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婿”也奔出來了，與女兒一左一右將教授攙起，扶進臥室，安頓在床上躺下。
女兒不停地替父親撫胸口。“女婿”站立一旁不知所措。
教授深喘了幾大口氣，蒼白的臉色終於又紅潤了。
他低聲說：“沒事兒，我沒事兒……老毛病了……”
他躺了半個多小時，偽裝出好心情，陪著女兒和“女婿”吃了那頓飯。
女兒心裏的不安卻沒打消。她怕父親夜裏再那麽發作一次，自己應付不了，要求“女婿”住下了。
第二天早晨，教授走出臥室，見女兒和“女婿”在陽台上。女兒坐在竹椅上，“女婿”蹲著，頭側貼在女兒腹部……
女兒悄問：“聽到了什麽？”
“女婿”說：“小東西在叫爸。”
“胡說！”
“現在又開始叫媽了。”
於是女兒笑了。笑得那麽甜蜜、那麽幸福。
教授望著他們的親愛情形，心裏矛盾極了……
婚禮的形式是中外結合的。
教授尋找種種藉口不參加，可女兒一落淚，他臨時改變主意，還是參加了。
他終於又和那個女人見麵了。
相見之際，她是怎樣的尷尬，自不必說。她的頭髮染了、燙了。她臉上還化了妝。教授覺得她更加醜陋了，像一條被包裹了的花色毛蟲。
教授想不明白，會計師，起碼也是大學文化程度。究竟哪幾種原因，使一位退了休的中國知識女性，改變得那麽俗惡、那麽刁蠻、那麽無賴？
親家公不明內情，一個勁兒地和教授近乎，沒話找話地搭訕著說東道西。教授對他內心裏也充滿了厭惡。因為教授知道，倘沒有他在背後起作用，那女人未見得便會輕而易舉地贏了那場官司。
主婚人問：“××小姐，你願意嫁給這位先生，並終生愛他嗎？”
女兒回答：“願意。”
“××先生，你願意娶這位小姐為妻，並終生不背叛她的愛情嗎？”
“願意！”
於是一對新人親吻。
於是賓客們中的年輕人們齊唱《你是我永遠的愛》：
你是我永遠的愛，
因為除了愛你，
我沒有選擇！
你是我永遠的愛，
因為隻有愛你，
我才能真正快樂！
在歌聲中，女兒走向了她的婆婆；女婿走向了教授。
現在，那年輕人的身份，是合法化了。因而“女婿”二字，也不必帶引號了。
教授望著女兒那張秀麗的臉貼向了她婆婆那張漫畫似的臉……
他突然大叫一聲：“不！”——將走到跟前的女婿推開，奔過去，拽住女兒的手轉身便走……
人們一時都蒙了。
女兒一邊掙手一邊說：“爸你這是幹什麽呀？爸你這是幹什麽呀……”
“親家，親家……”
女兒的公公上前阻擋。
“不……”
教授又喊了一聲。
他拖著女兒走了十幾步，倒下了……
“爸爸！爸爸！爸爸你究竟是怎麽了……”
女兒嚇哭了。
教授說：“我……我……我……為什麽要開車門呢……”
其實他想對女兒說的並不是這句話。而是另一句話——他們醜陋。
對女兒、對女婿、對那做了公公的男人和那做了婆婆的女人，對一個被歪曲了的事實，對他已開始反感的社會本身，教授倒下時決定，該諒解還是要諒解。
說完那句話，他的心髒爆裂，就死了……
8. 虛實之間
對於飲酒，我從沒喜歡過，不論何種酒，不論多麽名貴的酒；中國的也罷，外國的也罷。至今，我也無法理解喜歡飲酒的人們飲酒時的快樂。
然而我竟大醉過幾次。那特別痛苦的感受，至今心有餘悸。
一次在1967年，“文革”第二年，我下鄉前一年，冬季裏的一天。我18歲了，已經於1966年初中畢業，但報考哈爾濱師範學院的大理想破滅了。所謂人生理想之於我，在當年，確乎的也就是先成為哈爾濱師範學院的一名學生，三年後成為哈爾濱一所中學的語文老師罷了。那理想之於我不消說是非常理性的。父親身為支援“大三線”建設的建築工人，遠在四川。每月五十幾元工資，最多也隻能寄給家裏40元；而母親和我們五個兒女，僅靠那40元維持生活，日子過得真是不容易啊。何況，考上了大學的哥哥，因家境貧窮，明擺著供不起他讀完大學的，竟於四年前患了精神病，使我家貧窮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了。而我自初一下學期起，由於18平方米的一個小小的破敗的家裏，終日還被患精神病的哥哥鬧騰得幾無片刻安寧，學習成績直線下降，以那等令我羞愧不已的成績考高中是肯定考不上。