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
初，毛澤東在動員“大鳴大放”時曾幽默地說過：現在大家對小和尚意見多，也可以對大和尚提意見麽！如此“三反”（反黨、反蘇、反毛），難怪康生看了他的材料後，當眾惡狠狠地罵道：“顧準這種人不是右派，誰是右派？"顧準的這些言行，原本出於公心和良知，也是維護黨的威望和領導，但在他人看來，即便不是“反黨”，至少也是“狂妄自大，目無領導”。顧準的“狂妄”
同樣也是出了名掛了號的。早在三十年代，胡喬木便對三聯書店創始人之一、上海救國會副總幹事徐雪寒說：“你同顧準說話時要當心！這個同誌很有能力，但也有些自傲。他會掂量你的斤兩。如果你沒有水平，他會看不起你的。”徐雪寒說：“我不把自己當做黨的領導，隻做一個黨的聯絡員，總行了吧？”結果，徐雪寒和顧準談得很好，而且成了很好的朋友。1995年春召開的“顧準八十誕辰紀念會”，就是徐雪寒和顧準的另一位老友駱耕漠聯合倡議的。
徐雪寒沒有被顧準“看不起”，不等於別的幹部沒在他那裏吃過癟挨過訓碰過釘子。許多熟悉顧準的老幹部都說：“他是一個典型的才子型知識分子幹部，城府不深，自尊心極強，有時與人說話，顯得得理不讓人，又耿又倔，爭辯時甚至言語尖刻，容易傷人。”這大約是確實的。因此，當有人舉報顧準揚言“三年當市長，五年當總理”時，就連陳毅也信以為真。顧準本人是一再否認的，而且多次辯誣。以顧準之真誠耿直，如果當真說過，不會不承認。但盡管是謠言，卻誰聽了都覺得“像”：第一，顧準確有這個能力，至少當市長沒有問題。第二，顧準確實敢於任事，該他管的他管，不該他管的看著不對勁或者有了想法，也敢於插嘴插手，很像“有野心”的樣子。更重要的是，口氣像。怎麽個“像”呢？
還不是向來口氣就大，而且一貫口沒遮攔，心裏怎麽想嘴巴就怎麽說！
的確，顧準總是“忍不住”。即便當了“右派”，戴了帽子，打入十八層地獄，也本性難移。1958年，他在河北石家莊贊皇縣農村勞改。下放幹部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大搞“土法煉鋼”和“技術革命”，他卻站在一旁大大咧咧地冷嘲熱諷：
“什麽土法煉鋼鐵？一場蠻幹罷了！”不經過生產實踐，怎麽改革農具和磨子？
這也是一場蠻幹！”說完還不算，還要加重語氣冷冷甩出一句：“哼！我不能不反對你們的蠻幹！”全然忘了自己的“罪人”身份。你想，顧準翻到溝底了還這麽“猖狂”，“高高在上”時還不定怎麽樣！
所以，要整治顧準，真是太容易了。因為他的“辮子”實在太多，一抓一大把。1951年，中央財政部要調他去擔任預算司長，陳毅找他談話，他卻表示願意留在上海。不去也就罷了，何況陳毅也同意。可是，當同事問他“何時入閣”
時，——那時把調入中央部門戲稱為“入閣”，他卻說什麽“入閣以後就成了盆景，長不成喬木了”。這是什麽話！什麽叫“盆景”，什麽又叫“喬木”？中央部門都是擺設啊？中央部門是限製人才發展的地方啊？你把黨看做了什麽，又把自己當成什麽人？如此胡說八道，不拔舌下地獄才怪。
難怪顧準會成為建國以後首批“挨槍子兒”的“出頭鳥”了。
三人，不能低下高貴的頭
現在想來，少年得誌的顧準，確實是天真了點。他隻知道天亮了，解放了，革命成功了，人民勝利了，卻不知道奪取全國政權，這才是萬裏長征走了第一步，後麵的路還長得很、尤其是改造國民性，建設新文化，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製，那可真是任重而道遠。事實上，正是顧準所受的這些無妄之災，促使他認真思考“娜拉走後怎樣”（即革命成功後該怎麽辦），但這是後話。
1957年以前的顧準，卻是書生氣十足。照他看，參加共產黨鬧革命，就是為了爭取民主自由。現在革命勝利了，還不能隨便說話嗎？他哪裏知道，他的那些仗義執言甚至半開玩笑的話，後來統統成了罪狀。比如，剛到中科院時，顧準曾說過：我當官當不好，來廟裏當個坐得住的和尚總行吧？這是玩笑話，至多也就是發牢騷，卻被認為是反黨。因為這話明擺著就是對1952年的處分不滿，而
這個處分是組織上給的。因此，對處分不滿，就是對組織不滿，也就是反黨。看來，依照這些批判者的邏輯，一個人無論受了什麽處分，也無論這處分是否正確，都應該跪下來，感恩戴德地“謝主隆恩”才是。
