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也有傲氣。他的“恃才傲物”、“狂妄自大”，和顧準相比，隻怕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年在清華讀書的時候，就“才氣無兩，睥睨一世，老師宿儒，斂手稱揚”。本科畢業後，學校想讓他留下來讀研究院，他卻口出狂言：“整個清華沒有一個教授有資格充當錢某人的導師。”這話顧準就說不出。盡管1949年
以後的錢鍾書已不再“少年氣盛”，晚年更是變得恬淡平和，但骨子裏的東西其實是改不了的，因此也仍會做出一些非常人所能做的事。比方說，大年初二權威人士來拜年，他居然隻開一條門fèng，把人家擋在門外說：“謝謝！謝謝！我很忙！
我很忙！謝謝！謝謝！”這事顧準也做不出。
錢鍾書當然還有書生氣。1982年夏天，胡喬木寫了幾首詩，請錢鍾書幫他看看、改改，說是自己“做舊詩總是沒有把握”。這在胡喬木，無非表示一種禮賢下士的姿態，在錢鍾書，也隻要動一兩個字，再打個哈哈，便彼此相宜，大家都有麵子了。誰知道通曉世故洞察人情的錢先生，居然“書生氣又發作了”，把胡喬木的詩改得一塌糊塗，塗改、批註甚多，弄得胡喬木哭笑不得，隻好由李慎之來打圓場。事後，錢鍾書去信向胡喬木“致歉”，道是“我隻能充個‘文士’，目光限於雕章琢句；您是‘誌士仁人’而兼思想家”，因此自己改的“好多不合適”雲雲。話說得很客氣，但那“味兒”誰都聽得出來。
這也不奇怪，錢鍾書“畢竟是書生，即便再“深自謙抑”，那一份“書生意氣”其實是清除不盡的。他和顧準一樣，常常有“忍不住”的時候。實在耐不住，就會罵人。於是，錢鍾書平日闖下的禍，到了他老病不能言的日子一樁樁爆發，累壞夫人楊絳。先是他當年在西南聯大，是否說過“吳宓太笨”，楊絳說不可能，因為吳亦是錢鍾書敬愛的老師，她還特地讓人寫下書麵證詞，好像要提供庭審似的；後是錢鍾書在美國有沒有罵過馮友蘭，楊絳說不可能，因為馮友蘭是錢鍾書的‘五大恩師’之一。但她的辯白相信的人實在不多。"（駱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熱點人物述評》）為什麽信得人不多呢？就因為那些話那些事，都帶有錢鍾書的風格，就像“三年當市長，五年當總理”很像顧準的脾氣一樣。的確，無論稟賦、性格、才華、人品，顧準和錢鍾書都不乏相同之處。因此，他們都是“文革”後期中國科學院哲學社科科學學部最受中青年學者崇敬的人。那時蜇居在八號樓、還在思考“娜拉走後怎樣”這個大問題的顧準，身邊聚攏了一批中青年“顧迷”；而正在六號樓撰寫《管錐編》的錢鍾書，身邊也聚集著一批中青年“錢迷”。這不但說明，杜絕思想交流，阻礙知識傳播，讓天下滅絕人性，“隻不過是專製主義者一手遮天的病態妄想而已”（高建國《顧準全傳》），同時也說明，顧準和錢鍾書兩人，有著怎樣的個人魅力。
然而兩人的境遇，卻也有天壤之別。
1949年以後的錢鍾書，大體上風平浪靜，少有磨難。非但如此，他還頗受“恩寵”。他是《毛澤東選集》英譯委員會主任（一說顧問）和《毛澤東詩詞》
英譯本的定稿人，據他自已說，還因此而為“吃一塹，長一智”發明了一句押韻的英文成語。他也可以公然“謝絕”江青的“盛情邀請”，不去人民大會堂參加國宴。這種“福份”，顧準連想都不要想。錢鍾書即便在“文革”中受衝擊，其“最高紀錄”也不過挨了一耳光，比起顧準差點被活活打死，豈可同日而語？
