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官員朝覲、調差、上任，朝廷是不出路費的，得自己想辦法。那時實行迴避製度，主官不能在家鄉就職，常常一走就是千裏之遙。這就不能不靠沿途的地方官招待。不招待也是不行的，因為大家都有這個問題。你今天不招待別人，明天別人就不招待你。當然，招待也是對等的。督撫來了督撫招待，州縣來了州縣招待。但不管是誰來了，隻要過境，州縣都要招待。因為他們官最小，見了誰都得叫首長。這也是一項不輕的負擔。據張集馨《道鹹宦海見聞錄》所記，道光二十二年，已被革職的前閩浙總督顏伯燾卸任回粵途經漳州，漳州縣蔣縣長就花了一萬兩銀子的招待費，最後隻好虛報兵勇名額，領取糧餉來填補虧空。明清時代的地方官，並不那麽好當。
何況還有種種應酬、陋規，比如“三節兩壽”的水禮，冬天的炭敬，夏天的冰敬，請長官門房代為通報的“門敬”，送給首長跟班的“跟敬”，走馬上任之前酬謝京官打發親朋的“別敬”等等。比如張集馨從朔平知府調任陝西督糧道（主管西北地區軍糧的地方官）時，光是在北京的“別敬”就花了17000兩，至少是他年薪的100倍（當時一個總督的年薪才180兩）。收支出入如此之大，不去盤剝百姓，就隻有自殺。
那麽，不送這個敬那個敬的行不行？不行。首先是京官不答應。明清兩代的京官是很窮的。那些職位低權力小的，差不多也就是靠小米粥窩窩頭過日子。大官們的薪水也不多，開銷卻很大。比如要買房子、養僕人、置儀仗、請客吃飯、給皇上和太後送壽禮等等，而明代一個正二品的六部尚書年薪才紋銀152兩，清代的一品大員也才180兩，你說夠做什麽？也就全靠地方官的這個敬那個敬了。當然你硬不敬也可以。隻是到了考核的時候，你的問題肯定不少。來部院辦事的時候，所有的文書肯定都過不了關。別人舉報你的時候，當然沒人替你說話，揭發材料倒是很快就會送達禦前。最後的結果是什麽，你自己也清楚。所以，除了那個連皇帝都敢罵的海瑞，沒有哪個地方官不給京官送這個那個的。比如抗倭名將戚繼光，據說就曾購買美女送給當朝宰相（首輔）張居正。這事雖然查無實據，但他送過重禮，卻是有案可稽。
三、逼良為寇（2）
總督、巡撫們要給京官送禮，他們當然也要接受下級的孝敬，要不然錢從哪裏出？何況他們的開銷也大。光是進京朝覲一次，銀子就得花得跟流水似的。這些錢朝廷是不管的，也沒有別的生財之道（比如辦企業什麽的），正所謂“非從天降，非由地出”，不接受下級的孝敬，又能從哪裏來？京官吃督撫，督撫吃州縣，州縣沒有下級，就隻好吃百姓。等到百姓身上再也長不出肉來給他們吃時，整個帝國也就崩潰。
那麽，為什麽要把官員們一個個弄得都跟餓狼似的呢？
低薪自然有低薪的道理，這個道理就是所謂“道德原則”。在中國古代社會，道德是至高無上的。它不但是“立國之本”，而且是“治國之方”。也就是說，國家政權既靠道德原則來建立，國家政令也靠道德原則來執行。這樣，作為國家政令的頒布者和執行者，各級官員在理論上就應該是道德的楷模。他們應該帶頭勤儉節約，廉潔奉公，當然也就不能拿過高的薪水，以免玩物喪誌，浪費奢靡。相反，如果他們能夠克勤克儉，縮衣縮食，以為君父分憂，以為小民垂範，則可保國富民強，天下太平。
何況，官員們的俸祿雖然低，精神上卻有補償。我們知道，在中國，當官是一件很風光的事情。有句話說，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為什麽唯有讀書高呢？就因為唯有讀書，才能做官。所以“唯有讀書高”，其實還是“唯有做官高”。做官既然高人一等，那麽，薪水低一點又算什麽。你嫌低，那你不要做，有的是人願意做。
有了上述一個“大道理”（以德治國）一個“小道理”（精神補償），朝廷就覺得可以理直氣壯地隻給官員們發放極低的俸祿，甚至還要拖欠剋扣。我們多半隻知道現在有些地方會拖欠民工的工資，教師的工資，鄉鎮幹部的工資，大約誰也不會想到這事古代也有，而且拖欠剋扣的對象，不僅是地方官員和低級官吏，也包括朝中大臣。古代官員的俸祿，常常是發實物工資的。領回家的並不都是銀子，也有大米、布匹，甚至胡椒。你說這胡椒怎麽當錢用？而且，不管發給你的是什麽，統統都要折算成大米。至於怎麽折，自然是朝廷說了算。比如明代成化年間，戶部就曾把在市場上隻值三四錢銀子的一匹粗布，折成了價值20兩銀子的30石大米。僅此一項，朝廷就近百倍地剋扣了官員的工資。這是什麽朝廷？簡直就是強盜！
