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所謂“匿名評審”也不管用。不錯，送材料的時候，申請人的名字是匿去了。材料寄回來的時候，評審人的名字也匿去了。但材料寄給誰，寄的是誰的材料，負責寄送的人知道呀！這樣一來，申請人和負責人關係的好壞，就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了。結果，常常是這邊材料還沒有寄出，那邊就接到了說情或者告狀的電話。如果是評博士點、評重點學科、評獎，還可能會有人拎著大包小包登門造訪。老實說，這事我也幹過，既託過人，也受過托。中國社會是一個人情社會，你不能一點麵子都不講。如果是你的老朋友、老熟人、老同學，甚至是先前於你有恩的人找上門來，你能不大開方便之門？至少，在不太離譜的情況下，你不會太堅持原則吧？
所有這一切，都不違反製度（向評審人說情或者告狀除外，但你永遠查不出）。尤其是發表論文達到多少篇就可以當教授，更不違反製度。如果評審不能通過，還會有人打抱不平。結果，我們就“合法”地評出許多根本不合格的教授、博導。我不知道他們是該叫“真的假教授”，還是該叫“假的真博導”，也許該叫“非典型教授”吧？這可比做假文憑還可怕。假文憑總歸可以查出，這些“真的假教授”和“假的真博導”卻可以堂而皇之地招搖撞騙，不知廉恥地誤人子弟，直至把我們的學術界搞得烏煙瘴氣。
或許有人會說，這還是因為製度不夠完善和健全。這話沒錯。但是，再完善再健全的製度，也是靠人來執行的。人不變，製度再好也沒有用。最後的結果，恐怕還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防不勝防。中國人在這方麵，可是積累了上千年的經驗。因此，根本的問題在於改造社會，改造國民性，這可是比經濟體製改革和政治體製改革重要得多，也艱難得多的事情，正可謂任重而道遠。
所以，非典型腐敗和非典型肺炎一樣，是不好對付的。甚至我們還可以說，非典型腐敗比非典型肺炎更難對付。因為這場病，我們民族已經得了很多年，也治了很多年，卻一直治不好，以至於弄得幾乎人人都是帶菌者，時時都是潛伏期。其原因，就在於以前開出的藥方，多半治標不治本，反倒弄得那病毒有了抗藥能力。治標不治本的原因，則又在於沒有找到病根。因此，要根治非典型腐敗，就必須對它進行病理分析。
六、製度並不能保證一切（3）
實際上，隻要稍加分析，我們就不難發現，所謂非典型腐敗，其實是一種區域性歷史現象。原始社會沒有，發達國家也不太多（他們那裏有腐敗，但很少有非典型腐敗）。它的疫區，主要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那些有著東方專製主義傳統的發展中國家。如果再縮小檢索範圍，則又不難發現，無論典型腐敗，還是非典型腐敗，都無不發生在權力關係之中。腐敗這東西，戰場上沒有球場上有，商場上沒有官場上有。戰場上靠的是武力，商場上靠的是財力，它們都不靠權力。商場上如果也要搞腐敗，則這種商業活動必與權力機構有關，比如和政府做生意，或需要政府的批文。此為國際之通例，故西方發達國家也頻頻爆出此類醜聞。戰場上如果也搞腐敗，則必非真正的戰爭。所謂並非真正的戰爭，是指戰爭的一方根本無心作戰，作戰雙方是非對抗性的（比如美國與伊拉克）。至於球場上出現腐敗，則因為賽事原本可以看作一種帶有表演性和商業性的“虛擬戰爭”，當然很容易被收買。
顯然，腐敗是與權力和利益有關的事，是權力與利益之間的一種交易。因此，但凡存在權力關係的地方，就有腐敗的可能。如果這種權力關係比較隱秘，則表現為非典型腐敗。同樣，隻要這種權力是可以贖買的，腐敗就必然發生；而當這種可贖買的權力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以至於原本通過正常渠道就可以解決的問題也要進行權力的贖買，一些原本正常的人際交往也有了權力贖買的性質，權力的贖買已成為人們的一種習慣時，非典型腐敗就會成為社會難以根治的頑疾。
七、並非不治之症（1）
