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家住幾層呀？”
“記不清楚了！你問開電梯的吧。我倆去買瓶酒，隨後就來！”
他們便開車買酒去了。而蔣子龍並不住在那幢樓裏……
給天津作協打電話，已沒人接了，早下班了……
再說我也不知道天津作協在東南西北哪一麵兒……
待見了蔣子龍，也不好意思提。提了，必遭他一番挖苦，豈不更加窩囊？
正是：知青坑知青，有口說不出。
我的虔誠在於，或者我的膚淺在於——我曾那麽偏執地認為，當過知青的，尤其當過我們北大荒知青的，男人都是漢子，女人都是好女人。仿佛全社會都變得惡劣了，人人都開始互相欺詐了，北大荒知青之間，也仍會有一種溫馨的感情維繫，也仍會有一種特殊的可信賴性存在。
我的大的失落，正在於此。
因為，曾有多少素昧平生的男人和女人，唐突地來到過我的家裏，隻要他們開口一說自己曾是知青，無論是北大荒的，還是新疆的、內蒙的、山西的，便會立刻受到我的款待。無論他們有什麽困難，我都是願意幫助的。哪怕他們本人不是知青，隻不過他們的哥哥姐姐曾是知青，我的幫助也是同樣全心全意的。我留他們在我的辦公室住過——由於這種情況太多，廠保衛科找我談過話，希望我提高警惕，謹免留賊納盜之事發生。記得我當時大為發火，覺得我心中的“知青群體”形象受到中傷——它在我心中占據著極重要的地位，仿佛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我為因沒有落實種種具體政策而上訪的知青們轉達申述材料，致使有關部門猜測和懷疑我參與或操縱了他們的活動。我周濟過經濟拮據的返城或“紮根”的知青。我揣著記者證，夜半三更親自去替他們排隊購買火車票，大包小包用自行車馱去，親自送過站，也親自迎過站。我為到北京來看病的知青聯繫過醫院和醫生——盡管這一點超出了我的能力。在西去的列車上，我將自己的臥鋪票無償轉給一個十七歲的少女，她說她的父母都是當年赴新疆的知識青年，她說她的車票和錢包都被掏了。列車員不信，但我信。我驚異於那一代人中，居然有了十七歲的女兒，我看待她如同看待“我們”的第二代。一部分離開了，命運便亦變遷，一部分留下了，將命運和土地永遠地連在了一起。我當時的心情是那麽複雜，若不以自己的臥鋪臥票相贈，簡直就沒法兒平靜……
我不後悔我所做過的事，這一切根本沒有什麽可後悔的。我的家也沒有被盜過。
現實給了我兩次嘲諷。我回敬現實我的思考。這種思考記錄在《雪城》下部：
這麽多年來，生活大大地改造了我們每一個人，誰都不是當年的自己了。北大荒返城知青之間，共同的東西，早已消亡得所剩無幾。不同的東西，完全相反的東西，甚至難以調和的東西，在北大荒知青之間產生了。它增長著、裂變著，像一些透明的然而堅硬的隔板，早已將他們彼此分隔開了，使他們成為獨立的你、我、他。不錯，似乎仍有一種親近感如同毛細血管，維繫在他們之間，使他們在大千世界中好像都很熟悉。但實際上他們已經陌生了，那真正能將他們連通在一起的動脈和靜脈，已經被城市生活所切斷。而他們都曾幼稚地以為，那是極有韌性的，是不易被切斷的……
