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當然不能否認“人大”和“政協”對於國家現狀和前途所發揮的積極的、重要的、巨大的作用。但是呼籲懲辦腐敗的聲音,應該承認首先是由新聞界中那些勇於為民請命的可敬人士們發出的。不管老百姓對新聞界亦同樣存在著的種種弊端如何憂怨久矣。
“權錢交易”這句話最先就是無可爭議地來自民間,其後逐漸訴諸報章,再其後才從我們的總書記口中向全黨談了出來。於是今天才有可能成為一個公開的話題,否則它也隻不過永遠是老百姓的憤言罷了……
一個時期內,老百姓的直接感覺是——分明的,有人是極不愛傾聽關於腐敗的話題的,聽了是要不高興的,是要以為存心大煞改革的風景的。於是後來老百姓也不屑於議論了,表現出了極大的令人困惑的沉默。沉默地承受著。承受著物價的近乎荒唐的上漲,承受著腐敗的得寸進尺,肆無忌憚。不就是要求老百姓一概地承受嗎?那就表現出一點兒心理承受能力給你們看。即使在今天老百姓認為最沒勁的話題也大概莫過於腐敗的話題了。老百姓內心裏的真實想法——似乎是打算伴隨著腐敗一齊往前混……
據我想來,一個時代如果矛盾紛呈,甚至民不聊生,文學的一部分,必然是會承擔起社會責任感的。好比耗子大白天率領子孫在馬路上散步,蹲在窗台上的家貓發現了,必然會很有責任感或使命感地躥到街上去。當然有的貓仍會處世不驚,依舊蜷在窗台上曬太陽,或者躍到寵養者的膝上去喵喵叫著討乖。誰也沒有權力,而且也沒有辦法,沒有什麽必要將一切貓都攆到街上去。但是在談責任感或使命感時,前一種貓的自我感覺必然會好些。在那樣的時代,有些小說家,自然而然的,可能由隱士或半隱士,而狷士而鬥士。有些詩人,可能由吟花詠月,而爆發出詩人的吶喊。怎樣的文學現象,更是由怎樣的時代而決定的。憂患重重的時代,不必世人翹首期待和引頸呼喚,自會產生出憂患型的小說家和詩人。以任何手段壓製他們的出現都是煞費苦心徒勞無益的。倘一個時代,矛盾得以大麵積地化解,國泰民安,老百姓心滿意足,喜滋樂滋,文學的社會責任感,也就會像嫁入了闊家的勞作婦的手一樣,開始褪繭了。好比現如今人們養貓隻是為了予寵,並不在乎它們逮不逮耗子。偶爾有誰家的嬌貓不知從哪個土祠旮旯逮住一隻耗子,叼在嘴裏喵喵叫著去向主人證明自己的責任感或使命感,主人心裏一定是甭提多麽膩歪的了。在耗子太多的時代,能逮耗子的才是好貓。人家裏需要貓是因為不需要耗子。人評價貓的時候,也往往首先評價它有沒有逮耗子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在耗子不多了的時代,不逮耗子的貓才是好貓。人家裏需要貓已並不是因為家裏還有耗子。逮過耗子的貓再湊向飯桌或躍上主人的雙膝,主人很可能正是由於它逮住耗子而嗬唬它。嗅覺敏感的主人甚至會覺得它嘴裏呼出一股死耗子味兒。在這樣的時代,人們評價一隻貓的時候,往往首先評價它的外觀和皮毛。貓隻不過是被寵愛和玩賞的活物,與養花養魚已沒了多大區別。狗的價值的嬗變也是這樣。今天城裏人養狗,不再是為了守門護院。狗市的繁榮,也和盜賊的多起來無關。何況對付耗子,今天有了殺傷力更強的鼠藥。防患於失竊,也生產出了更保險的防盜門和防盜鎖。
時代變了,貓變了,狗變了,文學也變了,小說家和詩人,不變也得變。原先是鬥士,或一心想成為鬥士以成為鬥士為榮的,隻能退而求其次變成狷士,或者幹脆由狷士變成隱士。做一個現代的隱士並不那麽簡單,沒有一定的物質基礎雖然“隱”而“士”也總歸瀟灑不起來。所以旁操它業或使自己的手稿與“市場需求接軌”,細思忖也是那麽的情有可諒。非但情有可諒,簡直就合情合理啊!魯迅先生即便活到現在,並且繼續活將下去的話,在當代青年對徐誌摩的詩和梁實秋的散文很熱衷了一陣子之後,還要堅持他的《論資本家的乏走狗》的風骨嗎?他是不是也會麵對各方約稿應酬不暇,用電腦打出一篇篇閑適的不能再閑適的文章寄出去期待著稿費養家餬口呢?