顧準的另一條罪狀，則是在黑龍江壩的選址問題上和蘇聯專家意見相左。顧準堅持自己的意見，原本不過是為了維護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但在批判者看來，反對蘇聯專家就是“反蘇”，而“反蘇”就是“反社會主義”。既“反黨”，又“反社會主義”，不是“右派分子”又是什麽？
不必一一列舉了。邏輯變成了這個樣子，還有什麽真理可言道理可講？而當權力者存心要置某人於死地，並訴諸“群眾運動”時，你說的每句話，做的每件事，都可能是自投羅網。麵對接二連三的批判，顧準所能做的，也就是在緊抿的唇邊帶著幾分嘲諷之意，睿智的眼睛裏流露出睥睨的目光。
這就進一步激起了“革命群眾”的憤怒。
的確，顧準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整治、批判和迫害，還不在或不完全在於他的口出狂言或信口開河，更在於他的“得理不讓人”。他這個人，平時就恃才傲物、目空一切，得了理，那還了得？自然是死都不讓。他頂撞上級部門，頂撞蘇聯專家，就因為他有理麽！甚至在淪為階下囚、俎上肉時，隻要他認為真理在自己一邊，也“不向惡魔讓寸分”。這就壞事了。在顧準自己，是“堅持真理”，在別人看來，則是“頑固對抗”。好嘛，那就先殺殺你的威風，掃打你的氣焰。這正是顧準在“同類人”或“同案犯”中挨整特別厲害、挨打次數特別多的原因之一。顧準總是書生氣十足地要和那些整人的人講道理。他哪裏知道，整人可並不一定要有理。整人本身就是一件沒有道理的事，要什麽理？自然是“整你沒商量”。甚至，當整人被視為“革命行動”時，這個世界上最沒有道理的事就變成了最有道理的事情。因為“革命”是最大的道理，也是最高的權威。“革命”
這個大道理，自然可以管你顧準的那些小道理。你有理，他還有理呢！你不讓人，莫非那些手中有棍子可以打，腳下有皮鞋可以踢，嘴巴上有“道理”可以喊叫的人會讓？你和他們講道理，那才‘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
在這樣的情況下，保全自己的唯一辦法，就是趕緊“轉變態度”
初，毛澤東在動員“大鳴大放”時曾幽默地說過：現在大家對小和尚意見多，也可以對大和尚提意見麽！如此“三反”（反黨、反蘇、反毛），難怪康生看了他的材料後，當眾惡狠狠地罵道：“顧準這種人不是右派，誰是右派？"顧準的這些言行，原本出於公心和良知，也是維護黨的威望和領導，但在他人看來，即便不是“反黨”，至少也是“狂妄自大，目無領導”。顧準的“狂妄”
同樣也是出了名掛了號的。早在三十年代，胡喬木便對三聯書店創始人之一、上海救國會副總幹事徐雪寒說：“你同顧準說話時要當心！這個同誌很有能力，但也有些自傲。他會掂量你的斤兩。如果你沒有水平，他會看不起你的。”徐雪寒說：“我不把自己當做黨的領導，隻做一個黨的聯絡員，總行了吧？”結果，徐雪寒和顧準談得很好，而且成了很好的朋友。1995年春召開的“顧準八十誕辰紀念會”，就是徐雪寒和顧準的另一位老友駱耕漠聯合倡議的。
徐雪寒沒有被顧準“看不起”，不等於別的幹部沒在他那裏吃過癟挨過訓碰過釘子。許多熟悉顧準的老幹部都說：“他是一個典型的才子型知識分子幹部，城府不深，自尊心極強，有時與人說話，顯得得理不讓人，又耿又倔，爭辯時甚至言語尖刻，容易傷人。”這大約是確實的。因此，當有人舉報顧準揚言“三年當市長，五年當總理”時，就連陳毅也信以為真。顧準本人是一再否認的，而且多次辯誣。以顧準之真誠耿直，如果當真說過，不會不承認。但盡管是謠言，卻誰聽了都覺得“像”：第一，顧準確有這個能力，至少當市長沒有問題。第二，顧準確實敢於任事，該他管的他管，不該他管的看著不對勁或者有了想法，也敢於插嘴插手，很像“有野心”的樣子。更重要的是，口氣像。怎麽個“像”呢？
還不是向來口氣就大，而且一貫口沒遮攔，心裏怎麽想嘴巴就怎麽說！
的確，顧準總是“忍不住”。即便當了“右派”，戴了帽子，打入十八層地獄，也本性難移。1958年，他在河北石家莊贊皇縣農村勞改。下放幹部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大搞“土法煉鋼”和“技術革命”，他卻站在一旁大大咧咧地冷嘲熱諷：
“什麽土法煉鋼鐵？一場蠻幹罷了！”不經過生產實踐，怎麽改革農具和磨子？