朝廷做強盜，官員就隻好當土匪。當然，也不是所有的官員都能當土匪，能當的隻有州官縣官。州縣雖然能夠直接向老百姓巧取豪奪，但他這個土匪是要“掛牌上崗”的，他的“營業執照”還得上頭批。結果，州縣們的各級上司，就變成了抽成收保護費的黑社會老大。州縣攔路打劫，督撫坐地分贓，京官敲詐勒索，整個官場變成了一個土匪窩子，這不是逼良為寇是什麽？
當然，也不是所有的地方官一上任就當土匪。一般地說，科舉出身的新官，一開始還是比較廉潔的。他們並不想當土匪，因為這和他們的人生理想不符。這些人，飽讀儒家經典和史書，懂得“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的道理，滿腦子都是忠君愛民、富國強兵、平治天下的理想。但是，當他們有了一些所謂“官場歷練”以後，這些理想就不見了。因為理想並不能當飯吃，而朝廷又沒有提供足夠的糧糙讓他們去為理想馳騁。那些不能解決任何實際問題的道德說教便隻好束之高閣，而代之以能夠讓他們在官場上左右逢源的非典型腐敗。好一點的，也許隻不過對這些“耗羨”、“陋規”不再大驚小怪，甚至心安理得；壞一點的，則很可能變成窮凶極惡的盜匪和貪得無厭的竊賊。
道理也很簡單：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當你拿著可憐兮兮那麽一丁點被拖欠被剋扣的俸祿，連老婆孩子都養不活的時候，能有幾個人願意像海瑞那樣，靠吃自己在衙門裏種的蘿蔔白菜過日子呢？何況你要改善一下生活並不困難。你隻要在收稅收糧的時候稍微多收那麽一點點就行了，甚至你隻要對你的下屬在多收稅糧的時候睜隻眼閉隻眼就行了。什麽都不用你親自動手，一切都會有人幫你打理好，而且你還不用擔心受到指責和處分，因為大家都是這麽做的。那麽，又有幾個人能擋住這樣的誘惑呢？
三、逼良為寇（3）
難怪朱元璋要感嘆官員墮落之多了。他說“朕自即位以來，法古命官，布列華夷”，誰知道“擢用之時，並效忠貞；任用既久，俱係jian貪”，“以至內外官僚，守職維艱。善能終是者寡，身家誅戮者多”。吳思的《潛規則》一書，把這個現象稱之為“新官墮落律”。原本清清白白的新官、清官一個個墮落為貪官、半貪官，自然有複雜的原因。但朱皇帝的低薪製，卻不能不說是原因之一。
何況還有種種應酬、陋規，比如“三節兩壽”的水禮，冬天的炭敬，夏天的冰敬，請長官門房代為通報的“門敬”，送給首長跟班的“跟敬”，走馬上任之前酬謝京官打發親朋的“別敬”等等。比如張集馨從朔平知府調任陝西督糧道（主管西北地區軍糧的地方官）時，光是在北京的“別敬”就花了17000兩，至少是他年薪的100倍（當時一個總督的年薪才180兩）。收支出入如此之大，不去盤剝百姓，就隻有自殺。
那麽，不送這個敬那個敬的行不行？不行。首先是京官不答應。明清兩代的京官是很窮的。那些職位低權力小的，差不多也就是靠小米粥窩窩頭過日子。大官們的薪水也不多，開銷卻很大。比如要買房子、養僕人、置儀仗、請客吃飯、給皇上和太後送壽禮等等，而明代一個正二品的六部尚書年薪才紋銀152兩，清代的一品大員也才180兩，你說夠做什麽？也就全靠地方官的這個敬那個敬了。當然你硬不敬也可以。隻是到了考核的時候，你的問題肯定不少。來部院辦事的時候，所有的文書肯定都過不了關。別人舉報你的時候，當然沒人替你說話，揭發材料倒是很快就會送達禦前。最後的結果是什麽，你自己也清楚。所以，除了那個連皇帝都敢罵的海瑞，沒有哪個地方官不給京官送這個那個的。比如抗倭名將戚繼光，據說就曾購買美女送給當朝宰相（首輔）張居正。這事雖然查無實據，但他送過重禮，卻是有案可稽。
三、逼良為寇（2）
總督、巡撫們要給京官送禮，他們當然也要接受下級的孝敬，要不然錢從哪裏出？何況他們的開銷也大。光是進京朝覲一次，銀子就得花得跟流水似的。這些錢朝廷是不管的，也沒有別的生財之道（比如辦企業什麽的），正所謂“非從天降，非由地出”，不接受下級的孝敬，又能從哪裏來？京官吃督撫，督撫吃州縣，州縣沒有下級，就隻好吃百姓。等到百姓身上再也長不出肉來給他們吃時，整個帝國也就崩潰。
