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孫可望方麵講，他從貴州逃出的路上準備投降清朝時，就已經向洪承疇發信。他當時的要求，是“借兵復仇”，收復雲南，其本意還想事成後做一麵之王，條件是向清廷接年交貢納賦。如果他手裏有兵，自然可以以這樣的語氣來與清政府討價還價。
孫可望敗得太快，跑到湖南時，基本成為光杆司令。於是，他隻能改變口氣，表示說隻要向大清借兵“以雪深仇”，並希望自己能成為清王朝屬下的太平百姓，再不敢提及自己要回據滇黔之事。
洪承疇為清朝主子鞠躬盡瘁，畢竟精力體力有限。作為五省經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他一直誤判形勢，對李定國、孫可望、鄭成功等人的關係搞不太清楚。為了掩飾自己的無能和清軍的尷尬局麵，他總是上疏渲染李定國、孫可望、鄭成功等人的互相“聯合”，對南明各係中的矛盾沒有本質的認識。
由於當時洪承疇的誤判，北京順治朝廷非常動搖，費糧耗餉下，北京清廷不想再拖耗下去，甚至準備放棄湘、粵、桂、川、贛、滇、黔七省，與南明永曆政權同為“南北朝”。
清廷內部產生這樣的想法，與其當時的滿洲高層貴族狀況有莫大關聯。順治六年，豫王多鐸病死。轉年，攝政王多爾袞病死。而後清廷內部政治鬥爭，豪格、阿濟格兩個王爺均被賜死。再後，郡王羅洛輝、阿巴泰、博洛等人相繼病死。順治九年，敬謹親王尼堪又為李定國所殺。所以，除鄭親王濟爾哈朗以外，名王宿將，凋零殆盡。清朝富有實戰經驗的軍事領導層，基本報銷掉，八旗兵力迅速下降。在這種情況下，清廷才不得不信用漢人“三王”以及洪承疇等前明降臣，並以綠營漢兵為戰鬥主力軍。
由於徵兵轉餉，致使數省騷動，又無任何大的進展，洪承疇到任後，不斷受到在京大臣彈劾。作為官場老油條，洪承疇以退為進，在順治十三年，他已經上疏求退，要求回京休養。
順治帝失望之餘，也下詔同意他的請求。洪承疇很能裝，他在揭帖裏把自己的病情寫得活靈活現：“……熱症大發，煩躁有加……每一闔眼，則塘報、本章、兵馬、錢糧、俱聚胸中，魂夢思想，語言顛倒……稍一停歇，則喉舌幹枯，氣竟隔斷……如此者，已將及十日，米食全不想下咽……（我）一身固不惜，倘致有誤，封疆大計，關係非小……”
正欲離職之際，孫可望歸降信到，鬱鬱寡歡的洪承疇興奮莫名，假病變真病的衰態剎那全消。
如同打了興奮劑一樣，他馬上給順治帝上疏要求帶病留任——其實最大的目的，就是想把孫可望投降之功全據已有。
洪承疇一向見人下菜碟，同為“勢窮來歸”，生前南明將領張名斌帶一百多士兵投降，洪承疇立刻下令處決，並把降將的妻妾財產皆沒收入官。孫可望僅攜二十左右人來降，由於他名氣大，是南明“秦王”，洪承疇知道對方利用價值大，就立刻破格對孫可望即時薪俸全支，上疏竭力為老孫爭取王爵。
喘定之後，孫可望投桃報李，無論是逢人宣講還是自己上奏，盛誇清朝“連年湖南、廣西以守為戰，節節嚴密，遂致明朝內變，使我決計奔投”——巧妙為洪承疇歌功頌德，讓順治皇帝和清朝大臣們覺得似乎南明內鬧和他自己的投降，皆是因洪承疇在五省經略有方所致。
永曆朝廷活"曹操”（10）
不僅如此，孫可望投降後，向洪承疇盡告雲貴虛實，畫山川地形圖，把南明諸將士兵的守衛情況一一細稟。
洪承疇言聽計從。根據孫可望的指點重新安排軍事計劃，反覆研商修改，最終他本人成為“雲南通”。
而後，清軍以西南進軍計劃修改如下：第一，一改昔日一路大軍齊集費餉費糧的作為，先發兩路軍，繼發一路軍，在雲貴步步為營，買運米食，穩紮穩打。如此，則可免三路大軍齊聚爭糧之弊；第二，一軍入貴州占領省城後，嚴禁分兵誤入崇山深林拚消耗，而是要各軍固地製宜，分守要害，蓄銳養威，協調指揮，從四方八麵合殲南明軍隊。
另一方麵，孫可望雖大潰敗，他在南明的政治影響力不可低估。其原先的手下將領士兵雖然暫時投降李定國，日久必然產生新的矛盾。清軍打著他的招牌，又有他手下數位降將熟門熟路當嚮導，進攻雲貴，自然是事半功倍。
本來，孫可望還自告奮勇要隨清軍出征，清廷覺得他在北京具有更大的利用價值，就把他召回京城。
