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澤厚的意義正在於此。
李澤厚是一個在學術界大多數人還一片茫然時篳路藍縷的人。那時，學術界剛剛從“文革”的重創下醒過神來；一些人心有餘悸，許多人嚴重失語。不要說做學問，連話都不會說了。甚至在批判“四人幫”的時候，使用的也仍是“四人幫”的腔調。這是一種連“黨八股”都稱不上的話語模式，色厲內荏，外強中幹，了無生氣，乏味透頂。這種人人憎惡的文章套路之所以還能延續一段時間，除習慣使然和一些人膽小怕事〔怕別人說自己不夠馬列不夠革命）外，也還因為大家不知道不這樣說話，又能怎樣說。
開始時李澤厚也一樣。他也寫了諸如《實用主義的破爛貨》（1979年）一類的文章。但很快他就改弦易轍了。李澤厚
1980年的文章便已讓人耳目一新。甚
至
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學的批判》便己是純正的學術著作，全無八股腔調。
同年出版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亦然。不過兩書均嫌太過“專門”和“學術”，其影響便不如《美的歷程》。《美的歷程》是隨便什麽人都可以讀的。在當時的情況下，它和朦朧詩一起，起到了一種“啟蒙”的作用。
如果說朦朧詩讓我們知道原來詩還可以這樣寫（甚至就該這麽寫），李澤厚則讓我們明白原來學問還可以這樣做（甚至就該這麽做）。比方說，講哲學，可以並不一定要套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爭；講文藝，也不一定要套上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之別。然而在此之前，這種套路是被視為金科玉律的。結果就鬧出很多哭笑不得的事情來。比如李賀，照理說隻能算是“浪漫主義”的。又因為李賀的詩“‘鬼氣”太重，便隻好算做“消極浪漫主義”（李白則是“積極浪漫主義”）。
後來毛澤東的意見發表了，他老人家喜歡李賀。這下子文學史家們就狼狽了。偉大領袖怎麽會喜歡“消極”的東西呢？隻好另找證據，證明李賀其實是“現實主義”詩人：那麽李賀究竟是什麽“主義”？什麽都不是。中國文學史，根本就不能那麽講。李澤厚不這樣講，也就無此尷尬。這在當時，卻不能不看做一個“重大突破”。
但李澤厚的意義還不僅於此。
就我個人而言，《美的歷程》以及李澤厚的同期其他著作讓我明白了一個大道理，那就是：人，為什麽要有學術研究，為什麽要做學問？不是為了功名利祿（如果那樣，就該“趨時合流”），而是為了人生。也就是說，為人生而學術。因此，一個人文學者，就應該把學術研究和人生體驗結合起來，把歷史的遺產當做鮮活的對象，把做學問、寫文章、出版著作變成自己生命的流程。《美的歷程》
就是這樣做的。比如“蘇軾的意義”一節，講到蘇東坡寫完“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雖“掛冠服江邊”，卻不過回家睡覺，並沒有“拿舟長嘯去矣”時，李澤厚說："本來，又何必那樣呢，因為根本逃不脫人世這個大羅網。”如果沒有人生的體驗，這樣精闢的話豈是說得出來的？歷史的遺產一旦被看做鮮活的對象並與自己的人生體驗相結合，就成了活生生的東西，也就不會有少屍臭了。過去（也包括現在）一些學者專家教授流的文章之所以那麽僵硬呆板枯燥無趣，味同嚼蠟不堪卒讀，並不完全是一個文字表述能力問題。歸根結底，還是沒有把自己的研究對象看做活物。他們在研究木乃伊的同時把自己也變成了木乃伊。哀莫大於心死。心已死，文字還能活起來？
學術著作變成木乃伊的另一個原因，還在於這些學者們總在說別人的話，至少是總在用別人說話的方式說話。因為他們並不是為人生而學術，而是為某種現實的利益而學術。這就不能不格外注意是否符合公認的“學術規範”和“量化標準”，小心翼翼地不要觸犯了學術界的“規矩”。這時，人雲亦雲，別人怎麽說我也怎麽說，別人用什麽方式說我也用什麽方式說，無疑是最保險的。而當所謂“學術規範”其實不過“八股套路”，所謂“量化標準”也僅僅隻是論量不論質時，大量炮製八股文章甚至學術泡沫也就不足為奇了。
可見文體決不僅僅隻是一個表述問題。為人生而學術，就要講自己的話，走自己的路，用自己的頭腦想問題，而不在乎別人怎麽說，怎麽看。總之，你完全可以不必顧忌任何成規陋見，不必死守某種模式套路，信馬由僵，另闢蹊徑，走出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來，這就看你有沒有足夠的才氣和知識準備了。
李澤厚有。於是李澤厚便用自己成功的實踐為我們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
一通百通。從此，我們的思想解放了，視野開闊了，目光銳利了，思路敏捷了，就連文筆也變得流暢了，這都得感謝李澤厚。沒有他，我們當真可能仍在黑暗中摸索。
