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頁
帝國如風元朝的另類歷史 作者：梅毅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八思巴像講起元朝的藏傳佛教，必定要講八思巴這個人。此人是薩思迦派首領薩班的侄兒，七歲時即能誦經數十萬言，“國人號之聖童，故名曰八思巴。”薩班去世後，這位少年便被擁戴為薩迦派第五位教主。1252年，八思巴在六盤山與時任“總領漠南軍事”的蒙哥汗之弟忽必烈相見。由於要行軍經過藏地，忽必烈把八思巴請來，本是想讓他協助蒙軍到藏地徵集軍需物資。八思巴婉拒，表示說藏地地廣人稀，財源稀少。忽必烈惱怒，便想馬上打發八思巴回老家。但是，由於忽必烈的正妻察必信奉密宗，便勸夫君說，八思巴功德盛大，應該把他留下。此前，察必剛剛接受了八思巴的“喜金鋼灌頂”。“灌頂”本是古印度一種宗教儀式，即取四海之水灌灑於國王頭頂以致福運，後為密宗借用，常以此儀式向人行傳法灌頂和結緣灌頂。女人喜歡這些奇怪的儀式，察必受灌後把自己價值連城的一粒碩大珍珠“貢獻”給八思巴，崇敬得不行。枕邊風最硬，忽必烈又傳八思巴入見。為了保住薩思迦派在藏的優勢，八思巴歷數自己宗族教派長期以來在吐蕃、西夏、印度等地的崇高地位。派人察問，一切屬實，忽必烈大悅，與八思巴日見親近。
在老婆察必攛掇下，忽必烈也想“灌頂”。關係好歸關係好，八思巴非要忽必烈在儀式上跪受儀式，以弟子身份膜拜“上師”（即八思巴本人）。忽必烈不悅，蒙古人當時正在興盛的巔峰，自然不願意宗教淩駕於世俗王權之上。最後，還是察必提出一個折中方法：“聽法及人少之時，上師可以坐上座。當王子、駙馬、官員、臣民聚會時，恐不能鎮伏，由汗王坐上座。吐蕃之事悉聽上師之教，不請於上師不下詔命。”這稀泥和得好，既讓忽必烈臉麵過得去，又給了八思巴在吐蕃“話語權”的實惠。皆大歡喜之餘，1253年初，忽必烈在大營中接受“喜金鋼灌頂”儀式。當時，“弟子”38歲，“上師”才16歲。
儀式結束後，忽必烈向八思巴“孝敬”了一塊由巨大羊脂好玉雕成的印璽，並贈黃金白銀珍寶袈裟無數。而後，有好長一段時間八思巴經涼州返回西藏，但師徒二人精神上的關係十分親密。
忽必烈支持密宗、推崇藏傳佛教的最初出發點，無非是想“因其俗而（懷）柔其人”，統戰手段而已。但蒙古人一直缺乏健全的、高級的“精神生活”，佛教又“博大精深”，忽必烈很快就成為真正虔誠的佛教徒。中統元年（公元1260年），忽必烈繼汗位後，馬上封八思巴為國師，授其白玉大印，“任中原法主，統天下教門”。至元元年（1264年），忽必烈又設總製院（聖元二十五年改名為“宣政院”），負責蒙古的一切宗教事務，並讓八思巴負責。所以說，忽必烈時代，八思巴成為元帝國的一切轄地的“精神領袖”，真正的“教皇”。藏傳佛教，終於奠定了他們在蒙古統治地區的無上地位。
八思巴對元朝做的真正有實際意義的一件事，是至元六年奉詔創製蒙古新字，“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在此之前，蒙古人自己沒有本民族文字，刻木結糙記事而已。蒙古人興盛後，主要以漢語和畏兀兒語傳遞文書和發布命令，“考諸遼（國）、金（國），以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蒙古）文治浸興，而字書有缺，於一代製度，實為未備”，所以，八思巴的“蒙古新字”，終於填空了元朝“立國規模”的一頂大空白。由此，忽必烈“升號八思巴曰‘大寶法王’，更賜玉印”。八思巴“新字”，實際上是在藏文字母的基礎上，又弄出整套方形豎寫的拚音字母。由於他本人精熟梵語、蒙古語，又是學者出身，在弟子幫助下，鼓搗出這種文字方案，應該不是件很難的事情。但是，由於八思巴文難於習寫，不能在帝國中下層以及漢人中間推行，元末漸廢棄不用。現在，八思巴文的研究反而成為不少中外學者的“飯碗”，因為忽必烈時代不少公文、案牘、碑刻以及錢幣上均有八思巴文，許多佛經也譯成八思巴文。