原因同樣是多方麵的。比方說，兩人身份不同。顧準是黨員，錢鍾書在黨外；顧準是領導幹部，錢鍾書是專家學者；顧準雖然有名，但那是“官聲”，比起錢鍾書的“文名”來，就差得遠了。總之，顧準很容易被看做“黨內異己分子”，錢鍾書則多半被尊為“黨外社會賢達”。這樣兩種不同的身份，即便犯了同一案子，處分也是不同的。建國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對黨內的處分總是比黨外的重，這也是“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吧！何況錢鍾書又沒有犯過案。
這就有意思了。以錢鍾書的個性，其實是很容易出事的。知子莫如父。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老先生，早就發現他這兒子有一種惹事生非的稟性，便特地給他起了個“默存”的字，語出漢代揚雄的“默默者存”，意思是要他管住自己的嘴巴，少惹些口舌之災。現在我們知道，錢鍾書並不能完全管住自己，卻也不是完全管不住。1992年，有兩個年輕人（董磊和孫小玲）受託去錢家取校樣，錢先生居然對這兩個素不相識的青年提出如下忠告：“一個人對自己身邊的人甚至自己的朋友，在與他們說話時要十分謹慎。”接著錢先生講了為什麽要謹慎從事的道理：如果對方是小人，可能會把你賣了；如果對方是軟蛋，可能會去做偽證；如果對方誠實，可能會傻乎乎地招供了你；如果對方可靠，則可能會為了保護你而犧牲自己。“總之，心中毫無阻礙，說話毫無顧忌的人，很可能害人又害己。
”
這話說得實在是夠世故的。但如果當真世故，又不會說出來。可見錢鍾書還是憋不住。憋不住，便隻好對兩個素昧平生的年輕人說。因為倘若惹出事來，還可以賴帳。又可見，錢鍾書還是有點小世故。
說來也是有趣。顧準是搞政治的人，卻書生氣十足錢！鍾書呢，原本是書生，卻比顧準更懂政治。1957年“大鳴大放”的陷阱，錢鍾書就沒有掉進去。是年春天，錢氏即有詩曰雲：“駐車清曠小徘徊，隱隱遙空碾薄雷。脫葉猶飛風不定，啼鳩忽噤雨將來。”這是何等的政治敏感：“風不定”而“雨將來”，那就還是閉上嘴巴，不要“鳴”吧！那天意難測的遙空，已然隱隱地碾著雷霆呢！
然而顧準卻聽不到雷聲。其時他正在中蘇聯合考察的旅途中，不知北京已是風聲鶴唳，專政機器正張開巨網，專等“毒蛇”出洞，“遊魚”上鉤，更不知道他的“反黨言論”和“政治問題”在北京已被揭發。心直口快的顧準，肆無忌憚地大放厥詞，天天發表“右派言論”，弄得自己頭上和維吾爾姑娘一樣，辮子一大把。這就和錢鍾書相差太遠。1957年春，錢鍾書也在去湖北省親的旅途中，且反右鬥爭尚未開始，不少人鳴得正熱鬧，錢鍾書卻聽得見“隱隱遙空碾薄雷”，知道“啼鳩忽噤雨將來”。他的一生平安，難道不正是其睿智所使然？
但這還不是最主要的。
五顧準不是錢鍾書
最主要的是，顧準不是錢鍾書。錢鍾書是一個純粹的讀書人。讀書人不等於就不問政治，卻可以不介人政治，從而做到慎思不妄言。而且，錢鍾書還不像中國許多讀書人（比如馮友蘭）那樣，把自己看得非常重要，認為自己應該而且能夠“為帝者師”、“為王者師”；更不像中國許多讀書人（比如顧準）那樣，認為自己腰杆是硬的，肩膀是鐵的，可以擔盡天下的憂樂，挽狂瀾於既倒。他十分清楚自己不過一介書生，能做的隻有學問。而且，把學問做好也不容易。能讓學術薪盡火傳，就對得起每天吃的那份糧食了。因此他能超脫。