這是一種智慧的啟迪。許多人甚至從李澤厚那裏開始了自己道路的找尋。
但同時，李澤厚的歷史也就終結了。
得魚忘荃，得兔忘蹄，過河拆橋，卸磨殺驢。我們現在已經過了河，李澤厚老師可以下課了。我們會記住他這座橋的。
五歷程
其實，即便有人願意聽，李澤厚的“課”也未必還能講得下去。
一般都把李譯厚這近十年來的銷聲匿跡少有人知，歸結於他1990年後去了
國外。實際上，他走也好，不走也罷，情況都差不太多。在我看來，他的敗跡，早在
1988年
7月由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出版、同年
11月由香港三聯書店出
版、12月由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出版、1989年2月又由北京中外文化出版公
司出版的《華夏美學》中便已有徵兆，已見端倪。李澤厚很看重這本書，認為比《美的歷程》更重要，而且，認為誰喜歡《華夏美學》，誰就是“獨具慧眼”。但恕我眼拙，實在看不出它好在哪裏。印刷質量極差不說，文字表述也是低水平的。
比如開頭這一段，就簡直讓人懷疑那是不是李澤厚寫的：
美，這在漢語詞彙裏，總是那麽動聽，那麽惹人喜歡。姑娘願意人們說她美；中國的藝術家們、作家們一般也欣然接受對作品的這種讚賞，更不用說美的自然環境和住所、服飾之類了。
這是什麽話！隨便找個中學生，也不會寫得這麽差！王朔有雲：一盤菜，不必都吃完才知道好壞吧！《華夏美學》的開頭如此，後麵想必也好不到哪裏去，盡管我從頭到尾都讀完了。而且，由於當時買不到書，還做了筆記。
不可否認《華夏美學》中仍有不少讓人拍案叫好的東西，也不難看出李澤厚在撰寫《華夏關學》時，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和研究已比撰寫《美的歷程》時係統深刻。如果要研究中國文化思想，《華夏美學》倒是不妨一讀的（但我以為讀他那三部“思想史論”更好）。問題是李澤厚之所以是李澤厚，就因為他比一般研究者多了份才氣和靈氣。然而《華夏美學》一書卻靈氣全無，就連書名也顯得呆板俗氣。開頭不好，結尾也不好。結語那句“是所望焉”在《美學文叢序》中已經用過一回了，現在又用，豈非才盡技窮？有人說，人生三大悲哀：美人遲暮、英雄末路、江郎才盡。1989年的李澤厚，即便沒到那個份上，也已是日薄西山。
李澤厚是一個在學術界大多數人還一片茫然時篳路藍縷的人。那時，學術界剛剛從“文革”的重創下醒過神來；一些人心有餘悸，許多人嚴重失語。不要說做學問，連話都不會說了。甚至在批判“四人幫”的時候，使用的也仍是“四人幫”的腔調。這是一種連“黨八股”都稱不上的話語模式，色厲內荏，外強中幹，了無生氣，乏味透頂。這種人人憎惡的文章套路之所以還能延續一段時間，除習慣使然和一些人膽小怕事〔怕別人說自己不夠馬列不夠革命）外，也還因為大家不知道不這樣說話，又能怎樣說。
開始時李澤厚也一樣。他也寫了諸如《實用主義的破爛貨》（1979年）一類的文章。但很快他就改弦易轍了。李澤厚
1980年的文章便已讓人耳目一新。甚
至
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學的批判》便己是純正的學術著作，全無八股腔調。
同年出版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亦然。不過兩書均嫌太過“專門”和“學術”，其影響便不如《美的歷程》。《美的歷程》是隨便什麽人都可以讀的。在當時的情況下，它和朦朧詩一起，起到了一種“啟蒙”的作用。
如果說朦朧詩讓我們知道原來詩還可以這樣寫（甚至就該這麽寫），李澤厚則讓我們明白原來學問還可以這樣做（甚至就該這麽做）。比方說，講哲學，可以並不一定要套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爭；講文藝，也不一定要套上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之別。然而在此之前，這種套路是被視為金科玉律的。結果就鬧出很多哭笑不得的事情來。比如李賀，照理說隻能算是“浪漫主義”的。又因為李賀的詩“‘鬼氣”太重，便隻好算做“消極浪漫主義”（李白則是“積極浪漫主義”）。
後來毛澤東的意見發表了，他老人家喜歡李賀。這下子文學史家們就狼狽了。偉大領袖怎麽會喜歡“消極”的東西呢？隻好另找證據，證明李賀其實是“現實主義”詩人：那麽李賀究竟是什麽“主義”？什麽都不是。中國文學史，根本就不能那麽講。李澤厚不這樣講，也就無此尷尬。這在當時，卻不能不看做一個“重大突破”。
但李澤厚的意義還不僅於此。