1276年，八思巴回藏地。忽必烈依依不捨，一直把這位“精神導師”送到青海的阿尼瑪卿雪山之下，二人才依依惜別。估計在大都八年多，大和尚得了“氧中毒”，四年之後，八思巴就病死，年四十六。忽必烈聞之震悼，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基本把能用上的好字都用上了。
從八思巴本人講，他不僅推動了蒙藏之間的關係，又加強了吐蕃藏地依附中原帝國的紐帶，確實算個“好人”。而後，清朝帝王有樣學樣，進一步利用宗教關係加強了對西藏的統治，並推陳出新，創造出達賴、班禪等轉世製度，確保了對藏地的統治。
此外，據元末作家葉子奇的《糙木子》記載，忽必烈尊崇八思巴，還有以下的一個原因：
世祖（忽必烈）既定天下，從容問劉太保（劉秉忠）曰：“天下無不敗之家，無不亡之國，朕之天下，後當誰得之？”劉（秉忠）曰：“西方之人得之。”世祖以八思麻（八思巴）帝師有功，佐平天下，意其類當代有天下。（忽必烈）思為子孫長久計，欲陰損其福，而泄其氣。於是，尊其爵至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豐其養至於東南數十郡之財不足以資之，隆其禮至於王公妃主皆拜伏如奴隸。甚而為授記，藉地以發摩頂以足代馬凳子以脊，極其卑賤。及其（八思巴）既死，復於西方再請一人，以襲其位，事之一遵其製。其所以待之如此者，蓋所以虛隆其至貴之禮，冀陰消其天下之福，以延其（忽必烈的元朝）國家之命。豈知歷數不可以虛邀，福祿為彼之妄得？
這種記述，很有可能也是忽必烈的一種心理因素，畢竟元朝皇帝都是大迷信之人。可見，後來的清朝達賴和班禪的轉世製度，最早的靈感都是源於忽必烈。
由於八思巴受到如此寵遇，蕃僧在元朝國內的地位日益提高。這些人自恃能為蒙古帝王祈禱行願，恃恩恣行，成為“色目人”中勢力最大的一夥兒。忽必烈即位不久即頒詔書，下令各級官員、軍隊對藏僧“皆不準欺淩，不準攤派兵役、賦稅和勞役”。密宗的殿舍，金牌使者也不能占宿，更不準向喇嘛廟“索取飲食和烏拉差役”，並且詳細列明密宗寺廟不能占用的財產名目。
至於施捨賞賜方麵，元朝皇帝對密宗僧人的濫賞，數目之巨，駭人心目。僅忽必烈對八思巴一人的賞賜，就令當時的漢人大臣感慨：“國家財賦，半入西蕃。”而且，元朝基本上每位皇帝即位前，都要接受形式繁瑣的藏傳佛教儀式，“先受佛戒，方正大寶。”由此，元朝皇帝對藏僧賜物賜田，不計其數。舉例來講，據“虞集大護國仁王寺恆方碑”記載，這一處寺廟，就在大都城外擁有水地近三萬頃，陸地三萬五千傾，並占有山林湖泊魚盪竹場等二十九處；泰定帝時，大天源延寺在吉安、平江二地就有一千多畝田為“永業”；元文宗時代，川地的大承天護聖寺，一次就獲賜十六萬九千多頃土地為“永業”。與之相較，雲南一地，建孔子廟為學校，元廷僅拔地五頃。沒過幾年，這五頃地仍為當地的大德寺所侵奪。
在老婆察必攛掇下，忽必烈也想“灌頂”。關係好歸關係好，八思巴非要忽必烈在儀式上跪受儀式，以弟子身份膜拜“上師”（即八思巴本人）。忽必烈不悅，蒙古人當時正在興盛的巔峰，自然不願意宗教淩駕於世俗王權之上。最後，還是察必提出一個折中方法：“聽法及人少之時，上師可以坐上座。當王子、駙馬、官員、臣民聚會時，恐不能鎮伏，由汗王坐上座。吐蕃之事悉聽上師之教，不請於上師不下詔命。”這稀泥和得好，既讓忽必烈臉麵過得去，又給了八思巴在吐蕃“話語權”的實惠。皆大歡喜之餘，1253年初，忽必烈在大營中接受“喜金鋼灌頂”儀式。當時，“弟子”38歲，“上師”才16歲。
儀式結束後，忽必烈向八思巴“孝敬”了一塊由巨大羊脂好玉雕成的印璽，並贈黃金白銀珍寶袈裟無數。而後，有好長一段時間八思巴經涼州返回西藏，但師徒二人精神上的關係十分親密。
忽必烈支持密宗、推崇藏傳佛教的最初出發點，無非是想“因其俗而（懷）柔其人”，統戰手段而已。但蒙古人一直缺乏健全的、高級的“精神生活”，佛教又“博大精深”，忽必烈很快就成為真正虔誠的佛教徒。中統元年（公元1260年），忽必烈繼汗位後，馬上封八思巴為國師，授其白玉大印，“任中原法主，統天下教門”。至元元年（1264年），忽必烈又設總製院（聖元二十五年改名為“宣政院”），負責蒙古的一切宗教事務，並讓八思巴負責。所以說，忽必烈時代，八思巴成為元帝國的一切轄地的“精神領袖”，真正的“教皇”。藏傳佛教，終於奠定了他們在蒙古統治地區的無上地位。