幸而，從小學到中學，我的語文成績一向是優良，考上哈爾濱師範學院的語文係我還是頗有幾分信心的。受那信心的鼓舞，我在填報考誌願前到師範學院去過幾次。在當年的哈爾濱，師範學院地處郊區，校園不大，五六幢老舊的三層樓而已，主樓也是。我在校園裏獨自“參觀”，想像著以後將成為那裏的一名學生，憂愁之心多少獲得了點兒慰藉。現今的人們也許會說，既然家境貧窮，為什麽還要考師範學院呢？不是已經18歲了嗎？直接參加工作不是能更早地替家庭掙份工資嗎？可在當年，一名初中畢業生居然想要找到一份工作，倘無特別特別硬的後門，則便等於是癡心妄想，連掃馬路或運送垃圾之類的工作，哪怕是臨時的，沒有任何後門可走的人家的孩子，也是休想輪到機會的啊。而我的家，正是一個完全沒有任何後門可走的人家。
所以，考入哈師院，不但是我唯一的理想，而且是我唯一的理性選擇。
記得十分清楚，當年那份報考誌願表有三檔，三檔裏我填的都是哈爾濱師範學院。即使畢業後分配到了郊縣的一所小學那也心滿意足，無怨無悔。在初中畢業後的一年多裏，我因自己都18歲了還不能為家裏掙一分錢，又眼見母親的臉終日愁雲密布，而羞愧難當，心燃急火。我已經扒過樹皮了；我已經撿過煤渣了；我腳上穿的，已是從鄰居收回來的破爛堆裏挑出來的破鞋子了！但樹皮不是錢，煤渣也不是錢，並且不是天天都可以扒到撿到的啊！盡管能為家裏省下幾角錢，但那對於貧窮的生活又有什麽實際的改變意義呢？即使我終日光著腳，根本不穿鞋子，貧窮的日子還不是照樣貧窮嗎？
畢業後那一年半裏，我經常做兩種夢。
一種夢境是撿錢——扭頭四望，前後左右遍地錢。說遍地，也不是多到可以用手捧，而是像收割過的莊稼地，這裏那裏都可望見掉落的麥穗、穀穗與豆莢。我在夢境中撿錢，如同早年農村的孩子在秋收後的莊稼地裏拾麥穗、穀穗或豆莢。也挺奇怪，夢境中地上的錢，從沒出現過一元以上的紙鈔，更多見的是硬幣，壹分的、貳分的、伍分的。當年沒有壹角錢的硬幣。我夢境中也出現過角鈔，壹角的、貳角的、伍角的。出現過貳角錢或伍角錢的時候極少，然而確曾是出現過的。
女兒不停地替父親撫胸口。“女婿”站立一旁不知所措。
教授深喘了幾大口氣，蒼白的臉色終於又紅潤了。
他低聲說：“沒事兒，我沒事兒……老毛病了……”
他躺了半個多小時，偽裝出好心情，陪著女兒和“女婿”吃了那頓飯。
女兒心裏的不安卻沒打消。她怕父親夜裏再那麽發作一次，自己應付不了，要求“女婿”住下了。
第二天早晨，教授走出臥室，見女兒和“女婿”在陽台上。女兒坐在竹椅上，“女婿”蹲著，頭側貼在女兒腹部……
女兒悄問：“聽到了什麽？”
“女婿”說：“小東西在叫爸。”
“胡說！”
“現在又開始叫媽了。”
於是女兒笑了。笑得那麽甜蜜、那麽幸福。
教授望著他們的親愛情形，心裏矛盾極了……
婚禮的形式是中外結合的。
教授尋找種種藉口不參加，可女兒一落淚，他臨時改變主意，還是參加了。
他終於又和那個女人見麵了。
相見之際，她是怎樣的尷尬，自不必說。她的頭髮染了、燙了。她臉上還化了妝。教授覺得她更加醜陋了，像一條被包裹了的花色毛蟲。
教授想不明白，會計師，起碼也是大學文化程度。究竟哪幾種原因，使一位退了休的中國知識女性，改變得那麽俗惡、那麽刁蠻、那麽無賴？
親家公不明內情，一個勁兒地和教授近乎，沒話找話地搭訕著說東道西。教授對他內心裏也充滿了厭惡。因為教授知道，倘沒有他在背後起作用，那女人未見得便會輕而易舉地贏了那場官司。
主婚人問：“××小姐，你願意嫁給這位先生，並終生愛他嗎？”
女兒回答：“願意。”
“××先生，你願意娶這位小姐為妻，並終生不背叛她的愛情嗎？”
“願意！”
於是一對新人親吻。
於是賓客們中的年輕人們齊唱《你是我永遠的愛》：
你是我永遠的愛，
因為除了愛你，
我沒有選擇！
你是我永遠的愛，
因為隻有愛你，
我才能真正快樂！
在歌聲中，女兒走向了她的婆婆；女婿走向了教授。
現在，那年輕人的身份，是合法化了。因而“女婿”二字，也不必帶引號了。