但是問題在於——我們這個時代,究竟是憂患更多了矛盾更普遍更尖銳了,還是憂患和矛盾已被大麵積地化解,接近於國泰民安,老百姓隻要好好過日子就鶯歌燕舞了?
任何一個人幾乎都有一百條理由仍做一個憂患之士,比如信仰失落、道德淪喪、民心不古、情感沙化、官僚腐敗、歹徒橫行、吸毒賣淫、黑社會形成、貧富兩極懸殊、大款窮奢極欲一擲萬金、窮山溝裏的孩子上不起學、男人娶不起老婆、拐賣婦女兒童案層出不窮……
這些足令某些人身不由己地變成憂患之士。如果他不幸同時還是小說家或詩人(今天詩人已經被時代消化得所剩無幾了),那麽他的小說裏他的詩裏,滿溢著責任感使命感什麽的,他大聲疾呼文學要回歸責任感使命感呀什麽的,當他是個偏執狂,並不多麽的公道,也難以證明自己才更是小說家或詩人。在他之前古今中外有過許許多多他這樣的小說家和詩人,並不都是瘋子,起碼並不比尼采瘋多少。比如杜甫和白居易的詩,直到今天仍在被世人經常引用,一點兒也不比被自作聰明的後人貼上“純詩”之標籤的李清照和“超現實主義”之標籤的李白缺少價值……
任何一個人幾乎又都有一百條理由做一個閑適之士。如果他剛好同時還是小說家或詩人,便幾乎又都有一百條理由認為,文學的責任感已變得那麽的多餘,已成一種病入膏肓的囈語。改革已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業績,市場繁榮生活提高,“海”裏很熱鬧,岸上很消停、老百姓人人都一門心思掙錢奔小康朗朗幹坤光明宇宙文學遠離現實的時代明明地已經到來了,還遑論什麽責任感使命感,喋喋不休地幹什麽哇煩人不煩人呀?在他之前古今中外有過許許多多他這樣的小說家和詩人。他們的小說和詩正被一批又一批地重新發現重新評價重新出版掀起過一陣陣的什麽什麽熱,似乎證明了沒什麽社會責任感使命感的遠比有責任感有使命感的小說或詩文學之生命力更長久……
倘偏說他們逃避現實也當然值得商榷,因為他們的為文的選擇是不無現實根據的。
孰是孰非?
我想因人而異。甚至,更是因人的血質而異的吧?