當雲貴漸平，孫可望這位“義王”的利用價值也就越來越小。
順治十五年七月，孫可望得知失散十多年的弟弟孫可升在上海的消息，喜不自勝。他忙向清廷打報告，要求清政府用公家驛傳把他那個當小兵的窮弟弟一家運來北京與自己團驟。殊不料，這麽一個微渺的請求，引來清廷禦史一陣猛轟。別說，參劾他的疏奏有理有據：
“（孫可望）始以張獻忠養子荼毒蜀楚，神人共憤。繼而稱兵犯順，逆我顏行。迨眾叛親離，計無復之，方率數百疲敝之卒，亡命來歸……”
揭他老底後，禦史又稱，孫可望之弟隻是一個食糧兵丁，白身無官，這樣的人，怎敢冒用妄用國家驛傳？
看到劾奏後，孫可望五雷轟頂，趕忙上疏謝罪。
不久，又有人揭發他家人在天津有放債取利之事。為此，他很快遭到清廷責斥。老小子幾天睡不著覺，鬢髮皆白。
聽聞清軍大定雲南的消息，孫可望自己知道本人的利用價值已經不大，隻好主動上疏，乞辭王爵，時為順治十七年（1660年）夏天。
順治帝也是個陰君，假裝高姿態，仍下旨讓他保有王爵。
孫可望一肚子苦水，滿腹鬱積“苦哀”，向順治帝打報告訴說：“臣於明季失身行伍，浪跡疆場，各處人民遷徙逃亡不無居所，此怨臣者有之；今臣叨膺（皇帝）寵眷，無寸功可記，一旦錫以王爵，此忌臣者有之；再可慮者，臣下文官如吳逢聖、武官劉天秀等百有餘員，蒙皇上格外加恩，官爵太重，每見（他們）出入朝班，諸人睨目而視。臣知朝廷有逾分之（恩）典，眾心沸騰之端也。然怨忌既積於心，妒害自生於外，謗議之事，久知不免。”
這年年底，孫可望就死了。正史上說他是“病死”，但《行在陽秋》等筆記中，均說他是隨順治帝出獵時被皇家禁衛軍she死。如果是中箭死，顯非清朝軍人誤she。還有筆記記載他是被清廷毒死。而且，記載他非正常死亡的筆記作者，並非民國報人，皆是明末清初的漢族學人，事有所聞，當非空穴來風。
孫可望死後，其子孫征淇襲封，幾個月後即死掉，死因更可疑。孫征淇之弟孫征淳襲封，清廷沒再下手。康熙初年，清廷削減“義王”孫征淳俸銀。孫征淳死後，清廷把孫家的爵位降為公爵。到了幹隆年間，清廷索性取消了孫家子孫的“世職”。老孫一家，就這樣平空消失於歷史舞台之上，隻留下無恥的聲名和後人的笑罵。
孫可望敗得太快，跑到湖南時，基本成為光杆司令。於是，他隻能改變口氣，表示說隻要向大清借兵“以雪深仇”，並希望自己能成為清王朝屬下的太平百姓，再不敢提及自己要回據滇黔之事。
洪承疇為清朝主子鞠躬盡瘁，畢竟精力體力有限。作為五省經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他一直誤判形勢，對李定國、孫可望、鄭成功等人的關係搞不太清楚。為了掩飾自己的無能和清軍的尷尬局麵，他總是上疏渲染李定國、孫可望、鄭成功等人的互相“聯合”，對南明各係中的矛盾沒有本質的認識。
由於當時洪承疇的誤判，北京順治朝廷非常動搖，費糧耗餉下，北京清廷不想再拖耗下去，甚至準備放棄湘、粵、桂、川、贛、滇、黔七省，與南明永曆政權同為“南北朝”。
清廷內部產生這樣的想法，與其當時的滿洲高層貴族狀況有莫大關聯。順治六年，豫王多鐸病死。轉年，攝政王多爾袞病死。而後清廷內部政治鬥爭，豪格、阿濟格兩個王爺均被賜死。再後，郡王羅洛輝、阿巴泰、博洛等人相繼病死。順治九年，敬謹親王尼堪又為李定國所殺。所以，除鄭親王濟爾哈朗以外，名王宿將，凋零殆盡。清朝富有實戰經驗的軍事領導層，基本報銷掉，八旗兵力迅速下降。在這種情況下，清廷才不得不信用漢人“三王”以及洪承疇等前明降臣，並以綠營漢兵為戰鬥主力軍。
由於徵兵轉餉，致使數省騷動，又無任何大的進展，洪承疇到任後，不斷受到在京大臣彈劾。作為官場老油條，洪承疇以退為進，在順治十三年，他已經上疏求退，要求回京休養。
順治帝失望之餘，也下詔同意他的請求。洪承疇很能裝，他在揭帖裏把自己的病情寫得活靈活現：“……熱症大發，煩躁有加……每一闔眼，則塘報、本章、兵馬、錢糧、俱聚胸中，魂夢思想，語言顛倒……稍一停歇，則喉舌幹枯，氣竟隔斷……如此者，已將及十日，米食全不想下咽……（我）一身固不惜，倘致有誤，封疆大計，關係非小……”