就我個人而言，《美的歷程》以及李澤厚的同期其他著作讓我明白了一個大道理，那就是：人，為什麽要有學術研究，為什麽要做學問？不是為了功名利祿（如果那樣，就該“趨時合流”），而是為了人生。也就是說，為人生而學術。因此，一個人文學者，就應該把學術研究和人生體驗結合起來，把歷史的遺產當做鮮活的對象，把做學問、寫文章、出版著作變成自己生命的流程。《美的歷程》
就是這樣做的。比如“蘇軾的意義”一節，講到蘇東坡寫完“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雖“掛冠服江邊”，卻不過回家睡覺，並沒有“拿舟長嘯去矣”時，李澤厚說："本來，又何必那樣呢，因為根本逃不脫人世這個大羅網。”如果沒有人生的體驗，這樣精闢的話豈是說得出來的？歷史的遺產一旦被看做鮮活的對象並與自己的人生體驗相結合，就成了活生生的東西，也就不會有少屍臭了。過去（也包括現在）一些學者專家教授流的文章之所以那麽僵硬呆板枯燥無趣，味同嚼蠟不堪卒讀，並不完全是一個文字表述能力問題。歸根結底，還是沒有把自己的研究對象看做活物。他們在研究木乃伊的同時把自己也變成了木乃伊。哀莫大於心死。心已死，文字還能活起來？
學術著作變成木乃伊的另一個原因，還在於這些學者們總在說別人的話，至少是總在用別人說話的方式說話。因為他們並不是為人生而學術，而是為某種現實的利益而學術。這就不能不格外注意是否符合公認的“學術規範”和“量化標準”，小心翼翼地不要觸犯了學術界的“規矩”。這時，人雲亦雲，別人怎麽說我也怎麽說，別人用什麽方式說我也用什麽方式說，無疑是最保險的。而當所謂“學術規範”其實不過“八股套路”，所謂“量化標準”也僅僅隻是論量不論質時，大量炮製八股文章甚至學術泡沫也就不足為奇了。
可見文體決不僅僅隻是一個表述問題。為人生而學術，就要講自己的話，走自己的路，用自己的頭腦想問題，而不在乎別人怎麽說，怎麽看。總之，你完全可以不必顧忌任何成規陋見，不必死守某種模式套路，信馬由僵，另闢蹊徑，走出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來，這就看你有沒有足夠的才氣和知識準備了。
李澤厚有。於是李澤厚便用自己成功的實踐為我們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
一通百通。從此，我們的思想解放了，視野開闊了，目光銳利了，思路敏捷了，就連文筆也變得流暢了，這都得感謝李澤厚。沒有他，我們當真可能仍在黑暗中摸索。
這是一種智慧的啟迪。許多人甚至從李澤厚那裏開始了自己道路的找尋。
但同時，李澤厚的歷史也就終結了。
得魚忘荃，得兔忘蹄，過河拆橋，卸磨殺驢。我們現在已經過了河，李澤厚老師可以下課了。我們會記住他這座橋的。
五歷程
其實，即便有人願意聽，李澤厚的“課”也未必還能講得下去。
一般都把李譯厚這近十年來的銷聲匿跡少有人知，歸結於他1990年後去了
國外。實際上，他走也好，不走也罷，情況都差不太多。在我看來，他的敗跡，早在
1988年
7月由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出版、同年
11月由香港三聯書店出
版、12月由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出版、1989年2月又由北京中外文化出版公
司出版的《華夏美學》中便已有徵兆，已見端倪。李澤厚很看重這本書，認為比《美的歷程》更重要，而且，認為誰喜歡《華夏美學》，誰就是“獨具慧眼”。但恕我眼拙，實在看不出它好在哪裏。印刷質量極差不說，文字表述也是低水平的。
比如開頭這一段，就簡直讓人懷疑那是不是李澤厚寫的：
美，這在漢語詞彙裏，總是那麽動聽，那麽惹人喜歡。姑娘願意人們說她美；中國的藝術家們、作家們一般也欣然接受對作品的這種讚賞，更不用說美的自然環境和住所、服飾之類了。
這是什麽話！隨便找個中學生，也不會寫得這麽差！王朔有雲：一盤菜，不必都吃完才知道好壞吧！《華夏美學》的開頭如此，後麵想必也好不到哪裏去，盡管我從頭到尾都讀完了。而且，由於當時買不到書，還做了筆記。
不可否認《華夏美學》中仍有不少讓人拍案叫好的東西，也不難看出李澤厚在撰寫《華夏關學》時，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和研究已比撰寫《美的歷程》時係統深刻。如果要研究中國文化思想，《華夏美學》倒是不妨一讀的（但我以為讀他那三部“思想史論”更好）。問題是李澤厚之所以是李澤厚，就因為他比一般研究者多了份才氣和靈氣。然而《華夏美學》一書卻靈氣全無，就連書名也顯得呆板俗氣。開頭不好，結尾也不好。結語那句“是所望焉”在《美學文叢序》中已經用過一回了，現在又用，豈非才盡技窮？有人說，人生三大悲哀：美人遲暮、英雄末路、江郎才盡。1989年的李澤厚，即便沒到那個份上，也已是日薄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