八思巴對元朝做的真正有實際意義的一件事，是至元六年奉詔創製蒙古新字，“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在此之前，蒙古人自己沒有本民族文字，刻木結糙記事而已。蒙古人興盛後，主要以漢語和畏兀兒語傳遞文書和發布命令，“考諸遼（國）、金（國），以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蒙古）文治浸興，而字書有缺，於一代製度，實為未備”，所以，八思巴的“蒙古新字”，終於填空了元朝“立國規模”的一頂大空白。由此，忽必烈“升號八思巴曰‘大寶法王’，更賜玉印”。八思巴“新字”，實際上是在藏文字母的基礎上，又弄出整套方形豎寫的拚音字母。由於他本人精熟梵語、蒙古語，又是學者出身，在弟子幫助下，鼓搗出這種文字方案，應該不是件很難的事情。但是，由於八思巴文難於習寫，不能在帝國中下層以及漢人中間推行，元末漸廢棄不用。現在，八思巴文的研究反而成為不少中外學者的“飯碗”，因為忽必烈時代不少公文、案牘、碑刻以及錢幣上均有八思巴文，許多佛經也譯成八思巴文。
1276年，八思巴回藏地。忽必烈依依不捨，一直把這位“精神導師”送到青海的阿尼瑪卿雪山之下，二人才依依惜別。估計在大都八年多，大和尚得了“氧中毒”，四年之後，八思巴就病死，年四十六。忽必烈聞之震悼，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基本把能用上的好字都用上了。
從八思巴本人講，他不僅推動了蒙藏之間的關係，又加強了吐蕃藏地依附中原帝國的紐帶，確實算個“好人”。而後，清朝帝王有樣學樣，進一步利用宗教關係加強了對西藏的統治，並推陳出新，創造出達賴、班禪等轉世製度，確保了對藏地的統治。
此外，據元末作家葉子奇的《糙木子》記載，忽必烈尊崇八思巴，還有以下的一個原因：
世祖（忽必烈）既定天下，從容問劉太保（劉秉忠）曰：“天下無不敗之家，無不亡之國，朕之天下，後當誰得之？”劉（秉忠）曰：“西方之人得之。”世祖以八思麻（八思巴）帝師有功，佐平天下，意其類當代有天下。（忽必烈）思為子孫長久計，欲陰損其福，而泄其氣。於是，尊其爵至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豐其養至於東南數十郡之財不足以資之，隆其禮至於王公妃主皆拜伏如奴隸。甚而為授記，藉地以發摩頂以足代馬凳子以脊，極其卑賤。及其（八思巴）既死，復於西方再請一人，以襲其位，事之一遵其製。其所以待之如此者，蓋所以虛隆其至貴之禮，冀陰消其天下之福，以延其（忽必烈的元朝）國家之命。豈知歷數不可以虛邀，福祿為彼之妄得？
這種記述，很有可能也是忽必烈的一種心理因素，畢竟元朝皇帝都是大迷信之人。可見，後來的清朝達賴和班禪的轉世製度，最早的靈感都是源於忽必烈。
由於八思巴受到如此寵遇，蕃僧在元朝國內的地位日益提高。這些人自恃能為蒙古帝王祈禱行願，恃恩恣行，成為“色目人”中勢力最大的一夥兒。忽必烈即位不久即頒詔書，下令各級官員、軍隊對藏僧“皆不準欺淩，不準攤派兵役、賦稅和勞役”。密宗的殿舍，金牌使者也不能占宿，更不準向喇嘛廟“索取飲食和烏拉差役”，並且詳細列明密宗寺廟不能占用的財產名目。
至於施捨賞賜方麵，元朝皇帝對密宗僧人的濫賞，數目之巨，駭人心目。僅忽必烈對八思巴一人的賞賜，就令當時的漢人大臣感慨：“國家財賦，半入西蕃。”而且，元朝基本上每位皇帝即位前，都要接受形式繁瑣的藏傳佛教儀式，“先受佛戒，方正大寶。”由此，元朝皇帝對藏僧賜物賜田，不計其數。舉例來講，據“虞集大護國仁王寺恆方碑”記載，這一處寺廟，就在大都城外擁有水地近三萬頃，陸地三萬五千傾，並占有山林湖泊魚盪竹場等二十九處；泰定帝時，大天源延寺在吉安、平江二地就有一千多畝田為“永業”；元文宗時代，川地的大承天護聖寺，一次就獲賜十六萬九千多頃土地為“永業”。與之相較，雲南一地，建孔子廟為學校，元廷僅拔地五頃。沒過幾年，這五頃地仍為當地的大德寺所侵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