這也是一場蠻幹！”說完還不算，還要加重語氣冷冷甩出一句：“哼！我不能不反對你們的蠻幹！”全然忘了自己的“罪人”身份。你想，顧準翻到溝底了還這麽“猖狂”，“高高在上”時還不定怎麽樣！
所以，要整治顧準，真是太容易了。因為他的“辮子”實在太多，一抓一大把。1951年，中央財政部要調他去擔任預算司長，陳毅找他談話，他卻表示願意留在上海。不去也就罷了，何況陳毅也同意。可是，當同事問他“何時入閣”
時，——那時把調入中央部門戲稱為“入閣”，他卻說什麽“入閣以後就成了盆景，長不成喬木了”。這是什麽話！什麽叫“盆景”，什麽又叫“喬木”？中央部門都是擺設啊？中央部門是限製人才發展的地方啊？你把黨看做了什麽，又把自己當成什麽人？如此胡說八道，不拔舌下地獄才怪。
難怪顧準會成為建國以後首批“挨槍子兒”的“出頭鳥”了。
三人，不能低下高貴的頭
現在想來，少年得誌的顧準，確實是天真了點。他隻知道天亮了，解放了，革命成功了，人民勝利了，卻不知道奪取全國政權，這才是萬裏長征走了第一步，後麵的路還長得很、尤其是改造國民性，建設新文化，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製，那可真是任重而道遠。事實上，正是顧準所受的這些無妄之災，促使他認真思考“娜拉走後怎樣”（即革命成功後該怎麽辦），但這是後話。
1957年以前的顧準，卻是書生氣十足。照他看，參加共產黨鬧革命，就是為了爭取民主自由。現在革命勝利了，還不能隨便說話嗎？他哪裏知道，他的那些仗義執言甚至半開玩笑的話，後來統統成了罪狀。比如，剛到中科院時，顧準曾說過：我當官當不好，來廟裏當個坐得住的和尚總行吧？這是玩笑話，至多也就是發牢騷，卻被認為是反黨。因為這話明擺著就是對1952年的處分不滿，而
這個處分是組織上給的。因此，對處分不滿，就是對組織不滿，也就是反黨。看來，依照這些批判者的邏輯，一個人無論受了什麽處分，也無論這處分是否正確，都應該跪下來，感恩戴德地“謝主隆恩”才是。
顧準的另一條罪狀，則是在黑龍江壩的選址問題上和蘇聯專家意見相左。顧準堅持自己的意見，原本不過是為了維護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但在批判者看來，反對蘇聯專家就是“反蘇”，而“反蘇”就是“反社會主義”。既“反黨”，又“反社會主義”，不是“右派分子”又是什麽？
不必一一列舉了。邏輯變成了這個樣子，還有什麽真理可言道理可講？而當權力者存心要置某人於死地，並訴諸“群眾運動”時，你說的每句話，做的每件事，都可能是自投羅網。麵對接二連三的批判，顧準所能做的，也就是在緊抿的唇邊帶著幾分嘲諷之意，睿智的眼睛裏流露出睥睨的目光。
這就進一步激起了“革命群眾”的憤怒。
的確，顧準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整治、批判和迫害，還不在或不完全在於他的口出狂言或信口開河，更在於他的“得理不讓人”。他這個人，平時就恃才傲物、目空一切，得了理，那還了得？自然是死都不讓。他頂撞上級部門，頂撞蘇聯專家，就因為他有理麽！甚至在淪為階下囚、俎上肉時，隻要他認為真理在自己一邊，也“不向惡魔讓寸分”。這就壞事了。在顧準自己，是“堅持真理”，在別人看來，則是“頑固對抗”。好嘛，那就先殺殺你的威風，掃打你的氣焰。這正是顧準在“同類人”或“同案犯”中挨整特別厲害、挨打次數特別多的原因之一。顧準總是書生氣十足地要和那些整人的人講道理。他哪裏知道，整人可並不一定要有理。整人本身就是一件沒有道理的事，要什麽理？自然是“整你沒商量”。甚至，當整人被視為“革命行動”時，這個世界上最沒有道理的事就變成了最有道理的事情。因為“革命”是最大的道理，也是最高的權威。“革命”
這個大道理，自然可以管你顧準的那些小道理。你有理，他還有理呢！你不讓人，莫非那些手中有棍子可以打，腳下有皮鞋可以踢，嘴巴上有“道理”可以喊叫的人會讓？你和他們講道理，那才‘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
在這樣的情況下，保全自己的唯一辦法，就是趕緊“轉變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