這也許是令人遺憾的，倘不承認不正視這一點，偏執於某種虛假的虔誠之涅槃，則就很可悲了。現實生活改變人乃極自然的規律，恰如風將岩石風化成了千奇百怪的形態。坦率講，現實向我提出的告誡，又何止區區兩件小事！在我與我周圍“知青戰友”們之間，那種陌生那種關係的嬗變，更加深刻、更加猙獰，亦更加咄咄逼人。隻不過在我沒有受到過分卑鄙的攻擊和陷害以前，我但願它美妙如初罷了。人偏執寫作於某種虛假的虔誠涅槃時，自我感覺往往是良好的。感謝生活在我寫《雪城》下部的過程中，及時地以尖刻的方式一再糾正我的偏執。這對那一部書是有益的，對我個人更加有益。
你虔誠地珍惜一顆熟了的桃子是可笑的。熟了的桃子比任何類的澀果都更接近腐爛。人也是如此。早熟是令人同情的、可憐的。過分的成熟是討厭的、可怕的，不堪信任的。
虔誠的根苗是天真。天真很可愛，故我們用“爛漫”加以形容，但天真絕對的膚淺。故虔誠絕對地幾乎必然地導向偏執。
人啊，我們在虔誠與成熟之間選擇，是多麽的兩難啊！
你見過一個太成熟的人竟是虔誠的嗎？你見過一個擁抱虔誠的人竟能長久地擁抱下去嗎？但我可以肯定，你一定是見過被虔誠所誤所欺所害之人的下場的……
7. 別了，理想主義
一年年初，又有某幾位熱心的當年的“北大荒戰友”，發起要出版一冊《北大荒人名錄》。我又被通知去參加一個聚會。
朋友們的目的似乎在於——因為是人名錄，而非名人錄，那麽不論誰，隻要願意，都可以在其中占一條目，並註明工作單位、部門、家庭住址、電話號碼、郵政編碼。朋友們想得很謹慎，一律不填職務，以體現出一種平等意思，或曰當年的知青群體的意識。
朋友們的願望似乎在於——拿了這一冊《北大荒人名錄》的任何一個人，在凡有北大荒人存在的地方，舉目無親亦可以找到親人。好比上一個世紀，一唱起《國際歌》，工人階級便尋找到了自己的階級隊伍似的。沒有住處的可以有了住處？餓肚子的可以吃飽飯？兜裏沒錢的不愁無處借？病倒他鄉的有人照料？一方有難八方支援？
這願望美好是美好。但我很懷疑它實際上有什麽意義。我斷定它絕對不會像舊社會青紅幫的“帖子”或現今關係網中人物們的“條子”更管用。也許，那些對它懷有良好願望的人還沒暸望到這一願望的影子，另外的一些人就已經把它鑄造為利慾的構件了。
西歐人倡導“俱樂部”精神，日本人鼓吹“社團”精神，但那首先不過是精神的依託，甚至純粹是興趣和心理方麵的依託而已。西歐人大抵不靠加入什麽“俱樂部”實現自我。日本人也大抵不靠加入什麽“社團會”滿足自我。現今熱衷於發起“同窗會”、“校友會”、“家鄉會”、“知青會”的我們中國人，似乎更是希翼有這個“會”或那個“會”向自己伸出一隻“提攜”的手？需要或想要獲得到什麽的人太多太多了。肯於或甘於付出什麽的人太少太少了。故現今中國人之任何社會形式，皆塗著極端功利的色彩。故現今中國人之任何會團，都難以持久。也都必將使抱著一份兒虔誠加入的人最終落個大的失望。我甚至懷疑連教會在今天之中國的土地上都難以免俗。故我在那一次商討出版發行“北大荒人名錄”的聚會上，做了如下的發言：一、朋友們的願望無疑是好的。二、倘堅信這一願望的高尚，必無私地從自己實踐起。也就是說，一旦某一天，某一個自稱北大荒知青的人（姑且排除冒充行騙的可能行，而這種事幾乎不可避免地肯定會發生）出現在我們麵前，手拿一冊《北大荒人名錄》，要求我們幫助買機票、車票、解決住宿問題、給予經濟資助——這還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小的幫助。我們皆應義不容辭。即使受騙了也毫無怨言，道理是那麽簡單亦那麽明白。若我們自己都做不到這一點，我們又根據什麽相信我們的初衷、我們的願望？