的確，非典型腐敗是一種“習慣性腐敗”或“常規性腐敗”。它不但是腐敗的隱蔽形式（典型腐敗則是其公認形式），也是對權力的“習慣性贖買”。也就是說，隻要一發生權力關係，就立即想到要進行贖買，或必須進行贖買，哪怕對方履行的隻是分內職責，自己提出的也是正當要求。這就和典型腐敗不一樣。典型腐敗往往有特殊的要求，比如網開一麵，或者通風報信，甚至指鹿為馬，總之是徇私舞弊。非典型腐敗卻不是。它不是要走後門，而是走前門，隻不過請你按照規定把門開一下。但因為開門的權力在你那裏，開不開，我說了不算，便隻好意思意思，疏通疏通，其實並無“非分之想”。它甚至隻是一種“習慣動作”。一看見有人把門，就習慣性地把紅包遞過去。習慣成自然。久而久之，它也就成了慣例，成了規矩，因此也叫“規禮”、“陋規”（即所謂“潛規則”）。陋而成為規，腐敗而成為習慣，可見問題之嚴重。所以，諸如此類的做法和規矩雖然不是典型腐敗，也不是什麽大案要案，卻是社會風氣敗壞的典型表現。
其實，養成這樣一種“習慣”也並不容易，它需要有三個條件。第一，整個國家已成為一個權力至上和權力蔓延的社會。第二，權力的可以贖買和必須贖買已成為全民的共識。第三，對於不造成典型腐敗的權力贖買，大家已習以為常，不認為是腐敗。中國兩千多年的專製主義政治製度便恰好滿足了這三個條件。
首先是集權。兩千多年前由秦始皇創立的政治製度，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帝國製度；由此產生的社會，則是一個典型的專製社會，也是典型的權力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包括政權、產權和人身權利，也包括榮譽、地位和生存條件，一切都是由權力來決定的。皇帝有權殺大臣，父親有權賣子女，丈夫有權休妻，縣官有權加稅。反正誰有權誰是大爺，誰沒權誰是孫子。於是，有條件的就攫取權力，沒條件的就贖買權力，既無法攫取又無法贖買的就隻好任人宰割和魚肉。權力，不可能不成為人們的嚮往。
有權力的是官員。皇帝的權力雖然最大，但和老百姓隔得太遠，感受不到。最能讓老百姓感受到權力利害（施惠能力和加害能力）的，還是各級官員，尤其是地方官。老百姓從自己的切身感受中不難深刻地體會到，一個官員如果要施惠或者加害於自己，是何等的輕而易舉，有時簡直就是一句話的事情。官員的權力雖然隻是皇帝授予的代理權，但用在老百姓身上，卻威力無窮。而且，正因為是代理權，才格外可怕。一方麵，官員可以動用國家力量來對付你，足以使你傾家蕩產，家破人亡；另一方麵，皇帝又不可能對所有的代理人進行監控，也不可能受理所有的冤屈。你能做的，隻能是設法贖買官員們手中的權力，而這又等於說誰當官誰發財。當官，也不可能不成為人們的嚮往。
所有這一切，都不違反製度（向評審人說情或者告狀除外，但你永遠查不出）。尤其是發表論文達到多少篇就可以當教授，更不違反製度。如果評審不能通過，還會有人打抱不平。結果，我們就“合法”地評出許多根本不合格的教授、博導。我不知道他們是該叫“真的假教授”，還是該叫“假的真博導”，也許該叫“非典型教授”吧？這可比做假文憑還可怕。假文憑總歸可以查出，這些“真的假教授”和“假的真博導”卻可以堂而皇之地招搖撞騙，不知廉恥地誤人子弟，直至把我們的學術界搞得烏煙瘴氣。
或許有人會說，這還是因為製度不夠完善和健全。這話沒錯。但是，再完善再健全的製度，也是靠人來執行的。人不變，製度再好也沒有用。最後的結果，恐怕還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防不勝防。中國人在這方麵，可是積累了上千年的經驗。因此，根本的問題在於改造社會，改造國民性，這可是比經濟體製改革和政治體製改革重要得多，也艱難得多的事情，正可謂任重而道遠。
所以，非典型腐敗和非典型肺炎一樣，是不好對付的。甚至我們還可以說，非典型腐敗比非典型肺炎更難對付。因為這場病，我們民族已經得了很多年，也治了很多年，卻一直治不好，以至於弄得幾乎人人都是帶菌者，時時都是潛伏期。其原因，就在於以前開出的藥方，多半治標不治本，反倒弄得那病毒有了抗藥能力。治標不治本的原因，則又在於沒有找到病根。因此，要根治非典型腐敗，就必須對它進行病理分析。
六、製度並不能保證一切（3）
