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書的結果，使他對政治有了興趣。他研究公共問題，坐著他的輪椅去發表演說，由此認識了很多人，很多人也由此認識他，今天，班·符特生——仍然坐著的輪椅——是喬治亞州政府的秘書長。
在過去的三十五年裏，卡耐基一直在紐約市辦成人教育班。他發現很多成年人最後的遺憾是，他們從來沒有上過大學，他們似乎認為沒有接受大學教育是一個很大的缺陷。卡耐基知道這話不一定對，因為有成千上萬很成功的人，連中學都還沒有畢業。所以他常常對這些學生講一個他認識的人的故事，那個人甚至連小學都沒有畢業。他家裏非常窮苦，當他父親過世的時候，還得靠他父親的朋友們募捐，才把他父親埋葬了。父親死後，他母親在一家製傘的工廠裏做事，一天工作十個小時，還要帶一些工作回家做到晚上十一點。
在這種環境之下長大的這個男孩子，曾參加當地教堂舉辦的一次業餘戲劇演出活動。演出時他覺得非常過癮，因而他決定去學演講。這種能力又引導他進入政界，三十歲的時候，他就當選為紐約州的議員，可是他對這項責任卻一點準備也沒有。事實上，他甚至不知道這是怎麽回事。他研究那些要他投票表決的既冗長又複雜的法案——可是對他來說，這些法案就好象是用印地安文字所寫的一樣。在他當選為森林問題委員會的委員時，他覺得既驚異又擔心，因為他從來沒有進過森林一步；當他當選州議會金融委員會的委員時，他也很驚異而擔心，因為他甚至不曾在銀行裏開過戶頭。他當時緊張得幾乎想從議會裏辭職，隻是他羞於向他的母親承認他的失敗。在絕望之中，他下決心每天苦讀十六個小時，把他那無知的檸檬變成一杯知識的檸檬水。這樣努力的結果，使他自己從一個當地的小政治家變成一個全國的知名人物，而且《紐約時報》也稱呼他為“紐約最受歡迎的市民”。
這就是艾爾·史密斯。
當艾爾·史密斯開始他那自我教育和政治課程十年之後，他成為對紐約州政府一切事務最有權威的人。他曾四度當選為紐約州長，這是一個空前絕後的紀錄。一九一八年，他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有六所大學——包括哥倫比亞和哈佛——把名譽學位贈給這個甚至連小學都沒有畢業的人。
艾爾·史密斯親口告訴卡耐基，如果他當年沒有一天工作十六個小時、化負為正的話，所有這些事情都不可能發生。
尼采對超人的定義是：“不僅是在必要情況之下忍受一切，而且還要喜愛這種情況。”
卡耐基愈研究那些有成就者的事業，就愈加深刻地感覺到，他們之中有非常多的人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們開始的時候有一些會阻礙他們發展的缺陷，促使他們加倍地努力而得到更多的報償。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說的：“我們的缺陷對我們有意外的幫助。”
也許，很可能密爾頓就是因為瞎了眼，才能寫出更好的詩篇來，而貝多芬是因為聾了，才能作出更好的曲子。
海倫凱勒之所以能有光輝的成就，也就因為她的瞎和聾。
如果柴可夫斯基不是那麽的痛苦——而且他那個悲劇性的婚姻幾乎使他瀕臨自殺的邊緣——如果他自己的生活不是那麽的悲慘，他也許永遠不能寫出他那首不朽的《悲愴交響曲》。
如果陀思妥也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的生活不是那樣的充滿折磨，他們可能永遠寫不出那些不朽的小說。
“如果我不是有這樣的殘疾，我也許不會做到我所完成的這麽多工作。”達爾文坦白承認他的殘疾對他的意想不到的幫助。
達爾文出生於英國的那一天，另外一個孩子出生在美國肯塔基州森林裏的一個小木屋裏，他的名字就是林肯——亞伯拉罕·林肯。如果他出生在一個貴族家庭，在哈佛大學法學院得到學位，而又有幸福美滿的婚姻生活的話，他也許絕不可能在他心底深處寫出那些在蓋茨堡發表的不朽演說，也不會有在他第二次政治演說中的那句如詩般的名言——這是美國的統治者所說過的最美也最高貴的話：“不要對任何人懷有惡意，而要對每一個人懷有喜愛……”