那麽，為什麽要把官員們一個個弄得都跟餓狼似的呢？
低薪自然有低薪的道理，這個道理就是所謂“道德原則”。在中國古代社會，道德是至高無上的。它不但是“立國之本”，而且是“治國之方”。也就是說，國家政權既靠道德原則來建立，國家政令也靠道德原則來執行。這樣，作為國家政令的頒布者和執行者，各級官員在理論上就應該是道德的楷模。他們應該帶頭勤儉節約，廉潔奉公，當然也就不能拿過高的薪水，以免玩物喪誌，浪費奢靡。相反，如果他們能夠克勤克儉，縮衣縮食，以為君父分憂，以為小民垂範，則可保國富民強，天下太平。
何況，官員們的俸祿雖然低，精神上卻有補償。我們知道，在中國，當官是一件很風光的事情。有句話說，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為什麽唯有讀書高呢？就因為唯有讀書，才能做官。所以“唯有讀書高”，其實還是“唯有做官高”。做官既然高人一等，那麽，薪水低一點又算什麽。你嫌低，那你不要做，有的是人願意做。
有了上述一個“大道理”（以德治國）一個“小道理”（精神補償），朝廷就覺得可以理直氣壯地隻給官員們發放極低的俸祿，甚至還要拖欠剋扣。我們多半隻知道現在有些地方會拖欠民工的工資，教師的工資，鄉鎮幹部的工資，大約誰也不會想到這事古代也有，而且拖欠剋扣的對象，不僅是地方官員和低級官吏，也包括朝中大臣。古代官員的俸祿，常常是發實物工資的。領回家的並不都是銀子，也有大米、布匹，甚至胡椒。你說這胡椒怎麽當錢用？而且，不管發給你的是什麽，統統都要折算成大米。至於怎麽折，自然是朝廷說了算。比如明代成化年間，戶部就曾把在市場上隻值三四錢銀子的一匹粗布，折成了價值20兩銀子的30石大米。僅此一項，朝廷就近百倍地剋扣了官員的工資。這是什麽朝廷？簡直就是強盜！
朝廷做強盜，官員就隻好當土匪。當然，也不是所有的官員都能當土匪，能當的隻有州官縣官。州縣雖然能夠直接向老百姓巧取豪奪，但他這個土匪是要“掛牌上崗”的，他的“營業執照”還得上頭批。結果，州縣們的各級上司，就變成了抽成收保護費的黑社會老大。州縣攔路打劫，督撫坐地分贓，京官敲詐勒索，整個官場變成了一個土匪窩子，這不是逼良為寇是什麽？
當然，也不是所有的地方官一上任就當土匪。一般地說，科舉出身的新官，一開始還是比較廉潔的。他們並不想當土匪，因為這和他們的人生理想不符。這些人，飽讀儒家經典和史書，懂得“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的道理，滿腦子都是忠君愛民、富國強兵、平治天下的理想。但是，當他們有了一些所謂“官場歷練”以後，這些理想就不見了。因為理想並不能當飯吃，而朝廷又沒有提供足夠的糧糙讓他們去為理想馳騁。那些不能解決任何實際問題的道德說教便隻好束之高閣，而代之以能夠讓他們在官場上左右逢源的非典型腐敗。好一點的，也許隻不過對這些“耗羨”、“陋規”不再大驚小怪，甚至心安理得；壞一點的，則很可能變成窮凶極惡的盜匪和貪得無厭的竊賊。
道理也很簡單：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當你拿著可憐兮兮那麽一丁點被拖欠被剋扣的俸祿，連老婆孩子都養不活的時候，能有幾個人願意像海瑞那樣，靠吃自己在衙門裏種的蘿蔔白菜過日子呢？何況你要改善一下生活並不困難。你隻要在收稅收糧的時候稍微多收那麽一點點就行了，甚至你隻要對你的下屬在多收稅糧的時候睜隻眼閉隻眼就行了。什麽都不用你親自動手，一切都會有人幫你打理好，而且你還不用擔心受到指責和處分，因為大家都是這麽做的。那麽，又有幾個人能擋住這樣的誘惑呢？
三、逼良為寇（3）
難怪朱元璋要感嘆官員墮落之多了。他說“朕自即位以來，法古命官，布列華夷”，誰知道“擢用之時，並效忠貞；任用既久，俱係jian貪”，“以至內外官僚，守職維艱。善能終是者寡，身家誅戮者多”。吳思的《潛規則》一書，把這個現象稱之為“新官墮落律”。原本清清白白的新官、清官一個個墮落為貪官、半貪官，自然有複雜的原因。但朱皇帝的低薪製，卻不能不說是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