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宗英老師，您氣色很好。”
她笑了。
我放下果籃，坐在了她旁邊。
她說：“何必還帶水果呢？”
她氣色確實很好，也許因為住院久了，麵容特別白晳，然而嘴唇卻極紅潤，如嬰兒唇。她的頭髮已經全白了，在陽光下白得聖潔。我曾聽翟俊傑說，每次接待客人之前，她必定是要化一番淡妝的。這符合她的待人原則，體現著待人細節和對人的尊敬。然而我看出那日她並沒化妝，以素麵見我，證明她並沒將我視為訪客。她穿的卻並非病服，而是一身完全可以在麵對公眾的場合出現的正式裝。
我說不好意思空手來，也不知她愛吃哪種水果，就隨意選了幾種。
她說她幾乎仍喜歡吃一切水果。
見我放在果籃旁的紙袋裏有幾本厚厚的書，她問：“是你的書嗎？”
我說：“是。已經簽上了名，要送給趙勁。”
她說：“為什麽是送給趙勁的，不是送給我的呢？我比他愛看書。”
我說：“您應該少看書，看書久了也會傷神，不利於養病。”
她說：“我們這種人幾天不看書，會活得找不著北的，是不？”
我不禁地笑了。
她居然向我伸出一隻手，我明白是在要袋裏的書，遂勸道：“這幾本書都太厚，還是不留下吧。”
她卻認真地說：“你的作品，並且都帶來了，怎麽可以不留下給我看？我先看，趙勁後看。我從不嫌書厚。”
我隻得將書取出遞給她，而她一一接過，摞在床頭。我覺得，我一走，她就會拿起一本看的。幾本書中有上、下集的《知青》，我向她講起了關於《知青》之創作、播出的一波三折以及引起的討論、爭議。
我問：“文學是人學，您怎麽理解呢？”
她不假思索地說：“人性之學。”
於是我們討論起文學、文化與人與社會之諸關係來。兩張病床之間的布簾被隻手一挑，另一張床上的阿婆欠身向我們望過來。
黃宗英扭頭笑問：“沒影響您吧？”
阿婆笑道：“你們文化人腦殼裏裝的事體可真多。”
一句話使我和宗英老師都笑了。
我認為，歸根結底，文學及文化應引領人性向善，再向善，永遠向善，這種文學對於缺乏宗教信仰的國人尤其重要。
她點頭同意我的看法，隨即說：“我正是這麽一路寫過來的。現在也仍每天寫幾頁。”
這使我驚訝，問：“這裏怎麽寫呢？”
她說：“將那塊硬板墊在膝上寫。”——她的枕下，露出半塊薄薄的合成板。
我說：“會得頸椎病的。”
她說：“反正已經得了，我前不久在《新民晚報》開了專欄。”
我問有沒有報，想看。
她說沒保留報，因為已經出書了。
我說：“那您可得記著讓趙勁給我一本。”
她說：“這就有。”——讓阿姨從小櫃裏給我找出了一本。
這時趙勁提前來了，遞給她一支筆，替我說：“那得給曉聲哥簽上您的名。”
她說：“不用這支筆。”
於是阿姨遞給她一支便攜毛筆。
她出版的新書的書名是《百納衣》，她用便攜毛筆為我簽下了一行字是“曉聲賢弟存念”。我接過一看，笑道：“怎麽弟子又變成了賢弟呢，我和趙勁他們是平輩呀，今後趙勁豈不是不能叫我曉聲哥了？”
她一時孩子般地無措起來，默默地不知如何是好地笑。
趙勁問：“媽你還有手稿沒有？”
她指指窗台。
趙勁便從厚厚一摞報刊中翻找出了幾份手稿，比來比去，最後選中了一份，扭頭對我說：“哥，你就要這份吧！你看這份品相多好，你當然得保存一份我媽的手稿！”
他的話令我心一揪。
當著八十八歲的前輩的我覺得是不可以那麽說的，即使是兒子。我暗暗捅了他一下，轉身看我的“老師”，她卻仍平靜地笑，伸手要那份手稿。接過後，將我的一本書墊在膝上，又寫下了一行字是——“曉聲小友留念”。
落款“宗英阿姨”。
我從沒那麽稱呼過她。在她八十八歲、我六十三歲的那一天，在一家普通醫院的一間普通病房裏，她將“宗英阿姨”四個字連同自己的一份手稿送給了我。
為的是“留念”。
而那一刻我心亦揪亦暖。
她那篇短文的題目是《快樂的我》。
抄如下：