當然,也由人所處經濟的、政治的、自幼生活環境和家庭影響背景所決定的吧?南方老百姓對現實所持的態度,與北方老百姓相比就大有區別。
南方知識分子談起改革來,與北方知識分子也難歸一衷。
南方的官員與北方的官員同樣有很多觀點說不到一塊兒去。
南方的作家和北方的作家,呈現出了近乎分道揚鑣的觀念態勢,則絲毫也不足怪了。這就好比從前的貓與現在的貓,都想找到貓的那點子最佳的感覺,都以為自己找到的最佳亦最準確,其實作為貓,都仍是貓也不是貓了。於南方而言,並不意味著什麽進化。於北方而言並不意味著什麽退化,隻不過是同一個物種的嬗變罷了。何況,不論在南方和北方,作家還剩一小撮,快被時代幹淨、徹底地消化掉了。
“權錢交易”這句話最先就是無可爭議地來自民間,其後逐漸訴諸報章,再其後才從我們的總書記口中向全黨談了出來。於是今天才有可能成為一個公開的話題,否則它也隻不過永遠是老百姓的憤言罷了……
一個時期內,老百姓的直接感覺是——分明的,有人是極不愛傾聽關於腐敗的話題的,聽了是要不高興的,是要以為存心大煞改革的風景的。於是後來老百姓也不屑於議論了,表現出了極大的令人困惑的沉默。沉默地承受著。承受著物價的近乎荒唐的上漲,承受著腐敗的得寸進尺,肆無忌憚。不就是要求老百姓一概地承受嗎?那就表現出一點兒心理承受能力給你們看。即使在今天老百姓認為最沒勁的話題也大概莫過於腐敗的話題了。老百姓內心裏的真實想法——似乎是打算伴隨著腐敗一齊往前混……
據我想來,一個時代如果矛盾紛呈,甚至民不聊生,文學的一部分,必然是會承擔起社會責任感的。好比耗子大白天率領子孫在馬路上散步,蹲在窗台上的家貓發現了,必然會很有責任感或使命感地躥到街上去。當然有的貓仍會處世不驚,依舊蜷在窗台上曬太陽,或者躍到寵養者的膝上去喵喵叫著討乖。誰也沒有權力,而且也沒有辦法,沒有什麽必要將一切貓都攆到街上去。但是在談責任感或使命感時,前一種貓的自我感覺必然會好些。在那樣的時代,有些小說家,自然而然的,可能由隱士或半隱士,而狷士而鬥士。有些詩人,可能由吟花詠月,而爆發出詩人的吶喊。怎樣的文學現象,更是由怎樣的時代而決定的。憂患重重的時代,不必世人翹首期待和引頸呼喚,自會產生出憂患型的小說家和詩人。以任何手段壓製他們的出現都是煞費苦心徒勞無益的。倘一個時代,矛盾得以大麵積地化解,國泰民安,老百姓心滿意足,喜滋樂滋,文學的社會責任感,也就會像嫁入了闊家的勞作婦的手一樣,開始褪繭了。好比現如今人們養貓隻是為了予寵,並不在乎它們逮不逮耗子。偶爾有誰家的嬌貓不知從哪個土祠旮旯逮住一隻耗子,叼在嘴裏喵喵叫著去向主人證明自己的責任感或使命感,主人心裏一定是甭提多麽膩歪的了。在耗子太多的時代,能逮耗子的才是好貓。人家裏需要貓是因為不需要耗子。人評價貓的時候,也往往首先評價它有沒有逮耗子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在耗子不多了的時代,不逮耗子的貓才是好貓。人家裏需要貓已並不是因為家裏還有耗子。逮過耗子的貓再湊向飯桌或躍上主人的雙膝,主人很可能正是由於它逮住耗子而嗬唬它。嗅覺敏感的主人甚至會覺得它嘴裏呼出一股死耗子味兒。在這樣的時代,人們評價一隻貓的時候,往往首先評價它的外觀和皮毛。貓隻不過是被寵愛和玩賞的活物,與養花養魚已沒了多大區別。狗的價值的嬗變也是這樣。今天城裏人養狗,不再是為了守門護院。狗市的繁榮,也和盜賊的多起來無關。何況對付耗子,今天有了殺傷力更強的鼠藥。防患於失竊,也生產出了更保險的防盜門和防盜鎖。
時代變了,貓變了,狗變了,文學也變了,小說家和詩人,不變也得變。原先是鬥士,或一心想成為鬥士以成為鬥士為榮的,隻能退而求其次變成狷士,或者幹脆由狷士變成隱士。做一個現代的隱士並不那麽簡單,沒有一定的物質基礎雖然“隱”而“士”也總歸瀟灑不起來。所以旁操它業或使自己的手稿與“市場需求接軌”,細思忖也是那麽的情有可諒。非但情有可諒,簡直就合情合理啊!魯迅先生即便活到現在,並且繼續活將下去的話,在當代青年對徐誌摩的詩和梁實秋的散文很熱衷了一陣子之後,還要堅持他的《論資本家的乏走狗》的風骨嗎?他是不是也會麵對各方約稿應酬不暇,用電腦打出一篇篇閑適的不能再閑適的文章寄出去期待著稿費養家餬口呢?