“記不清楚了！你問開電梯的吧。我倆去買瓶酒，隨後就來！”
他們便開車買酒去了。而蔣子龍並不住在那幢樓裏……
給天津作協打電話，已沒人接了，早下班了……
再說我也不知道天津作協在東南西北哪一麵兒……
待見了蔣子龍，也不好意思提。提了，必遭他一番挖苦，豈不更加窩囊？
正是：知青坑知青，有口說不出。
我的虔誠在於，或者我的膚淺在於——我曾那麽偏執地認為，當過知青的，尤其當過我們北大荒知青的，男人都是漢子，女人都是好女人。仿佛全社會都變得惡劣了，人人都開始互相欺詐了，北大荒知青之間，也仍會有一種溫馨的感情維繫，也仍會有一種特殊的可信賴性存在。
我的大的失落，正在於此。
因為，曾有多少素昧平生的男人和女人，唐突地來到過我的家裏，隻要他們開口一說自己曾是知青，無論是北大荒的，還是新疆的、內蒙的、山西的，便會立刻受到我的款待。無論他們有什麽困難，我都是願意幫助的。哪怕他們本人不是知青，隻不過他們的哥哥姐姐曾是知青，我的幫助也是同樣全心全意的。我留他們在我的辦公室住過——由於這種情況太多，廠保衛科找我談過話，希望我提高警惕，謹免留賊納盜之事發生。記得我當時大為發火，覺得我心中的“知青群體”形象受到中傷——它在我心中占據著極重要的地位，仿佛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我為因沒有落實種種具體政策而上訪的知青們轉達申述材料，致使有關部門猜測和懷疑我參與或操縱了他們的活動。我周濟過經濟拮據的返城或“紮根”的知青。我揣著記者證，夜半三更親自去替他們排隊購買火車票，大包小包用自行車馱去，親自送過站，也親自迎過站。我為到北京來看病的知青聯繫過醫院和醫生——盡管這一點超出了我的能力。在西去的列車上，我將自己的臥鋪票無償轉給一個十七歲的少女，她說她的父母都是當年赴新疆的知識青年，她說她的車票和錢包都被掏了。列車員不信，但我信。我驚異於那一代人中，居然有了十七歲的女兒，我看待她如同看待“我們”的第二代。一部分離開了，命運便亦變遷，一部分留下了，將命運和土地永遠地連在了一起。我當時的心情是那麽複雜，若不以自己的臥鋪臥票相贈，簡直就沒法兒平靜……
我不後悔我所做過的事，這一切根本沒有什麽可後悔的。我的家也沒有被盜過。
現實給了我兩次嘲諷。我回敬現實我的思考。這種思考記錄在《雪城》下部：
這麽多年來，生活大大地改造了我們每一個人，誰都不是當年的自己了。北大荒返城知青之間，共同的東西，早已消亡得所剩無幾。不同的東西，完全相反的東西，甚至難以調和的東西，在北大荒知青之間產生了。它增長著、裂變著，像一些透明的然而堅硬的隔板，早已將他們彼此分隔開了，使他們成為獨立的你、我、他。不錯，似乎仍有一種親近感如同毛細血管，維繫在他們之間，使他們在大千世界中好像都很熟悉。但實際上他們已經陌生了，那真正能將他們連通在一起的動脈和靜脈，已經被城市生活所切斷。而他們都曾幼稚地以為，那是極有韌性的，是不易被切斷的……
這也許是令人遺憾的，倘不承認不正視這一點，偏執於某種虛假的虔誠之涅槃，則就很可悲了。現實生活改變人乃極自然的規律，恰如風將岩石風化成了千奇百怪的形態。坦率講，現實向我提出的告誡，又何止區區兩件小事！在我與我周圍“知青戰友”們之間，那種陌生那種關係的嬗變，更加深刻、更加猙獰，亦更加咄咄逼人。隻不過在我沒有受到過分卑鄙的攻擊和陷害以前，我但願它美妙如初罷了。人偏執寫作於某種虛假的虔誠涅槃時，自我感覺往往是良好的。感謝生活在我寫《雪城》下部的過程中，及時地以尖刻的方式一再糾正我的偏執。這對那一部書是有益的，對我個人更加有益。