實際上，隻要稍加分析，我們就不難發現，所謂非典型腐敗，其實是一種區域性歷史現象。原始社會沒有，發達國家也不太多（他們那裏有腐敗，但很少有非典型腐敗）。它的疫區，主要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那些有著東方專製主義傳統的發展中國家。如果再縮小檢索範圍，則又不難發現，無論典型腐敗，還是非典型腐敗，都無不發生在權力關係之中。腐敗這東西，戰場上沒有球場上有，商場上沒有官場上有。戰場上靠的是武力，商場上靠的是財力，它們都不靠權力。商場上如果也要搞腐敗，則這種商業活動必與權力機構有關，比如和政府做生意，或需要政府的批文。此為國際之通例，故西方發達國家也頻頻爆出此類醜聞。戰場上如果也搞腐敗，則必非真正的戰爭。所謂並非真正的戰爭，是指戰爭的一方根本無心作戰，作戰雙方是非對抗性的（比如美國與伊拉克）。至於球場上出現腐敗，則因為賽事原本可以看作一種帶有表演性和商業性的“虛擬戰爭”，當然很容易被收買。
顯然，腐敗是與權力和利益有關的事，是權力與利益之間的一種交易。因此，但凡存在權力關係的地方，就有腐敗的可能。如果這種權力關係比較隱秘，則表現為非典型腐敗。同樣，隻要這種權力是可以贖買的，腐敗就必然發生；而當這種可贖買的權力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以至於原本通過正常渠道就可以解決的問題也要進行權力的贖買，一些原本正常的人際交往也有了權力贖買的性質，權力的贖買已成為人們的一種習慣時，非典型腐敗就會成為社會難以根治的頑疾。
七、並非不治之症（1）
的確，非典型腐敗是一種“習慣性腐敗”或“常規性腐敗”。它不但是腐敗的隱蔽形式（典型腐敗則是其公認形式），也是對權力的“習慣性贖買”。也就是說，隻要一發生權力關係，就立即想到要進行贖買，或必須進行贖買，哪怕對方履行的隻是分內職責，自己提出的也是正當要求。這就和典型腐敗不一樣。典型腐敗往往有特殊的要求，比如網開一麵，或者通風報信，甚至指鹿為馬，總之是徇私舞弊。非典型腐敗卻不是。它不是要走後門，而是走前門，隻不過請你按照規定把門開一下。但因為開門的權力在你那裏，開不開，我說了不算，便隻好意思意思，疏通疏通，其實並無“非分之想”。它甚至隻是一種“習慣動作”。一看見有人把門，就習慣性地把紅包遞過去。習慣成自然。久而久之，它也就成了慣例，成了規矩，因此也叫“規禮”、“陋規”（即所謂“潛規則”）。陋而成為規，腐敗而成為習慣，可見問題之嚴重。所以，諸如此類的做法和規矩雖然不是典型腐敗，也不是什麽大案要案，卻是社會風氣敗壞的典型表現。
其實，養成這樣一種“習慣”也並不容易，它需要有三個條件。第一，整個國家已成為一個權力至上和權力蔓延的社會。第二，權力的可以贖買和必須贖買已成為全民的共識。第三，對於不造成典型腐敗的權力贖買，大家已習以為常，不認為是腐敗。中國兩千多年的專製主義政治製度便恰好滿足了這三個條件。
首先是集權。兩千多年前由秦始皇創立的政治製度，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帝國製度；由此產生的社會，則是一個典型的專製社會，也是典型的權力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包括政權、產權和人身權利，也包括榮譽、地位和生存條件，一切都是由權力來決定的。皇帝有權殺大臣，父親有權賣子女，丈夫有權休妻，縣官有權加稅。反正誰有權誰是大爺，誰沒權誰是孫子。於是，有條件的就攫取權力，沒條件的就贖買權力，既無法攫取又無法贖買的就隻好任人宰割和魚肉。權力，不可能不成為人們的嚮往。
有權力的是官員。皇帝的權力雖然最大，但和老百姓隔得太遠，感受不到。最能讓老百姓感受到權力利害（施惠能力和加害能力）的，還是各級官員，尤其是地方官。老百姓從自己的切身感受中不難深刻地體會到，一個官員如果要施惠或者加害於自己，是何等的輕而易舉，有時簡直就是一句話的事情。官員的權力雖然隻是皇帝授予的代理權，但用在老百姓身上，卻威力無窮。而且，正因為是代理權，才格外可怕。一方麵，官員可以動用國家力量來對付你，足以使你傾家蕩產，家破人亡；另一方麵，皇帝又不可能對所有的代理人進行監控，也不可能受理所有的冤屈。你能做的，隻能是設法贖買官員們手中的權力，而這又等於說誰當官誰發財。當官，也不可能不成為人們的嚮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