正欲離職之際，孫可望歸降信到，鬱鬱寡歡的洪承疇興奮莫名，假病變真病的衰態剎那全消。
如同打了興奮劑一樣，他馬上給順治帝上疏要求帶病留任——其實最大的目的，就是想把孫可望投降之功全據已有。
洪承疇一向見人下菜碟，同為“勢窮來歸”，生前南明將領張名斌帶一百多士兵投降，洪承疇立刻下令處決，並把降將的妻妾財產皆沒收入官。孫可望僅攜二十左右人來降，由於他名氣大，是南明“秦王”，洪承疇知道對方利用價值大，就立刻破格對孫可望即時薪俸全支，上疏竭力為老孫爭取王爵。
喘定之後，孫可望投桃報李，無論是逢人宣講還是自己上奏，盛誇清朝“連年湖南、廣西以守為戰，節節嚴密，遂致明朝內變，使我決計奔投”——巧妙為洪承疇歌功頌德，讓順治皇帝和清朝大臣們覺得似乎南明內鬧和他自己的投降，皆是因洪承疇在五省經略有方所致。
永曆朝廷活"曹操”（10）
不僅如此，孫可望投降後，向洪承疇盡告雲貴虛實，畫山川地形圖，把南明諸將士兵的守衛情況一一細稟。
洪承疇言聽計從。根據孫可望的指點重新安排軍事計劃，反覆研商修改，最終他本人成為“雲南通”。
而後，清軍以西南進軍計劃修改如下：第一，一改昔日一路大軍齊集費餉費糧的作為，先發兩路軍，繼發一路軍，在雲貴步步為營，買運米食，穩紮穩打。如此，則可免三路大軍齊聚爭糧之弊；第二，一軍入貴州占領省城後，嚴禁分兵誤入崇山深林拚消耗，而是要各軍固地製宜，分守要害，蓄銳養威，協調指揮，從四方八麵合殲南明軍隊。
另一方麵，孫可望雖大潰敗，他在南明的政治影響力不可低估。其原先的手下將領士兵雖然暫時投降李定國，日久必然產生新的矛盾。清軍打著他的招牌，又有他手下數位降將熟門熟路當嚮導，進攻雲貴，自然是事半功倍。
本來，孫可望還自告奮勇要隨清軍出征，清廷覺得他在北京具有更大的利用價值，就把他召回京城。
當雲貴漸平，孫可望這位“義王”的利用價值也就越來越小。
順治十五年七月，孫可望得知失散十多年的弟弟孫可升在上海的消息，喜不自勝。他忙向清廷打報告，要求清政府用公家驛傳把他那個當小兵的窮弟弟一家運來北京與自己團驟。殊不料，這麽一個微渺的請求，引來清廷禦史一陣猛轟。別說，參劾他的疏奏有理有據：
“（孫可望）始以張獻忠養子荼毒蜀楚，神人共憤。繼而稱兵犯順，逆我顏行。迨眾叛親離，計無復之，方率數百疲敝之卒，亡命來歸……”
揭他老底後，禦史又稱，孫可望之弟隻是一個食糧兵丁，白身無官，這樣的人，怎敢冒用妄用國家驛傳？
看到劾奏後，孫可望五雷轟頂，趕忙上疏謝罪。
不久，又有人揭發他家人在天津有放債取利之事。為此，他很快遭到清廷責斥。老小子幾天睡不著覺，鬢髮皆白。
聽聞清軍大定雲南的消息，孫可望自己知道本人的利用價值已經不大，隻好主動上疏，乞辭王爵，時為順治十七年（1660年）夏天。
順治帝也是個陰君，假裝高姿態，仍下旨讓他保有王爵。
孫可望一肚子苦水，滿腹鬱積“苦哀”，向順治帝打報告訴說：“臣於明季失身行伍，浪跡疆場，各處人民遷徙逃亡不無居所，此怨臣者有之；今臣叨膺（皇帝）寵眷，無寸功可記，一旦錫以王爵，此忌臣者有之；再可慮者，臣下文官如吳逢聖、武官劉天秀等百有餘員，蒙皇上格外加恩，官爵太重，每見（他們）出入朝班，諸人睨目而視。臣知朝廷有逾分之（恩）典，眾心沸騰之端也。然怨忌既積於心，妒害自生於外，謗議之事，久知不免。”
這年年底，孫可望就死了。正史上說他是“病死”，但《行在陽秋》等筆記中，均說他是隨順治帝出獵時被皇家禁衛軍she死。如果是中箭死，顯非清朝軍人誤she。還有筆記記載他是被清廷毒死。而且，記載他非正常死亡的筆記作者，並非民國報人，皆是明末清初的漢族學人，事有所聞，當非空穴來風。
孫可望死後，其子孫征淇襲封，幾個月後即死掉，死因更可疑。孫征淇之弟孫征淳襲封，清廷沒再下手。康熙初年，清廷削減“義王”孫征淳俸銀。孫征淳死後，清廷把孫家的爵位降為公爵。到了幹隆年間，清廷索性取消了孫家子孫的“世職”。老孫一家，就這樣平空消失於歷史舞台之上，隻留下無恥的聲名和後人的笑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