以後的錢鍾書已不再“少年氣盛”，晚年更是變得恬淡平和，但骨子裏的東西其實是改不了的，因此也仍會做出一些非常人所能做的事。比方說，大年初二權威人士來拜年，他居然隻開一條門fèng，把人家擋在門外說：“謝謝！謝謝！我很忙！
我很忙！謝謝！謝謝！”這事顧準也做不出。
錢鍾書當然還有書生氣。1982年夏天，胡喬木寫了幾首詩，請錢鍾書幫他看看、改改，說是自己“做舊詩總是沒有把握”。這在胡喬木，無非表示一種禮賢下士的姿態，在錢鍾書，也隻要動一兩個字，再打個哈哈，便彼此相宜，大家都有麵子了。誰知道通曉世故洞察人情的錢先生，居然“書生氣又發作了”，把胡喬木的詩改得一塌糊塗，塗改、批註甚多，弄得胡喬木哭笑不得，隻好由李慎之來打圓場。事後，錢鍾書去信向胡喬木“致歉”，道是“我隻能充個‘文士’，目光限於雕章琢句；您是‘誌士仁人’而兼思想家”，因此自己改的“好多不合適”雲雲。話說得很客氣，但那“味兒”誰都聽得出來。
這也不奇怪，錢鍾書“畢竟是書生，即便再“深自謙抑”，那一份“書生意氣”其實是清除不盡的。他和顧準一樣，常常有“忍不住”的時候。實在耐不住，就會罵人。於是，錢鍾書平日闖下的禍，到了他老病不能言的日子一樁樁爆發，累壞夫人楊絳。先是他當年在西南聯大，是否說過“吳宓太笨”，楊絳說不可能，因為吳亦是錢鍾書敬愛的老師，她還特地讓人寫下書麵證詞，好像要提供庭審似的；後是錢鍾書在美國有沒有罵過馮友蘭，楊絳說不可能，因為馮友蘭是錢鍾書的‘五大恩師’之一。但她的辯白相信的人實在不多。"（駱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熱點人物述評》）為什麽信得人不多呢？就因為那些話那些事，都帶有錢鍾書的風格，就像“三年當市長，五年當總理”很像顧準的脾氣一樣。的確，無論稟賦、性格、才華、人品，顧準和錢鍾書都不乏相同之處。因此，他們都是“文革”後期中國科學院哲學社科科學學部最受中青年學者崇敬的人。那時蜇居在八號樓、還在思考“娜拉走後怎樣”這個大問題的顧準，身邊聚攏了一批中青年“顧迷”；而正在六號樓撰寫《管錐編》的錢鍾書，身邊也聚集著一批中青年“錢迷”。這不但說明，杜絕思想交流，阻礙知識傳播，讓天下滅絕人性，“隻不過是專製主義者一手遮天的病態妄想而已”（高建國《顧準全傳》），同時也說明，顧準和錢鍾書兩人，有著怎樣的個人魅力。
然而兩人的境遇，卻也有天壤之別。
1949年以後的錢鍾書，大體上風平浪靜，少有磨難。非但如此，他還頗受“恩寵”。他是《毛澤東選集》英譯委員會主任（一說顧問）和《毛澤東詩詞》
英譯本的定稿人，據他自已說，還因此而為“吃一塹，長一智”發明了一句押韻的英文成語。他也可以公然“謝絕”江青的“盛情邀請”，不去人民大會堂參加國宴。這種“福份”，顧準連想都不要想。錢鍾書即便在“文革”中受衝擊，其“最高紀錄”也不過挨了一耳光，比起顧準差點被活活打死，豈可同日而語？