但是問題在於——我們這個時代,究竟是憂患更多了矛盾更普遍更尖銳了,還是憂患和矛盾已被大麵積地化解,接近於國泰民安,老百姓隻要好好過日子就鶯歌燕舞了?
任何一個人幾乎都有一百條理由仍做一個憂患之士,比如信仰失落、道德淪喪、民心不古、情感沙化、官僚腐敗、歹徒橫行、吸毒賣淫、黑社會形成、貧富兩極懸殊、大款窮奢極欲一擲萬金、窮山溝裏的孩子上不起學、男人娶不起老婆、拐賣婦女兒童案層出不窮……
這些足令某些人身不由己地變成憂患之士。如果他不幸同時還是小說家或詩人(今天詩人已經被時代消化得所剩無幾了),那麽他的小說裏他的詩裏,滿溢著責任感使命感什麽的,他大聲疾呼文學要回歸責任感使命感呀什麽的,當他是個偏執狂,並不多麽的公道,也難以證明自己才更是小說家或詩人。在他之前古今中外有過許許多多他這樣的小說家和詩人,並不都是瘋子,起碼並不比尼采瘋多少。比如杜甫和白居易的詩,直到今天仍在被世人經常引用,一點兒也不比被自作聰明的後人貼上“純詩”之標籤的李清照和“超現實主義”之標籤的李白缺少價值……
任何一個人幾乎又都有一百條理由做一個閑適之士。如果他剛好同時還是小說家或詩人,便幾乎又都有一百條理由認為,文學的責任感已變得那麽的多餘,已成一種病入膏肓的囈語。改革已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業績,市場繁榮生活提高,“海”裏很熱鬧,岸上很消停、老百姓人人都一門心思掙錢奔小康朗朗幹坤光明宇宙文學遠離現實的時代明明地已經到來了,還遑論什麽責任感使命感,喋喋不休地幹什麽哇煩人不煩人呀?在他之前古今中外有過許許多多他這樣的小說家和詩人。他們的小說和詩正被一批又一批地重新發現重新評價重新出版掀起過一陣陣的什麽什麽熱,似乎證明了沒什麽社會責任感使命感的遠比有責任感有使命感的小說或詩文學之生命力更長久……
倘偏說他們逃避現實也當然值得商榷,因為他們的為文的選擇是不無現實根據的。
孰是孰非?
我想因人而異。甚至,更是因人的血質而異的吧?
當然,也由人所處經濟的、政治的、自幼生活環境和家庭影響背景所決定的吧?南方老百姓對現實所持的態度,與北方老百姓相比就大有區別。
南方知識分子談起改革來,與北方知識分子也難歸一衷。
南方的官員與北方的官員同樣有很多觀點說不到一塊兒去。
南方的作家和北方的作家,呈現出了近乎分道揚鑣的觀念態勢,則絲毫也不足怪了。這就好比從前的貓與現在的貓,都想找到貓的那點子最佳的感覺,都以為自己找到的最佳亦最準確,其實作為貓,都仍是貓也不是貓了。於南方而言,並不意味著什麽進化。於北方而言並不意味著什麽退化,隻不過是同一個物種的嬗變罷了。何況,不論在南方和北方,作家還剩一小撮,快被時代幹淨、徹底地消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