哈瑞·艾默生·福斯狄克在他那本《洞視一切》的書中說，“斯堪的那維亞半島人有一句俗話，我們都可以拿來鼓勵自己：北風造成維京人。我們為什麽覺得，有一個很有安全感而很舒服的生活，沒有任何困難，舒適與清閑，這些就能夠使人變成好人或者很快樂呢？正相反，那些可憐自己的人會繼續地可憐他們自己，即使舒舒服服躺在一個大墊子上的時候也不例外。可是在歷史上，一個人的性格和他的幸福，卻來自各種不同的環境，好的、壞的，各種不同的環境，隻要他們肩負起他們個人的責任。所以我們再說一遍：北風造成維京人。”
假設我們頹喪到極點，覺得根本不可能把我們的檸檬做成檸檬水。那麽，下麵是我們為什麽應該試一試的兩點理由——這兩點理由告訴我們，為什麽我們隻會賺而不會賠。
理由第一條，我們可能成功。
理由第二條，即使我們沒有成功，隻有試著要化負為正的企圖，也就會使我們向前看而不會向後看。所以，用肯定的思想來替代否定的思想，能激發你的創造力，能刺激我們忙到根本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趣去憂慮那些已經過去和已經完成的事情。
有一次，世界最有名的小提琴家歐利·布爾在巴黎舉行一次音樂會，他小提琴上的a弦突然斷了。可是歐利·布爾就用另外的那三根弦演奏完了那支曲子。“這就是生活，”哈瑞·艾默生·福斯狄克說，“如果你的a弦斷了，就在其他三根弦上把曲子演奏完。”
這不僅是生活，這比生活更可貴——這是一次生命上的勝利。
如果我們能夠做到，我們會把威廉·波裏索的這句話刻在銅板上，掛在每一所學校裏：
“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要把你的收入拿來算做資本，任何傻子都會這樣做。但真正重要的事是要從你的損失裏獲利，這就需要有才智才行，而這一點也正是一個聰明人和一個傻子之間的區別。”
所以，要培養能帶給你平安和快樂的心理，請遵守這一條規則：
“當命運交給我們一個檸檬的時候，讓我們試著去做一杯檸檬水。”
卡耐基說，他的另外一個朋友，露西莉·布萊克，在學會怎樣以自己所有的為滿足，不為她所缺少的而憂慮之前，幾乎瀕臨悲劇的邊緣。下麵是布萊克的經歷。
“我的生活一直非常忙亂，在亞利桑那大學學風琴，在城裏開了一間語言學校，還在我所住的沙漠柳牧場上教音樂欣賞的課程。我參加了許多大宴小酌、舞會和在星光下騎馬。有一天早上我整個垮了，我的心髒病發作。‘你得躺在床上完全靜養一年，’醫生對我說。他居然沒有鼓勵我，讓我相信我還能夠健壯起來。
在過去的三十五年裏，卡耐基一直在紐約市辦成人教育班。他發現很多成年人最後的遺憾是，他們從來沒有上過大學，他們似乎認為沒有接受大學教育是一個很大的缺陷。卡耐基知道這話不一定對，因為有成千上萬很成功的人，連中學都還沒有畢業。所以他常常對這些學生講一個他認識的人的故事，那個人甚至連小學都沒有畢業。他家裏非常窮苦，當他父親過世的時候，還得靠他父親的朋友們募捐，才把他父親埋葬了。父親死後，他母親在一家製傘的工廠裏做事，一天工作十個小時，還要帶一些工作回家做到晚上十一點。
在這種環境之下長大的這個男孩子，曾參加當地教堂舉辦的一次業餘戲劇演出活動。演出時他覺得非常過癮，因而他決定去學演講。這種能力又引導他進入政界，三十歲的時候，他就當選為紐約州的議員，可是他對這項責任卻一點準備也沒有。事實上，他甚至不知道這是怎麽回事。他研究那些要他投票表決的既冗長又複雜的法案——可是對他來說，這些法案就好象是用印地安文字所寫的一樣。在他當選為森林問題委員會的委員時，他覺得既驚異又擔心，因為他從來沒有進過森林一步；當他當選州議會金融委員會的委員時，他也很驚異而擔心，因為他甚至不曾在銀行裏開過戶頭。他當時緊張得幾乎想從議會裏辭職，隻是他羞於向他的母親承認他的失敗。在絕望之中，他下決心每天苦讀十六個小時，把他那無知的檸檬變成一杯知識的檸檬水。這樣努力的結果，使他自己從一個當地的小政治家變成一個全國的知名人物，而且《紐約時報》也稱呼他為“紐約最受歡迎的市民”。
這就是艾爾·史密斯。
當艾爾·史密斯開始他那自我教育和政治課程十年之後，他成為對紐約州政府一切事務最有權威的人。他曾四度當選為紐約州長，這是一個空前絕後的紀錄。一九一八年，他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有六所大學——包括哥倫比亞和哈佛——把名譽學位贈給這個甚至連小學都沒有畢業的人。
艾爾·史密斯親口告訴卡耐基，如果他當年沒有一天工作十六個小時、化負為正的話，所有這些事情都不可能發生。