原因同樣是多方麵的。比方說，兩人身份不同。顧準是黨員，錢鍾書在黨外；顧準是領導幹部，錢鍾書是專家學者；顧準雖然有名，但那是“官聲”，比起錢鍾書的“文名”來，就差得遠了。總之，顧準很容易被看做“黨內異己分子”，錢鍾書則多半被尊為“黨外社會賢達”。這樣兩種不同的身份，即便犯了同一案子，處分也是不同的。建國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對黨內的處分總是比黨外的重，這也是“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吧！何況錢鍾書又沒有犯過案。
這就有意思了。以錢鍾書的個性，其實是很容易出事的。知子莫如父。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老先生，早就發現他這兒子有一種惹事生非的稟性，便特地給他起了個“默存”的字，語出漢代揚雄的“默默者存”，意思是要他管住自己的嘴巴，少惹些口舌之災。現在我們知道，錢鍾書並不能完全管住自己，卻也不是完全管不住。1992年，有兩個年輕人（董磊和孫小玲）受託去錢家取校樣，錢先生居然對這兩個素不相識的青年提出如下忠告：“一個人對自己身邊的人甚至自己的朋友，在與他們說話時要十分謹慎。”接著錢先生講了為什麽要謹慎從事的道理：如果對方是小人，可能會把你賣了；如果對方是軟蛋，可能會去做偽證；如果對方誠實，可能會傻乎乎地招供了你；如果對方可靠，則可能會為了保護你而犧牲自己。“總之，心中毫無阻礙，說話毫無顧忌的人，很可能害人又害己。
”
這話說得實在是夠世故的。但如果當真世故，又不會說出來。可見錢鍾書還是憋不住。憋不住，便隻好對兩個素昧平生的年輕人說。因為倘若惹出事來，還可以賴帳。又可見，錢鍾書還是有點小世故。
說來也是有趣。顧準是搞政治的人，卻書生氣十足錢！鍾書呢，原本是書生，卻比顧準更懂政治。1957年“大鳴大放”的陷阱，錢鍾書就沒有掉進去。是年春天，錢氏即有詩曰雲：“駐車清曠小徘徊，隱隱遙空碾薄雷。脫葉猶飛風不定，啼鳩忽噤雨將來。”這是何等的政治敏感：“風不定”而“雨將來”，那就還是閉上嘴巴，不要“鳴”吧！那天意難測的遙空，已然隱隱地碾著雷霆呢！
然而顧準卻聽不到雷聲。其時他正在中蘇聯合考察的旅途中，不知北京已是風聲鶴唳，專政機器正張開巨網，專等“毒蛇”出洞，“遊魚”上鉤，更不知道他的“反黨言論”和“政治問題”在北京已被揭發。心直口快的顧準，肆無忌憚地大放厥詞，天天發表“右派言論”，弄得自己頭上和維吾爾姑娘一樣，辮子一大把。這就和錢鍾書相差太遠。1957年春，錢鍾書也在去湖北省親的旅途中，且反右鬥爭尚未開始，不少人鳴得正熱鬧，錢鍾書卻聽得見“隱隱遙空碾薄雷”，知道“啼鳩忽噤雨將來”。他的一生平安，難道不正是其睿智所使然？
但這還不是最主要的。
五顧準不是錢鍾書
最主要的是，顧準不是錢鍾書。錢鍾書是一個純粹的讀書人。讀書人不等於就不問政治，卻可以不介人政治，從而做到慎思不妄言。而且，錢鍾書還不像中國許多讀書人（比如馮友蘭）那樣，把自己看得非常重要，認為自己應該而且能夠“為帝者師”、“為王者師”；更不像中國許多讀書人（比如顧準）那樣，認為自己腰杆是硬的，肩膀是鐵的，可以擔盡天下的憂樂，挽狂瀾於既倒。他十分清楚自己不過一介書生，能做的隻有學問。而且，把學問做好也不容易。能讓學術薪盡火傳，就對得起每天吃的那份糧食了。因此他能超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