我每天早起，刷牙，洗臉，然後對著大鏡子微笑，露齒大笑。以笑開始新的一天。
我有四樂。
第一樂：自得其樂。我1925年生，好容易活到快八十八歲了。可以讀書、看報，也可以寫寫。最近剛寫完一萬八千字的簡略自傳，還可以勉強自理生活，不簡單啊！我怎麽能不樂呢？
第二樂：相比著樂。我不跟比我強的比，單跟比我差的比，我還沒癡呆。還能自己在室內走走，還能看懂不知說什麽的電視連續劇。還有朋友來和我談五湖四海六大洲的事。我怎能不快樂呢？
第三樂：助人為樂。這道理再明白不過。且從略。
第四樂：超然的快樂。每個人都知道自己呱呱墜地的生日；每個人都算不出自己離開世界的日子。算不出，就不算。超然地活著，快快樂樂地活著。若臨終尚有意識，我要笑著告別人間。
手稿僅一頁半字跡，一字一格，除第二頁有兩處因添句而作了勾線外，無塗改。趙勁小弟說它品相好，果然是的。我一接在手中，立刻看了起來。而“宗英阿姨”也拿起我的一本書翻看。
那時病房裏是極安靜的了。
我看罷，感慨多多。已近中午，灑入病房的陽光更耀眼了。我抬頭望她，見她置身於陽光中，低頭看著我的書，滿頭白髮熠熠生輝，仿佛她本身也在發光。我覺那時的她，美麗極了。
在一家普通醫院的普通雙人病房裏；在連一張小小的足以鋪開稿紙的寫字桌都沒有的環境中；在經常麵對陌生住院人的情況下，她居然能保持良好的心態讀書、寫作，以八十八歲的年齡而言，我覺得她活出了格外令我大起敬意的詩性。
我說：“宗英老師……”
她抬頭看我，笑道：“不打算改叫阿姨嗎？”
我也笑了，表示應該告辭了。
她說：“快開飯了，你倆不走，護士會往外請你倆的。”
趙勁看一眼手錶，驚呼：“哎呀，怎麽十一點半多了！”
我便起身，對她點一下頭。
她也微笑著對我點一下頭。
當我和趙勁走到病房門口，我站住了，不由得回頭望她。
她也正望著我，依然微笑，舉起一隻手，擺了擺。
我說：“以後我會每年都來上海看您。”
她笑了。
我放下果籃，坐在了她旁邊。
她說：“何必還帶水果呢？”
她氣色確實很好，也許因為住院久了，麵容特別白晳，然而嘴唇卻極紅潤，如嬰兒唇。她的頭髮已經全白了，在陽光下白得聖潔。我曾聽翟俊傑說，每次接待客人之前，她必定是要化一番淡妝的。這符合她的待人原則，體現著待人細節和對人的尊敬。然而我看出那日她並沒化妝，以素麵見我，證明她並沒將我視為訪客。她穿的卻並非病服，而是一身完全可以在麵對公眾的場合出現的正式裝。
我說不好意思空手來，也不知她愛吃哪種水果，就隨意選了幾種。
她說她幾乎仍喜歡吃一切水果。
見我放在果籃旁的紙袋裏有幾本厚厚的書，她問：“是你的書嗎？”
我說：“是。已經簽上了名，要送給趙勁。”
她說：“為什麽是送給趙勁的，不是送給我的呢？我比他愛看書。”
我說：“您應該少看書，看書久了也會傷神，不利於養病。”
她說：“我們這種人幾天不看書，會活得找不著北的，是不？”
我不禁地笑了。
她居然向我伸出一隻手，我明白是在要袋裏的書，遂勸道：“這幾本書都太厚，還是不留下吧。”
她卻認真地說：“你的作品，並且都帶來了，怎麽可以不留下給我看？我先看，趙勁後看。我從不嫌書厚。”
我隻得將書取出遞給她，而她一一接過，摞在床頭。我覺得，我一走，她就會拿起一本看的。幾本書中有上、下集的《知青》，我向她講起了關於《知青》之創作、播出的一波三折以及引起的討論、爭議。
我問：“文學是人學，您怎麽理解呢？”
她不假思索地說：“人性之學。”
於是我們討論起文學、文化與人與社會之諸關係來。兩張病床之間的布簾被隻手一挑，另一張床上的阿婆欠身向我們望過來。
黃宗英扭頭笑問：“沒影響您吧？”
阿婆笑道：“你們文化人腦殼裏裝的事體可真多。”
一句話使我和宗英老師都笑了。
我認為，歸根結底，文學及文化應引領人性向善，再向善，永遠向善，這種文學對於缺乏宗教信仰的國人尤其重要。
