣。
“自然無為”“與任運隨緣”
莊子的“自然無為”
在莊子哲學中，“自然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是“道”的根本特性。在他的言談著述中，對“自然無為”的溢美之辭隨處可見。“吾師乎！吾師乎！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莊子·大宗師》），莊子進而認為一切人為有意的東西都會導致傷損“自然”的後果，他以馬為喻，說道：
“馬，蹄可以踏霜雪，毛可以禦寒；食糙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台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夫馬陸居則食糙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而蹄子，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詭銜竊轡。則馬之知而態至盜者，伯樂之罪也。”（《莊子·馬蹄》）
馬本自然之物，自由馳騁於沃野，本性法天。可人（伯樂）卻以自己的意願約束破壞它的“自然”之性，驅之以役，束之以羈鞍，使馬的自由天性遭到毀壞。因此，莊子主張一切任其自然，隻有這樣，才能達到“天下有常然”。他進而又解釋說：“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莊子·駢拇》）莊子把“自然”當作人生最高的境界，認為“虛靜恬淡，寂寞無為”是“萬物之本”，人們如果能以此“自然無為”當作準則，就會達到最大的自由。莊子一生所讚美的“真人”、“聖人”、“神人”等等皆是因追循自然無為之道而達到絕對自由的典範。
莊子哲學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就是體現在自然的“無為”方麵。無為既是天地萬物的生成方式，也是作為萬物其一的人的存在方式和行為方式。在《知北遊》中，他這樣解釋：“天地有大而不言，四時而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進一步講，人在“無為”狀態才真正保持住人的本性：“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矢”（《庚桑捷》）由此可以推動，隻要產生“有為”的慾念，人的自然狀態肯定就會喪失掉，虛靜無為才能保持人的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