你虔誠地珍惜一顆熟了的桃子是可笑的。熟了的桃子比任何類的澀果都更接近腐爛。人也是如此。早熟是令人同情的、可憐的。過分的成熟是討厭的、可怕的，不堪信任的。
虔誠的根苗是天真。天真很可愛，故我們用“爛漫”加以形容，但天真絕對的膚淺。故虔誠絕對地幾乎必然地導向偏執。
人啊，我們在虔誠與成熟之間選擇，是多麽的兩難啊！
你見過一個太成熟的人竟是虔誠的嗎？你見過一個擁抱虔誠的人竟能長久地擁抱下去嗎？但我可以肯定，你一定是見過被虔誠所誤所欺所害之人的下場的……
7. 別了，理想主義
一年年初，又有某幾位熱心的當年的“北大荒戰友”，發起要出版一冊《北大荒人名錄》。我又被通知去參加一個聚會。
朋友們的目的似乎在於——因為是人名錄，而非名人錄，那麽不論誰，隻要願意，都可以在其中占一條目，並註明工作單位、部門、家庭住址、電話號碼、郵政編碼。朋友們想得很謹慎，一律不填職務，以體現出一種平等意思，或曰當年的知青群體的意識。
朋友們的願望似乎在於——拿了這一冊《北大荒人名錄》的任何一個人，在凡有北大荒人存在的地方，舉目無親亦可以找到親人。好比上一個世紀，一唱起《國際歌》，工人階級便尋找到了自己的階級隊伍似的。沒有住處的可以有了住處？餓肚子的可以吃飽飯？兜裏沒錢的不愁無處借？病倒他鄉的有人照料？一方有難八方支援？
這願望美好是美好。但我很懷疑它實際上有什麽意義。我斷定它絕對不會像舊社會青紅幫的“帖子”或現今關係網中人物們的“條子”更管用。也許，那些對它懷有良好願望的人還沒暸望到這一願望的影子，另外的一些人就已經把它鑄造為利慾的構件了。
西歐人倡導“俱樂部”精神，日本人鼓吹“社團”精神，但那首先不過是精神的依託，甚至純粹是興趣和心理方麵的依託而已。西歐人大抵不靠加入什麽“俱樂部”實現自我。日本人也大抵不靠加入什麽“社團會”滿足自我。現今熱衷於發起“同窗會”、“校友會”、“家鄉會”、“知青會”的我們中國人，似乎更是希翼有這個“會”或那個“會”向自己伸出一隻“提攜”的手？需要或想要獲得到什麽的人太多太多了。肯於或甘於付出什麽的人太少太少了。故現今中國人之任何社會形式，皆塗著極端功利的色彩。故現今中國人之任何會團，都難以持久。也都必將使抱著一份兒虔誠加入的人最終落個大的失望。我甚至懷疑連教會在今天之中國的土地上都難以免俗。故我在那一次商討出版發行“北大荒人名錄”的聚會上，做了如下的發言：一、朋友們的願望無疑是好的。二、倘堅信這一願望的高尚，必無私地從自己實踐起。也就是說，一旦某一天，某一個自稱北大荒知青的人（姑且排除冒充行騙的可能行，而這種事幾乎不可避免地肯定會發生）出現在我們麵前，手拿一冊《北大荒人名錄》，要求我們幫助買機票、車票、解決住宿問題、給予經濟資助——這還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小的幫助。我們皆應義不容辭。即使受騙了也毫無怨言，道理是那麽簡單亦那麽明白。若我們自己都做不到這一點，我們又根據什麽相信我們的初衷、我們的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