尼采對超人的定義是：“不僅是在必要情況之下忍受一切，而且還要喜愛這種情況。”
卡耐基愈研究那些有成就者的事業，就愈加深刻地感覺到，他們之中有非常多的人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們開始的時候有一些會阻礙他們發展的缺陷，促使他們加倍地努力而得到更多的報償。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說的：“我們的缺陷對我們有意外的幫助。”
也許，很可能密爾頓就是因為瞎了眼，才能寫出更好的詩篇來，而貝多芬是因為聾了，才能作出更好的曲子。
海倫凱勒之所以能有光輝的成就，也就因為她的瞎和聾。
如果柴可夫斯基不是那麽的痛苦——而且他那個悲劇性的婚姻幾乎使他瀕臨自殺的邊緣——如果他自己的生活不是那麽的悲慘，他也許永遠不能寫出他那首不朽的《悲愴交響曲》。
如果陀思妥也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的生活不是那樣的充滿折磨，他們可能永遠寫不出那些不朽的小說。
“如果我不是有這樣的殘疾，我也許不會做到我所完成的這麽多工作。”達爾文坦白承認他的殘疾對他的意想不到的幫助。
達爾文出生於英國的那一天，另外一個孩子出生在美國肯塔基州森林裏的一個小木屋裏，他的名字就是林肯——亞伯拉罕·林肯。如果他出生在一個貴族家庭，在哈佛大學法學院得到學位，而又有幸福美滿的婚姻生活的話，他也許絕不可能在他心底深處寫出那些在蓋茨堡發表的不朽演說，也不會有在他第二次政治演說中的那句如詩般的名言——這是美國的統治者所說過的最美也最高貴的話：“不要對任何人懷有惡意，而要對每一個人懷有喜愛……”
哈瑞·艾默生·福斯狄克在他那本《洞視一切》的書中說，“斯堪的那維亞半島人有一句俗話，我們都可以拿來鼓勵自己：北風造成維京人。我們為什麽覺得，有一個很有安全感而很舒服的生活，沒有任何困難，舒適與清閑，這些就能夠使人變成好人或者很快樂呢？正相反，那些可憐自己的人會繼續地可憐他們自己，即使舒舒服服躺在一個大墊子上的時候也不例外。可是在歷史上，一個人的性格和他的幸福，卻來自各種不同的環境，好的、壞的，各種不同的環境，隻要他們肩負起他們個人的責任。所以我們再說一遍：北風造成維京人。”
假設我們頹喪到極點，覺得根本不可能把我們的檸檬做成檸檬水。那麽，下麵是我們為什麽應該試一試的兩點理由——這兩點理由告訴我們，為什麽我們隻會賺而不會賠。
理由第一條，我們可能成功。
理由第二條，即使我們沒有成功，隻有試著要化負為正的企圖，也就會使我們向前看而不會向後看。所以，用肯定的思想來替代否定的思想，能激發你的創造力，能刺激我們忙到根本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趣去憂慮那些已經過去和已經完成的事情。
有一次，世界最有名的小提琴家歐利·布爾在巴黎舉行一次音樂會，他小提琴上的a弦突然斷了。可是歐利·布爾就用另外的那三根弦演奏完了那支曲子。“這就是生活，”哈瑞·艾默生·福斯狄克說，“如果你的a弦斷了，就在其他三根弦上把曲子演奏完。”
這不僅是生活，這比生活更可貴——這是一次生命上的勝利。
如果我們能夠做到，我們會把威廉·波裏索的這句話刻在銅板上，掛在每一所學校裏：
“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要把你的收入拿來算做資本，任何傻子都會這樣做。但真正重要的事是要從你的損失裏獲利，這就需要有才智才行，而這一點也正是一個聰明人和一個傻子之間的區別。”
所以，要培養能帶給你平安和快樂的心理，請遵守這一條規則：
“當命運交給我們一個檸檬的時候，讓我們試著去做一杯檸檬水。”
卡耐基說，他的另外一個朋友，露西莉·布萊克，在學會怎樣以自己所有的為滿足，不為她所缺少的而憂慮之前，幾乎瀕臨悲劇的邊緣。下麵是布萊克的經歷。
“我的生活一直非常忙亂，在亞利桑那大學學風琴，在城裏開了一間語言學校，還在我所住的沙漠柳牧場上教音樂欣賞的課程。我參加了許多大宴小酌、舞會和在星光下騎馬。有一天早上我整個垮了，我的心髒病發作。‘你得躺在床上完全靜養一年，’醫生對我說。他居然沒有鼓勵我，讓我相信我還能夠健壯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