教授望著女兒那張秀麗的臉貼向了她婆婆那張漫畫似的臉……
他突然大叫一聲：“不！”——將走到跟前的女婿推開，奔過去，拽住女兒的手轉身便走……
人們一時都蒙了。
女兒一邊掙手一邊說：“爸你這是幹什麽呀？爸你這是幹什麽呀……”
“親家，親家……”
女兒的公公上前阻擋。
“不……”
教授又喊了一聲。
他拖著女兒走了十幾步，倒下了……
“爸爸！爸爸！爸爸你究竟是怎麽了……”
女兒嚇哭了。
教授說：“我……我……我……為什麽要開車門呢……”
其實他想對女兒說的並不是這句話。而是另一句話——他們醜陋。
對女兒、對女婿、對那做了公公的男人和那做了婆婆的女人，對一個被歪曲了的事實，對他已開始反感的社會本身，教授倒下時決定，該諒解還是要諒解。
說完那句話，他的心髒爆裂，就死了……
8. 虛實之間
對於飲酒，我從沒喜歡過，不論何種酒，不論多麽名貴的酒；中國的也罷，外國的也罷。至今，我也無法理解喜歡飲酒的人們飲酒時的快樂。
然而我竟大醉過幾次。那特別痛苦的感受，至今心有餘悸。
一次在1967年，“文革”第二年，我下鄉前一年，冬季裏的一天。我18歲了，已經於1966年初中畢業，但報考哈爾濱師範學院的大理想破滅了。所謂人生理想之於我，在當年，確乎的也就是先成為哈爾濱師範學院的一名學生，三年後成為哈爾濱一所中學的語文老師罷了。那理想之於我不消說是非常理性的。父親身為支援“大三線”建設的建築工人，遠在四川。每月五十幾元工資，最多也隻能寄給家裏40元；而母親和我們五個兒女，僅靠那40元維持生活，日子過得真是不容易啊。何況，考上了大學的哥哥，因家境貧窮，明擺著供不起他讀完大學的，竟於四年前患了精神病，使我家貧窮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了。而我自初一下學期起，由於18平方米的一個小小的破敗的家裏，終日還被患精神病的哥哥鬧騰得幾無片刻安寧，學習成績直線下降，以那等令我羞愧不已的成績考高中是肯定考不上。幸而，從小學到中學，我的語文成績一向是優良，考上哈爾濱師範學院的語文係我還是頗有幾分信心的。受那信心的鼓舞，我在填報考誌願前到師範學院去過幾次。在當年的哈爾濱，師範學院地處郊區，校園不大，五六幢老舊的三層樓而已，主樓也是。我在校園裏獨自“參觀”，想像著以後將成為那裏的一名學生，憂愁之心多少獲得了點兒慰藉。現今的人們也許會說，既然家境貧窮，為什麽還要考師範學院呢？不是已經18歲了嗎？直接參加工作不是能更早地替家庭掙份工資嗎？可在當年，一名初中畢業生居然想要找到一份工作，倘無特別特別硬的後門，則便等於是癡心妄想，連掃馬路或運送垃圾之類的工作，哪怕是臨時的，沒有任何後門可走的人家的孩子，也是休想輪到機會的啊。而我的家，正是一個完全沒有任何後門可走的人家。
所以，考入哈師院，不但是我唯一的理想，而且是我唯一的理性選擇。
記得十分清楚，當年那份報考誌願表有三檔，三檔裏我填的都是哈爾濱師範學院。即使畢業後分配到了郊縣的一所小學那也心滿意足，無怨無悔。在初中畢業後的一年多裏，我因自己都18歲了還不能為家裏掙一分錢，又眼見母親的臉終日愁雲密布，而羞愧難當，心燃急火。我已經扒過樹皮了；我已經撿過煤渣了；我腳上穿的，已是從鄰居收回來的破爛堆裏挑出來的破鞋子了！但樹皮不是錢，煤渣也不是錢，並且不是天天都可以扒到撿到的啊！盡管能為家裏省下幾角錢，但那對於貧窮的生活又有什麽實際的改變意義呢？即使我終日光著腳，根本不穿鞋子，貧窮的日子還不是照樣貧窮嗎？
畢業後那一年半裏，我經常做兩種夢。
一種夢境是撿錢——扭頭四望，前後左右遍地錢。說遍地，也不是多到可以用手捧，而是像收割過的莊稼地，這裏那裏都可望見掉落的麥穗、穀穗與豆莢。我在夢境中撿錢，如同早年農村的孩子在秋收後的莊稼地裏拾麥穗、穀穗或豆莢。也挺奇怪，夢境中地上的錢，從沒出現過一元以上的紙鈔，更多見的是硬幣，壹分的、貳分的、伍分的。當年沒有壹角錢的硬幣。我夢境中也出現過角鈔，壹角的、貳角的、伍角的。出現過貳角錢或伍角錢的時候極少，然而確曾是出現過的。