她點頭同意我的看法，隨即說：“我正是這麽一路寫過來的。現在也仍每天寫幾頁。”
這使我驚訝，問：“這裏怎麽寫呢？”
她說：“將那塊硬板墊在膝上寫。”——她的枕下，露出半塊薄薄的合成板。
我說：“會得頸椎病的。”
她說：“反正已經得了，我前不久在《新民晚報》開了專欄。”
我問有沒有報，想看。
她說沒保留報，因為已經出書了。
我說：“那您可得記著讓趙勁給我一本。”
她說：“這就有。”——讓阿姨從小櫃裏給我找出了一本。
這時趙勁提前來了，遞給她一支筆，替我說：“那得給曉聲哥簽上您的名。”
她說：“不用這支筆。”
於是阿姨遞給她一支便攜毛筆。
她出版的新書的書名是《百納衣》，她用便攜毛筆為我簽下了一行字是“曉聲賢弟存念”。我接過一看，笑道：“怎麽弟子又變成了賢弟呢，我和趙勁他們是平輩呀，今後趙勁豈不是不能叫我曉聲哥了？”
她一時孩子般地無措起來，默默地不知如何是好地笑。
趙勁問：“媽你還有手稿沒有？”
她指指窗台。
趙勁便從厚厚一摞報刊中翻找出了幾份手稿，比來比去，最後選中了一份，扭頭對我說：“哥，你就要這份吧！你看這份品相多好，你當然得保存一份我媽的手稿！”
他的話令我心一揪。
當著八十八歲的前輩的我覺得是不可以那麽說的，即使是兒子。我暗暗捅了他一下，轉身看我的“老師”，她卻仍平靜地笑，伸手要那份手稿。接過後，將我的一本書墊在膝上，又寫下了一行字是——“曉聲小友留念”。
落款“宗英阿姨”。
我從沒那麽稱呼過她。在她八十八歲、我六十三歲的那一天，在一家普通醫院的一間普通病房裏，她將“宗英阿姨”四個字連同自己的一份手稿送給了我。
為的是“留念”。
而那一刻我心亦揪亦暖。
她那篇短文的題目是《快樂的我》。
抄如下：
我每天早起，刷牙，洗臉，然後對著大鏡子微笑，露齒大笑。以笑開始新的一天。
我有四樂。
第一樂：自得其樂。我1925年生，好容易活到快八十八歲了。可以讀書、看報，也可以寫寫。最近剛寫完一萬八千字的簡略自傳，還可以勉強自理生活，不簡單啊！我怎麽能不樂呢？
第二樂：相比著樂。我不跟比我強的比，單跟比我差的比，我還沒癡呆。還能自己在室內走走，還能看懂不知說什麽的電視連續劇。還有朋友來和我談五湖四海六大洲的事。我怎能不快樂呢？
第三樂：助人為樂。這道理再明白不過。且從略。
第四樂：超然的快樂。每個人都知道自己呱呱墜地的生日；每個人都算不出自己離開世界的日子。算不出，就不算。超然地活著，快快樂樂地活著。若臨終尚有意識，我要笑著告別人間。
手稿僅一頁半字跡，一字一格，除第二頁有兩處因添句而作了勾線外，無塗改。趙勁小弟說它品相好，果然是的。我一接在手中，立刻看了起來。而“宗英阿姨”也拿起我的一本書翻看。
那時病房裏是極安靜的了。
我看罷，感慨多多。已近中午，灑入病房的陽光更耀眼了。我抬頭望她，見她置身於陽光中，低頭看著我的書，滿頭白髮熠熠生輝，仿佛她本身也在發光。我覺那時的她，美麗極了。
在一家普通醫院的普通雙人病房裏；在連一張小小的足以鋪開稿紙的寫字桌都沒有的環境中；在經常麵對陌生住院人的情況下，她居然能保持良好的心態讀書、寫作，以八十八歲的年齡而言，我覺得她活出了格外令我大起敬意的詩性。
我說：“宗英老師……”
她抬頭看我，笑道：“不打算改叫阿姨嗎？”
我也笑了，表示應該告辭了。
她說：“快開飯了，你倆不走，護士會往外請你倆的。”
趙勁看一眼手錶，驚呼：“哎呀，怎麽十一點半多了！”
我便起身，對她點一下頭。
她也微笑著對我點一下頭。
當我和趙勁走到病房門口，我站住了，不由得回頭望她。
她也正望著我，依然微笑，舉起一隻手，擺了擺。
我說：“以後我會每年都來上海看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